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学理想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都崇拜人民生活的“真理”,而且对他们来说,这个真理就是一切价值的标准和为人处世的基础。但是,对“人民的真理”的理解,他们两人并不相同;这种理解的差异就决定了他们的社会观和美学观及其表述上本质的不一致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民性

还在一九六二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写道:“未来俄罗斯的进步命运……取决于如何解决人民问题”(Ⅷ,235页。文中所引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言论均见于三十卷本《陀思耶夫斯基全集》,或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作品全集》,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译者)。一九七六年的《作家日记》中他又重复地讲道:“人民,或者对人民的看法和理解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中,但是在面临的任务、追求的目标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为自己社会理想的实现设计了不同的途径:马克思诉诸科学理性和阶级斗争,陀思妥耶夫斯基寄希望于东正教的道德说教。一百多年来的社会历史贯穿着马克思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社会思想的对立与斗争。今天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真正走到了自己的历史尽头,共产主义成为历史的必然,但是由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飞跃到物质生产的彼岸——人的自由王国,需要人类在灵魂深处完成一场革命,以改变自己的价值目标。正是在这里,显示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积极意义。     

卡夫卡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卡夫卡的思想和创作明显地受到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卡夫卡声称自己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某种血亲关系.卡夫卡的作品弥漫着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或"死屋"的气息,而他笔下的"弱的形象"也颇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小人物"的精神和特征,至于他的怀疑、迷惘、焦虑和探索等,也都能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找到某种精神渊源.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卡夫卡的先行者,但卡夫卡跟随这位先行者,却走出了完全属于自己的路.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中国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中国人民十分熟悉和喜爱的俄国作家。他的小说基本上都译成了中文,其中大部分有两种以上中译本。一些最优秀的作品,则有多种译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作为“为人生”的作品受到我国文学界重视的。正如鲁迅1932年在他翻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竖琴》的前记中所说:“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这一种思想,在大约20年前即与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现实主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十九世纪最有世界影响的俄罗斯作家之一。他生前命运坎坷,身后荣膺桂冠。他的创作善于窥探人们心灵的奥秘,为读者打开了一个独特而又陌生的艺术世界。围绕着他的创作思想和艺术方法,一个多世纪以来评论界众说纷纭。在不同的批评家笔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推崇者颂扬备至,贬斥者各执一隅。种种意见,显示出按研究者所需来解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倾向。这些评论的共同缺憾,就是在方法论上对这位作家的艺术整体进行人为的剥离,作静态的分析,然后以局部取代整体。没有看到陀氏的创作思想和艺术方法是互相联系的,是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是与他所处的时代密不可分的,因而不能穷尽对这位复杂的作家的认识。如果我们从整体艺术观念出发,用多维联系的思想方法,去解剖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许可以对这位聚讼百载的作家,做出一个较为客观的评价。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现代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包含着许多后来在现代小说中得到充分发展的艺术因素，此文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融杂多为一体的风格、心理分析的内容、淡化因果情节的结构与现代小说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它们的相似和相异之处，着重比较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自我意识的形式描写与意识流小说形式的联系、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人物的孤独与存在主义选择的异曲同工，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现代小说精神之父的轮廓大致描绘出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

德米特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扎通斯基是苏联著名文艺学家、批评家、乌克兰科学院通讯院士、语文学博士、国际文学评论家协会会员,著有《二十世纪。关于西方文学形式的札记》(1961)、《弗兰兹·卡夫卡和现代主义问题》(1963)、《探索生活的意义。西方现代文学一瞥》(1966)、《长篇小说艺术和二个世纪》(1973)、《艺术的镜子》(1975)、《在我们的时代。一部关于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的著作》(1979)。本文是他在《外国文学》杂志社举行的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为题的座谈会上的发言。原载苏联《外国文学》杂志1981年第1期]     

陀思妥耶夫斯基怎样消解英雄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主人公不是反英雄就是非英雄。他自觉消解英雄的思想根源,在于他空前的也是超前的危机意识和异化意识     

索尔·贝娄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索尔·贝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极为推崇,不仅早年创作直接模仿陀氏小说,在形成"贝娄风格"后,也多方面借鉴陀氏的写作经验.贝娄在受害小人物身上灌注神性,对生存怀有道德焦虑,以及努力揭示人物矛盾心理等都与陀氏的影响不无关系.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创作简表

