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突围的影响因素与战略选择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启动TTP与TTIP谈判,试图通过推行"贸易保护"对中国进行围堵,而同时"中国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论调也大行其道。当前中国经济下行与"中等收入陷阱"无关。拉动经济重点在扩消费,必须建立扩消费的长效机制,同时要尽量减少政策掣肘。     

“新常态”追问与发展出路的探寻——兼论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

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均面临"新常态"现象,但二者有本质的区别。西方国家的"新常态"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金融资本时代的集中表现。而中国经济"新常态"则是国际资本主义危机和中国自身资本逻辑运动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用社会主义力量克服资本主义矛盾的过程,并以"转型"与"换档"作为标志。与资本主义国家无力克服资本矛盾不同,社会主义中国可以充分发挥制度的优越性,用公有制经济力量和国家政治力量来引导资本、驾驭资本,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开拓经济发展新空间,避免资本扩张悖论在中国发生,探索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路径。     

中国经济转型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文章以经济增长动力因素为主线,以"中等收入陷阱"为出发点,研究了中国经济转型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间的逻辑关系。文章首先结合国家样本和国际经验,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探讨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阐释了经济转型与"中等收入陷阱"之间的内在逻辑,以及中国经济转型的必要性;最后,提出了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需的经济转型路径,包括平衡需求结构、提高生产效率、改善政府治理能力等。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随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国内外对中国是否会掉入"中等收入隐阱"存在不少争议。对巴西、阿根廷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和日本、韩国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比较表明,"中等收入陷阱"实质是一国经济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问题,而收入分配制度是找准效率和公平平衡点的"砝码",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实现十八大提出的"收入倍增计划",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选择。     

“中等收入陷阱”及中国式化解

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当前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目前的研究中一般将人均收入水平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描述为落入了这一陷阱,这种界定本身尚不严谨,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而且用人均收入作为判断标准,没有抓住相关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问题的要害。"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命题的破解要立足中国国情和制度特色,通过培育新的发展动力,以积极应对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遇到的新挑战。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挑战与发展战略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事关中国的发展和民众福祉。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诸多特有的挑战:经济增长动力减弱甚至停滞、财政和信贷过度扩张引发金融潜在风险增加、社会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在增大、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强化。因此,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实施工业转型升级战略,推行自主创新战略,落实资源节约优先战略,深化改革战略。其中,深化改革,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以及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视角与中国对策

马尔萨斯人口陷阱和低水平均衡陷阱既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障碍,又是经济起飞的出发点。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程度和质量。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要在对经济发展理论的系统把握和在经济发展实践的动态变化中认知。应从中国的现实出发,理性处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在政策层面,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引入,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波动的风险研究

世界经济的大波动大致可分为7种类型,即战略失衡型、通货膨胀型、外部冲击型、政治危机型、资产泡沫型、结构陷阱型(结构危机型)和不当应对型。这其中有两点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一是经济大波动或危机类型通常与发展阶段、体制等有关,二是经济大波动很少是某种类型波动或危机的单一体现,相反,多数经济大波动表现出复合型特点。中国经济大波动则存在一种30年长期周期现象,每10年一次的中期波动表现出"3上8下"的规律。"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波动可能呈现以下特征:1.受多重内外因素的影响,2013年前后我国经济可能出现较大的向下波动风险。2."十二五"时期最大的风险是经济失速后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3."十二五"时期可能出现三种波动风险类型的叠加效应。要避免多种类型风险叠加,避免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最根本的选择是改变发展模式,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发展方式的根本改变。     

中国和平崛起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2017年中国GNI达8863美元,估测2028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赶超美国,2023年中国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水平发展阶段。中国和平崛起筑圆中国梦,使中国实现"弱中国"向"强中国"演变,但这也引起对中国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担忧。研究表明,中国没有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战略意图、行动基因、思维范式,其原因在于:中国始终秉承和平崛起的国家发展战略,中国和平崛起需凝心聚力解决国内重大发展问题,中国践行"利益共融"全球治理理念和坚持互利共赢、和衷共济的国家意志,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实现"中国梦"和"世纪梦"伟大实践的典范。"强中国"演变提高了中国规避"修昔底德陷阱"风险的能力,合作博弈新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正加快形成,中国在新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实现与超级大国之间利益平衡,这些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使中国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贫富差距与“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相关性分析及战略对策

“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经济增长问题.2010年,中国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进入向发达经济体发展的风险积聚和高发期,分析结果表明,“中等收入陷阱”与贫富差距关系密切.中国要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方面应通过缩小贫富差距来提高经济发展动力系统的效率,另一方面应通过强化政府职能来降低收入分配引发的阻力风险.     

