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要素整合视角下资本下乡的路径转变——基于山东东平县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实证研究

资本下乡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客观需求。当前以政府资本支持和引导工商资本下乡,实现的是"资本主导的外生型要素整合"。这一路径促进了农业发展,但也给农民和农村发展带来了社会、经济上的负面效应。因此要发挥土地在要素整合中的主导作用,转向"土地主导的内生型要素整合"新路径,用土地要素引导资本有序进入乡村,将农民在资本下乡中的主体地位落到实处。山东东平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案例从实践上证实了这一新路径的可行性。为此,需要从鼓励和引导发展土地股份合作社,协调和整合使用农业发展相关项目资金,搭建类似"农超对接"的合作社—企业对接平台等方面推动资本下乡路径转变,实现农业生产要素整合的"土地主导",加强农民利益保护,实现农业、农民、农村同步发展。     

资本下乡中利益冲突的类型及发生机理研究

工商资本大规模下乡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资本下乡中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利益冲突,主要集中在土地流转、生产经营和收益分配等三个环节,根源在于分配规则模糊性。界定新增利益的明晰规则缺乏,为强势群体策略性分配利益提供了行为空间;基层政府和下乡资本更易结盟以合谋利益,农民利益严重受损;抗争成为农民的理性选择,利益冲突愈演愈烈。利益冲突的有效治理有赖于促进规则系统与资本下乡的有效调适,明晰规则以压缩策略性分配的行为空间,减少基层政府对资本下乡的过度干预,重构激励体系以瓦解谋利联盟,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以改变博弈势力结构,构建制度化维权机制以实现动态治理等。     

资本下乡的双重效应及对负面影响的矫正路径

资本下乡经营现代农业有利于解决我国现代农业发展中谁来种地、怎么种地、人去哪里、钱从何来、如何提高农业技术等一系列难题,可以促进农业企业化、社会化和产业化经营。同时,我国资本下乡也会导致出现危害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对失地农民产生挤出效应等一些负面效应,需要通过规范工商资本下乡行为、建立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引导工商资本参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乡村振兴战略、投资现代新型农业等基本路径,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     

耕地流转制度的缺憾及其创新路径

耕地流转的内在机理是:农业比较利益低下引发农民职业分化;农民职业分化引发潜在耕地流转市场形成;合理的制度安排是推动潜在耕地流转市场向现实耕地流转市场转化的重要条件。耕地流转的制度缺憾在于:耕地产权制度、户籍管理制度及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阻碍耕地有效供给;农业财政投入制度、农村金融制度及农民教育培训制度的不完善阻碍耕地有效需求;耕地交易市场制度及相关非正式制度的不完善既阻碍耕地有效供给也阻碍耕地有效需求。实现耕地有效流转的路径在于相关制度安排的创新和完善。     

交易成本视角下农地流转的机制分析

农地集体所有制并非农地流转和集中及规模经营的制度性障碍,制约农地流转以及农业规模经营形成的障碍是农地流转市场的"低市场性"。事实上,中国尚未建成农地流转市场。这意味着出租方农民和承租方农民在农地流转中都面临着高昂的"交易成本"以及相关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才是制约农地流转的主要障碍。在我国,农业生产方式变革的时代已经到来。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农地的流转和集中、农业的规模经营成为可能。然而,农地的严重"细碎化"以及我国现在农业生产的根本特征都制约着农地的流转和集中、农业的规模经营以及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只有破除农民在交易中的既有约束,降低农地流转中的交易成本、风险及未来的不确定性,才能使大规模的农地流转成为可能。而这一进程能否顺利推进,需要农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这也是解决"三农"问题以及发展现代农业的根本出路所在。     

新常态下促进农民增收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促进农民增收的外部环境与内在条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面临政府行为不当造成不利影响、农民土地增值收益受损、农民流动受阻、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和人力资本弱化等新困境。经济新常态下,政府、资本、农民都应主动适应新常态,举全力、凝合力以促进农民增收。政府应切实践行"慷慨对待农民"的理念,大力扶持农民合作社,深化农地产权和农业经营制度改革,构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新机制;资本下乡过程中应充分保障农民的合法利益;农民应主动强化自身技能、夯实增收之基。     