1821年10、30,(新历11月11日)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基诞生于莫斯科.父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1789—1839)在莫斯科的玛丽贫民医院当医师.母玛丽亚·费多洛夫娜·涅恰耶娃(1800—1837)出身商人家庭.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现代派

作为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一座丰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传统现实主义“离经叛道”,却与西方现代派血脉相通。他反映了那么多现实,却又偏执于表现主观精神,渲泄病态心理和神秘的宗教意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现代派史前内容,应该从他所处的矛盾交错的时代、特殊的个人境遇和精神气质中去寻找造因。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现代派的关系,揭示了一种复杂的精神和文化现象;其创作艺术的现代性与开放性,对研究现代派文学的艺术渊源和现当代西方文学的演变提供了理论依据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与异化

本文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着重从人的自我异化角度展开社会批判，这使他迥异于同时代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而他在探索人的拯救之途时所表现出的热情与迷狂，又使他不同于２０世纪现代主义的冷漠和绝望，介于古典与现代之间。陀氏创作的这种独特，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作为“它者”的世界，二、人的自我异化图景；三、在寻求消除异化的过程中不幸又走向了新的异化。     

试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人道主义的宗教观

宗教,总是以神或被神化了的东西为膜拜的对象,都是与人道主义相对立的“神道主义”。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道主义思想却是在宗教中找到了吻合点和支撑点,他的宗教观反映了他的人道主义,他的人道主义使他更执着于宗教信仰。本文旨在通过对陀氏宗教观的分析,展示其人道主义宗教观的合理内核。马克思以前的许多哲学家用大量的事实论证了宗教起源于人对自然的恐惧和依赖。霍尔巴赫指出,恐惧第一个在地上创造出神,费尔巴哈也说:“人的依赖感是宗教的基础。”如依此言,那么,社会历史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同自然的关系,但人类并     

巴赫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分野

“复调小说”的理论已经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中的权威声调，它的发言者巴赫金也因此与陀氏问题相联系。“复调”的提出，的确是一种理论上崭新的创见，它解释了许多难以统一的矛盾和现象，但这种理论始终无法解释“复调”本身如何达成一种艺术上所必需的统一。巴赫金从“形式的独特性”入手来考察陀氏的作品，指出了作品“复调”存在的面目，但同时他却忘记了作者作为创作主体的统一性，从而割裂了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整一性。所以，尽管“复调小说”的理论具有巨大的影响，“复调”现象被肯定为陀氏创作的基本特色，但其中仍然存在着根本…     

超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

超人诞生在上帝之死后由类是超强之人承担职责的历史空间内。在施蒂纳、尼采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超人(“人神”)做了质疑性思考。(他笔下的)地下室人成长为拉斯柯尔尼科夫可视为思想成熟、要做大事的所谓“超人”之诞生。这种“超人”崇尚力量、超越法则,信奉“一切都是可允许的”。关心幸福、安宁、享受、财富,不关心真理、崇高意义(即尼采笔下的“末人”气象),恰是这种超人的精神追求。他们心中的上帝已死,找不到生存的意义,企图通过世俗功利的分配、靠凯撒的宝剑建构和维持秩序,并试图重建新巴比塔的这种“超人”,必定因此陷入虚无主义。他们是标准的现代犬儒主义者,往往会在“一切都是可允许的”信念中走向疯狂和死亡。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共同的批判性洞见,而不同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超人”却被尼采视为“末人”。     

宗教人本主义视野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继承了俄罗斯文化中既有的宗教人本主义观念,并遵循这一理念解析人的奥秘,因此其创作的基本原则是肯定人的神性,并通过对“自由”概念的解读说明人的形而上存在状态,并试图提出一个最终解决现世之恶的拯救方案。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女性形象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众多女性形象中有“天使”，也有“妖女”，不同的是，他笔下的“天使”拿起了手中的武器，而妖女却从另一个层面显示其“独特的魅力”。因此，在塑造女性形象时，他继承了“天使”与“妖女”的二重模式，又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这一模式。     

陀思妥耶夫斯基复活主题的叙述形式

家人离世和濒临死亡的经历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产生了复活的渴望。尼·费奥多罗夫提出的复活事业的哲学也坚定了他的复活信仰。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信仰复活,其作品也蕴含着精神复活的主题。“消失的”时间、内视角、简练的景物描写和“复活的”自然等共同建构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复活主题。“消失的”时间强化了小说的精神氛围,内视角展现人物内心的细微变化,概括的景物描写和“复活的”自然描写弱化了小说的现实感,也突出了自然的宗教功能和主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