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写作:个体经验与公共经验的困窘

"非虚构"写作是新世纪文学的一种叙事策略,"非虚构"文本对底层表现出特别的关注,现代化语境下的农村现实和工业浪潮下的打工者阶层的生活与情感是"非虚构"写作着重突显的经验场域。"非虚构"写作着力于寻求个人经验与公共经验的重叠,但并没有解决或消除从个体经验上升为公共经验的叙事机制内在的困窘,从而使其对底层经验的书写仍然流于象征意义上的整体性和表面的真实。     

消极的极致化写作——消费语境中文学艺术的几个审美误区

消费语境中,文学艺术有时过于遵从消费逻辑和欲望的生产与再生产法则,存在一种消极的极致化写作,尤其表现在对暴力、性、丑等的放肆书写和失控叙事上,由此在"暴力美学"、"身体美学"和"丑的美学"等方面陷入审美的误区。这些误区,使当代一些极有才华的作家、艺术家在艺术才华的高超与精神资源的相对贫乏、审美趣味的相对低俗之间形成大的反差。     

叙事性诗歌的语言特征

叙述与叙事不同,这一不同相当于叙事诗歌与叙事性诗歌,后者中的叙事更倾向于叙述,呈现片段性、零散性、异质性、高度概括性等特征。90年代以来诗歌的重要变化在语言形态上就是抒情性语言让位于叙事性语言,形式标志是基本层次及以下范畴词语、陈述句式、对话结构等语言学特征。越是下位范畴的词语,所反映的现实也越具体,陈述句尤其是叙事陈述句的使用,能够使诗人疏离写作的对象,有一种客观理性的视角,这一"近"一"远"的语言特征,在叙事性诗歌中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其特质。对话结构则使诗歌语言保持更持久的动力。     

身份认同与走出“身份”——当代“女性诗歌”话语特征新论

当代女性诗歌的“命名”作为某种话语特征,其表现为身份性的书写,女性诗歌写作关注黑暗意识,通过身体叙事不断消解男权中心话语,并且从终极关怀思考死亡,使得女性诗歌写作超越了自我身份,从而走向了一种更高远的普世写作.     

话语转义与当下的反讽叙事——以20世纪80年代伊沙诗歌为例

海登·怀特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认为"反讽"是话语转义的较高形式,20世纪80年代诗歌发展到以伊沙为代表的反讽叙事诗歌,则体现了日常消费主导文化的后现代的叙事特征,反讽中心主义的叙事写作成为90年代以来消费文化为主导的文化形式,同时也导致了诗体精神的背离。     

“个人化写作”与新时期先锋诗歌批评

"个人化写作"是一个充满张力的命名,也是新时期先锋诗歌批评中不可忽略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词,通过对具体历史文化语境中的"个人化写作"策略的选择和演变流程的梳理,对"个人化写作"的欲望化书写的深刻批判、对"个人化写作"复杂性和差异性的细致剖析,更为深入地解读了新时期以来的先锋诗歌中"个人化写作"的丰富内涵和诗学意义,也由此进一步地探索了先锋诗歌创作与批评的有效途径。     

当代诗歌：走向反讽中心主义

反讽在古今中外的诗歌中一直是一种重要的修辞策略。反叛意识形态立场、颠覆社会既有价值体系,"反讽"同样也成为朦胧诗以来的当下诗歌写作中较重要的话语策略,但是第三代诗中的"口语写作"到了伊沙,反讽发展到话语转义的阶段,这时候的诗歌在诗学形式上是一种重大突破,但是,"反讽"成为一种转义也意味着成为某种中心,潜在着某种危险。反讽话语一方面积极推动当代诗学建构,一方面也呈现了某种写作上的误区,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双向煎熬的神话传奇——评李锐《银城故事》

《银城故事》是李锐的长篇力作,本文主要从李锐写作《银城故事》的姿态出发,探讨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写作姿态?他的思想资源在哪里?在文本中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因此笔者从主题上的反历史、反神话、反宏大叙事等表现作者对个人生命体验与情感的关注。叙事上从反民间角度涉足,表现作者的"双向煎熬"。     

生命的世俗沦陷--"第三代"诗人生命哲学析疑

在20世纪末中国,"第三代"诗歌意味着一场世俗化的诗歌革命.它们集体地认同于后现代的写作策略,结束了神圣诗歌的时期.的确,"第三代"诗歌使诗回到了大众生活.而且,诗歌比以往更自由了.但是,它们不可避免地暴露出"第三代"诗人生命哲学的弱力与苍白.因此,以血、以心的诗歌写作是中国人在新世纪对于他们的期待.     