制约农地流转效率提升的因素研究——基于安徽省两镇农地流转的典型调查分析

通过对安徽两个典型乡镇的调研,发现当前农地流转率虽然较高,但流转效率较低。制约当前农地流转效率提升的不仅有来自农户"乡土"情结等微观方面因素,还有基层政府引导力度不够等宏观因素。农地实现有效流转关键在于土地流转应契合中国农业现代化,与农业现代化的终极目标保持一致,在于土地产权分解科学可行,在于与城镇化保持同步发展,在于对城郊镇与非城郊镇的土地流转实现分类指导。     

简论人才下乡

为了如期完成《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提出的扶贫要求,各地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变救济式扶贫为开发式扶贫,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方兴未艾,工作队员下乡,包帮扶队员下乡以及工农共建等多种扶贫形式百花齐放。这些活动的开展,对提高农民素质,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得到了农民的普遍欢迎。纵观下乡大潮,无论是科技、文化、卫生下乡,还是工作队员、包帮扶队员下乡,其实质都是人才下乡。分析我国国情及农村发展现状,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切实提高农民素质,使其从根本上脱贫,使我国农业走上可持续发展的…     

转型期农村因地而生的社会冲突及其治理

正一、农村因地而生的冲突现象及演化机理随着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出台,农村土地经营成本不断下降,土地的"含金量"(即因地而生的权利)上涨,农民逐渐看到了土地的"资本"和"权利"属性及土地巨大的升值空间,因而十分珍惜手中的土地。与此同时,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加快推进,土地供求矛盾日益突出,农地成为农户、乡镇政府、土地需求者多方争夺的对象,因此而引发的冲突不断。在土地经营权流转过程中,忽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不规范的操作成为引发冲突的主要因素。     

农村集体土地流转中的法律保障机制研究

农村土地流转是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发展,以及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也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探讨农村集体土地流转以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所涉及的最本质的内容是界定承包方对农地的"处分权".中国现有法律对这种"处分权"的限制有利于深层次了解土地流转制度之外所涉及到的社会问题.在土地流转中,对于农地的保护、农民生产资料的保护,特别是农民长远福利的保障是现在研究土地流转问题的着眼点.并在此基础上界定政府在土地流转中的角色和监管责任.     

后税费时期农地流转制度改革探析

取消农业税步入后税费时期以来,我国农地流转问题呈现新的变化态势。在农地流转的理论与实践探讨中,仍然纠结于政府干预强与弱、流转时期长与短、经营规模大与小和流转方式主动与被动的两难选择,致使农业发展始终难以走出低效困境。解决制约农地流转瓶颈,需要突破产权主体多重约束,确立农民利益主体产权结构;挣脱"长久不变"不确定性束缚,让农地"承包权"物权化落到实处;改变狭隘农业经营观,让农民合理选择适宜经营规模;纠正政府对流转管理的过度与不足行为,让政府宏观管好与市场微观放活有效结合。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若干问题研究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合理配置农地资源,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化农业的重要条件.但长期以来,由于农地产权制度固有的缺陷、农业比较收益较低和我国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内卷化"等因素,严重制约了农村土地流转的进程.同时,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还存在侵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违背农民意愿强制或诱导流转、土地流转规范化程度低,以及流转土地的"非粮化、非农化"现象等不客忽视的问题,影响了土地流转的健康发展.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才能保证土地流转的稳步推进.     

经济新常态下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新特征与思路调适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土地经营权流转在新型城镇化持续发展、农业农村投资潜力巨大、国家政策仍大力支持农业农村发展以及可预期的制度改革下,将呈加速之势,但需要高度重视强势群体和工商资本介入与农民长期利益保护的挑战,防止过分追求土地流转速度和规模的倾向,土地大规模集中流转与非粮化、非农化的风险,土地利用短期化与环境质量的矛盾,基础设施建设方式与土地变化的矛盾。新常态下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必须要更加注重以放活土地经营权为核心、以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能力为前提、以适度规模经营为指向、以高度重视农民利益保护为根本。     

土地流转与农户家计:两种流转模式的比较——基于江西省T村的实证调查

已经严重分化的农户及其对土地程度不同的依赖和存有差异的流转意愿是任何形式的土地流转在农村推行的社会基础,再考虑到这些农户在我国宏观结构中的弱势地位,农户家计就为土地流转划定了应然限度.资本下乡流转由于其自身特性在实施过程中往往会对绝大多数农户的家计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在过密型农业仍将长期维续的前提下,对于这种流转模式必须谨慎对待.而完全出于自愿并使流转双方互利共赢的农户自发流转与大部分农户家计的要求较适应,对于这种农户智慧创造的制度创新应该给予足够的尊重和重视.     