“中等收入陷阱”在中国存在吗?——人口红利与技术进步的视角

进入新常态后,很多学者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现象与"中等收入陷阱"联系起来,但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性仍备受争议。从概念严谨性的争议和统计研究结论的分歧两条线索梳理不同观点,可将统计研究的意见分歧来源归纳为统计维度、观测时距、收入区间的界定模糊。具体而言,仅从截面和时序的统计维度考察或者将观测时距定义在较短时期内,研究结论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存在的,反之亦然;"中等"是泛指的收入区间,用来引导经济学概念容易致使判别差异。中等收入陷阱一般的学理依据是人口和技术红利枯竭,从这两个视角论述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依据是否成立,可以发现:将工资上涨作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充分条件缺乏实践证据,是对刘易斯二元模型的过度解读;技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复杂的,技术红利枯竭并不能成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充分条件。     

改善民生与政府职能的规范化——兼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市场经济条件下,改善民生主要依靠市场,而不能依靠政府超越职能为老百姓多做"好事"。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政府将社会福利搞上去了,而市场化的经济运行方式始终未能建立起来。为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必须高度理性地进行市场化的经济建设,严格执行财政法规,严肃进行预算管理,明确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分清公共服务与公共救助的区别,彻底改变某些公共领域的混乱局面。     

发展陷阱多样性与非均衡大国的应对

从国别和地区经济发展来看,尽管各国各地区生产方式不同,但在工业化、城市化及现代化过程中,一国(或地区)从低收入阶段经过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甚至即便已经进入高收入阶段,其经济增长也会遇到形式各样的"发展陷阱"。经济发展和国民福利提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突破一个又一个"发展陷阱"的过程。中国经济总体发展水平快速提升,但从地区层面看,由于"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中国实际上已陷入三种生产方式下发展陷阱的"多维并存"格局。认清当前中国面临的复杂经济形势,对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实证分析与政策建议——基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视角

2010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4260美元,步入世界银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进入一个只有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新阶段。我国长期粗放型发展,造成需求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矫正结构失衡是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突破口和关键点。对我国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型升级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提高居民消费率、城镇化率和现代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能够拉动经济增长,而基尼系数则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因此,必须通过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来推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最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十二五"经济转型的必然性和动力机制

"十二五"时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文章分析了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失衡性挑战,明确了未来"民富优先、消费支撑、创新驱动、开放转型"的发展方向,提出了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推动中国经济实现二次转型的对策思路.     

如何避免像拉美国家一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拉美国家在过去若干年中,因推行了"华盛顿共识"政策而陷入了国际公认的"停滞的二十年",拉美国家也由此成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阿根廷更是经常被媒体引证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失败案例。当然拉美国家也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即查韦斯领导的委内瑞拉。当前中国面临的许多问题如国企改革、城镇化、贫富差距等,同查韦斯执政时面临的情况相似,查韦斯倡导的新增长方式,以及重视国有经济等政策,极大改善了大多数民众的生活并深得拥护,其改革经验对中国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等收入陷阱：命题真伪与问题实质

中等收入陷阱一直是备受关注又饱受争议的重要问题,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难以回避的重大课题。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发展中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阶段难以逃脱的宿命,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也是一个遮掩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失败真相的理论陷阱。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澄清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真伪,洞察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的缺陷,揭示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有助于认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巨大危害。抵制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以新发展理念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统筹发展与安全、构建新发展格局,是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国家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根源:要素短缺还是制度束缚?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不仅攸关中国经济的未来,也是众多发展中国家难以回避的挑战。已有的研究主要基于两种理论视角:新古典视角与制度分析视角。新古典视角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生产要素,"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根源在于支撑增长的核心要素不足。这一解释略显褊狭与静态,无助于理解当前面临的困局和启发改革的思路。制度分析视角则主张,经济绩效与要素供给最终都受制度安排驱动。因此,"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本质是"制度陷阱",支撑前期高速增长的经济社会制度,在之后却成为进一步发展的束缚。从制度分析的"路径依赖"视角解读现阶段增长趋缓的问题,则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须进一步进行制度改革。     

“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新特征

本文讨论了中国在"十二五"时期经济增长所面临的新特征和新挑战。首先,中国处于典型的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着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更高要求。其次,跨越刘易斯转折点之后,中国普通劳动者工资增长加速并将持续,改变了生产要素禀赋结构,提出了加快向生产率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第三,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推动以农民工市民化为特征的城市化以及扩大消费,中国可以继续保持其竞争力。最后,本文从改善收入分配、中西部地区发展、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金融政策研究

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2010年中国已步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正在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然而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亦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鉴于金融与经济的强相关性,金融体系的完善与否对一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在分析金融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作用机理和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诸多金融体系障碍的基础上,提出了从金融组织体系、金融市场体系、金融调控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四个方面完善我国金融体系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