从“用典”到“复杂互文性”：第三代诗人互文式诗歌的写作策略

朦胧诗退潮之后,第三代诗人创作的诗歌呈现出愈加复杂的互文性景观,这种互文性景观具有独有的写作策略,主要表现在：基于整体性“重写”的反向互文写作,基于语境的“文本节略”书写,以及复杂互文式诗歌基本遵循的“同向互文”原则。这些诗歌写作的策略不仅是一种写法,也可以是一种读法,是中国当代诗学的重要探索实践。     

“个人化写作”的困境与宏大叙事重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个人化写作"曾作为一种对宏大叙事反拨的写作姿态和方式,风起云涌,如今却从喧嚣走向沉寂,面临着危机与困境;而宏大叙事在屡遭病诟中,也并没有解体。通过对"个人化写作"陷入困境的原因分析和宏大叙事的重新审视,认为,"个人化写作"与宏大叙事并非截然对立,在多元并存的文学时代,二者的完美结合,应该是一种理想的写作境界。     

文学史:一种没有走出虚构的叙事文本

国外有不少文学史家,都曾对文学史写作提出了质疑,即他们对通常所认为的文学史能够解释文学审美特点的看法持怀疑态度;国内也有学者对文学史写作的合理性、可能性提出类似的疑问。毋庸置疑,上述思考对人们怎样认识、阐释文学史具有启发意义;然而,他们在思考、讨论中似乎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另一方面,即作为一种叙事策略的文学史写作,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具有真实性和时代性,但与此同时却不能走出主观虚构性的叙事文本。本文所论述的核心内容是文学史写作中的"虚构性"问题,并认为"虚构性"主要是从文学史写作的性质和作家、作品以及文学事件入史的遴选标准等方面凸现出来的。本文运用叙事学中的一些基本理念和方法,以中国现代文学史和美国文学史写作中的某些倾向、特点为例,论证了文学史是一种没有走出"虚构"的叙事文本。     

什么诗歌?谁的社会?——对"诗歌与社会"问题的几点困惑

编者按:"汶川地震诗歌"写作所凸显的文学面对灾难、直面社会现实、担当时代使命的精神,涉及的正是当代文学传统中是否应该表现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等文学正统、文学规范以及如何表现的本质问题,而中国现代诗论中对诗歌"社会意义"的强调又经常与对"艺术追求"的阐述形成二元对立关系.     

关于建构诗歌叙事学的设想

期以来,叙事理论一直忽略了诗歌叙事这一重要领域.有鉴于此,文章中提出了关于研究叙事与诗歌形式之间互动关系的构想,并以讨论迪普莱西的"段位性"术语为出发点,通过对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16章4种英译的个案分析,重点探讨了叙事序列与诗歌文本的相互关系,以及叙事性与段位性之间的相互强化、相互对位、相互抵消的方式.     

古典诗歌的叙事批评论——以诗话为中心

诗话是中国传统诗歌理论的重要存在形态,以往的诗话研究,更注重与诗歌创作、鉴赏、形态等密切相关的"诗言志"、"诗缘情"理论,而忽视了与叙事相关的论述。在中国诗论中,存在着一条关于诗歌叙事的论述线索,且在相关的诗话理论中,对诗歌之"叙"事"有比较丰富的论述。梳理研究有关的论述,对于我们重新认识诗论的整体面貌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自然描写与现代小说的叙事特征

"五四"以后,伴随现代小说观念的转型,自然描写作为现代小说重要的理论要素被提到写作与批评的日程上来,这种追求显著地改变了现代小说的叙事特征。自然描写对现代小说叙事特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自然描写与现代小说的散文化特征,自然描写与现代小说的"散文画"特征,小说叙事以"自然"为结构中心。     

产业化背景下网络文学20年的写作生态嬗变

网络文学产业发展20年来,主要由线上产业、线下出版、IP产业链开发组成,产业化影响了网络写作的范式,改变了写作生态。其直接显现的变化是超长篇小说成为新趋势、类型小说成为新主流、"太监文学"成为新常态、"小白文"成为新风格。而隐性的深刻变化则表现为扁平人物取代圆形人物、直线叙事取代复调叙事、图像语言取代诗意表达、间性写作取代个人书写。     

从互文性看张翎与严歌苓之叙事特征与意义

在华文写作传统与准备条件上一直稍逊于美华文学的加华文学,此前创作大都处于"留学生文学"强大的基调与影响下,现在因为有了张翎为代表的突围式的、异军突起式的叙事表现,不仅表征加华文学近期叙事的突破指向与刻度,使之拥有可与美华文学相媲美的叙事品格与艺术格调,而最重要的是,以张翎叙事的独特性,可以与严歌苓新历史主义叙事特征构成互文式的呼应、阐发与补充,它无疑丰富、丰满了北美华文文学的叙事视野、内涵与手法,增加了作家表现生活与自我的深度、广度与厚度.     

传统诗歌叙事的时空机制及其审美特质

借鉴西方叙事学相关理论,我们不难发现,在传统"通变之谓事"等观念影响下,中国传统诗歌叙事受到时序与因果两大要素左右,文本流转自然,结构谨严。有些诗歌采取古今对照,借助通变叙事以抒写伤感之情,颇具感染力。同时,传统诗歌叙事忌平铺直叙,善于凭时序的"顺逆"及布局的"钩勒"创造跌宕及悬念等叙事效果。另外,时空跳跃及比兴象征则有助于诗歌叙事之"婉曲",由此也形成本土化审美韵致。     

论马华当代诗歌的后现代色彩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马华诗坛发生了新的转向,马华诗人开始走向个人化写作,具有浓厚的后现代色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对日常生活的深入关注、解构性的反神性写作以及"后乌托邦"的想象方式。马华当代诗人脱离西方文本与语境,引进后现代主义话语,把诗歌导入晦涩难懂的灾难性绝境,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马华诗歌的边缘化,使马华当代诗歌陷入了新的发展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