舍近求远：规模农场农机服务模式选择的研究——基于一个下乡资本农场的田野考察

农机社会化服务是我国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高效途径,但是具体选择何种服务模式是值得关注的。为此,文章以农业收割环节为切入点,从农机社会化服务模式选择的角度探讨乡土社会是如何影响下乡资本的经营逻辑。研究发现,购买本地农机服务不失为是下乡资本嵌入乡土社会的理性选择,但下乡资本相对于乡村社会结构的外生性以及本地农机手内外有别的行为逻辑,致使出现组织、成本和监督等用机困境。而跨区农机手凭借对乡土社会关系的处理和利用,使下乡资本成功摆脱了用机困境。由此可见,农机社会化服务模式的选择绝非按照经济学所预设“有求必应”的理想路径运行,其背后受到乡土社会的形塑。因此,乡土性始终是下乡资本有效经营的底色所在。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路径

推进新型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必须重新思考"三农"问题,把当前面临的新问题放在新型城镇化的视角下去审视和谋划,围绕农业不断增效、农村加快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这一中心任务,切实把推进新型城镇化与解决"新三农"(现代农村、现代农业与现代农民)问题结合在一起统筹考虑,科学协调加以推进,从根本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努力实现"百姓富、生态美"有机统一。     

农地流转、规模化进程中的农地制度创新研究

在目前农地制度的框架下,农业与非农产业的边际效益悬殊仅使农地流转成为可能,农地的流转收益低以及农地的保障功能较重严重地束缚着农地的流转,农地的规模化、产业化、现代化经营仍不可能得到实现。农地制度一定要重新安排。"股权农地+保障农地"的农地制度创新可提高农民农地的流转收益同时又能兼顾农地的保障功能,这样,农民流转农地的经济驱动力加强了,也没有了土地流转的后顾之忧,农地流转、农地规模化经营可顺利进行。     

农民增收:地权稳定抑或土地流转?——基于对漳浦县农地细碎化和农业投入的产出弹性分析

本文根据对漳浦县的调研计量分析了农地细碎化对农业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于传统认识,一定程度的农地细碎化对南方沿海地区农民收入反而有正向影响。其原因在于我国现有的加工贸易型工业化、滚动型城市化使农民的非农化采取了特殊的形式。现有的工业化、城市化模式并没有形成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必要前提,因此,要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农地规模经营,必须从调整现有的工业化、城市化模式入手。目前情况下,加强农村地权稳定性,尊重农民在农村土地流转中的自主权,对于维护农民基本利益具有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加强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建设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推动农业规模经营。     

土地流转、资本兼并与扩大内需

立足于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源性问题——土地问题,关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土地经营权流转问题,分析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意义,主要在于土地、资本、劳动这三个基本生产要素的激活,盘活土地资源,引入非农资本,释放劳动力资源。同时,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要警惕资本兼并问题;要循序渐进,谨慎推进土地流转。     

农村集体土地与小产权房问题研究

小产权房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现象,其产生根源在于二元土地制度。有的学者根据小产权房的现实情况,认为应将小产权房合法化。但小产权房合法化的前提是农村集体土地的自由流转,历史证明,只有土地最终归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兼并"现象才不会发生,才能使农民有一个最终的社会保障。当前农村集体土地自由流转存在法律障碍、农村集体土地还承担着中国近14亿人口的粮食安全问题。故农村集体土地不宜自由流转。农村集体土地自由流转的前提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小产权房合法化只能使城乡结合部极少的农民致富,"致富"农民存在返贫现象,因此,小产仅房不宜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