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话》对左翼文学的吸收与改写

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红色的年代”,知识分子纷纷“左转”,“以俄为师”加快了文学与革命的结合、文学思潮与社会运动的一致。40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吸收左翼文学的党性、阶级性的同时,也在改写着左翼文学的自由性、松散性,确立工农兵文学的主导地位。     

现代小说男性知识分子形象的文学性弱化

男性知识分子是中国文学中的重要描写对象,其形象的晦暗色彩与悲凉基调,由明清小说至现代小说,随着社会变迁与文化发展而逐渐增强。现代小说中男性知识分子形象的文学性弱化主要在体现思想上的怀疑与空想、精神上的苦闷与彷徨、身体上的疲惫与衰弱、身份上的没落与尴尬等四个方面,其产生的原因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知识分子的生存艰难和精神困境以及作家对知识分子责任和使命的探索密切相关。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文学与20世纪30-40年代的左翼文学,其所批评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男性知识分子的精神退化或道德堕落,直接影响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与建国后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塑造,知识分子形象的弱化因此而具有了文学性与政治性相互交织的色彩。     

阶级斗争理论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

阶级斗争理论于1920年代传入中国后,为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和1940年代的延安文艺运动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并成为建国后高歌猛进或急风暴雨般的文艺运动和红色经典文学的理论指南,回望阶级斗争理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复杂关系,育助于我们今天对20世纪上半叶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革命文学作出历史的评价和思考。     

中国“左翼”运动与延安红色文艺

中国左翼文学生成于20世纪"红色30年代"的国际背景之下,早期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瞿秋白和德高望重的大作家鲁迅先生等诸多文化先驱对苏联文学理论的翻译传播壮大了左翼文艺运动的力量。40年代的延安红色文艺直接师承左翼运动,左翼运动为延安红色文艺至少准备了四笔财富:(1)准备了理论基础,例如"阶级斗争理论"、文艺的阶级性、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武器"等;(2)革命文学创作经验,例如较好地处理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较好地解决了文学大众化的问题等;(3)红色文艺的领导干部和文艺家队伍,例如周扬、丁玲、萧军等;(4)作家主体意识,例如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等。延安红色文艺思想理论的形成有效地吸纳了前三笔财富,而对第四笔则作了有效的规范,此后,在相当长的年代里作家主体消解在社会主体"工农兵"之中。其间所发生的无数次文艺运动,都与这笔财富被规范有关。     

繁荣背后:英国新左翼对二战后福利资本主义的批判

英国新左翼运动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发展于60年代,70年代末逐渐式微。英国新左翼思想家对二战后的福利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入剖析和批判。首先,英国社会阶级界限更加分明,形成自我分化的社会,社会价值理念趋向物质化。第二,消费资本主义和"丰裕社会"带来的繁荣只是一种幻象,繁荣背后存在着公共投入和私人投入的严重失衡,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结构性缺陷,消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统治了英国。第三,为"福利资本主义"辩护的"现代化"和"共识政治",前者的实质是以改善低效、促进社会进步之名掩盖真正的社会矛盾;后者旨在营造出民主政治的假象以稳定资本主义制度。第四,以自由和理性为名的功利的人文科学,培养出冷漠、功利和因循守旧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必须觉醒,自觉承担起改变世界的责任。     

从激进到保守:20世纪美国纽约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

纽约知识分子是20世纪美国的一群重要的作家和文学批评家.作为群体的纽约知识分子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反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是他们共同的政治思想起点.但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国内、国际政治局势以及纽约知识分子自身地位的变化,他们的思想逐渐失去激进性,其中的一些知识分子成了美国新保守主义运动的重要力量,只有少数人还在坚持社会主义理想.     

左翼文学与20世纪30年代商业文化语境

商业化的上海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思潮的滋生地,左翼文学思潮的兴起与上海三十年代初文学商业化趋势有密切关系.借助上海成熟的文化市场、商业化的生产传播方式,左翼文学在短时间、大范围内扩大了自己的影响,蔚成大观.30年代以后,一方面文学审美风尚的变迁,读者对此类作品的需求减弱;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加强图书审查制度,大大压缩了左翼文学的生存空间,种种因素导致左翼文学从创作到出版的式微.     

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左翼精神”

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文学知识分子现实战斗精神的复活,出现了一股十分强劲的"新左翼文学"思潮。"新左翼文学"的最为突出的方面,便是以对社会现实的见证与批判为核心的"新左翼精神"。但在同时,历史哲学的匮乏与阙如也成了"新左翼文学"的内在问题。特别是在今天这样的"后革命时代",是否需要和应该建立怎样的历史哲学是我们整个文学界和思想文化界所面临的巨大课题。     

郑伯奇：左翼戏剧运动的先驱者——从“上海艺术剧社”谈起

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郑伯奇是作为资深创造社作家和批评家投身左翼文化运动。为了加强文学对于民众的宣传和鼓动,郑伯奇借助革命文学的背景,率先开始了他的左翼戏剧活动。郑伯奇的《中国戏剧运动的进路》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左翼戏剧运动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上海艺术剧社和此后整个左翼剧运的行动指南。因此,郑伯奇及其《中国戏剧运动的进路》对于了解艺术剧社的戏剧主张,以及剧社在我国左翼戏剧理论建设方面的重要贡献,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20世纪中国文学界之佛教文学研究

"佛教文学"是现代学者将各种零散偶然的并不一定有内在联系的文本整合而成的一种文学形态。这种考古式发掘、阐释与对话同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语境密切相关,在此语境中纵观"佛教文学"研究,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1)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的"佛典译介文学"研究;(2)20世纪初到50年代的"敦煌文学"和敦煌"俗文学"研究;(3)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的"印度文学"研究;(4)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佛教文学"研究。     

左翼文学创作中的马雅可夫斯基“情结”

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的外源性成因是前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准确地说,左翼文学在历史文化意识、艺术创作理念、主题话语诉求和审美精神气质上更多地受益于马雅可夫斯基及其创作。在作家的创作价值立场或身份认同、角色认定上,左翼作家群体与马雅可夫斯基具有明显的精神契合性;马雅可夫斯基诗作的主题话语是"革命",左翼文学所倡导的"革命文学"亦可视为马雅可夫斯基式"革命"文学的创造性重构;马雅可夫斯基作品的大众化取向是前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现代性信念"的审美转述,从文学大众化中寻求"现代性"精神也是左翼文学的基本创作诉求;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除了雄壮豪迈的主旋律之外,还存在着柔弱感伤的音调",左翼文学在为暴风骤雨的时代倾情歌唱的同时,也留下了知识分子自我"柔弱感伤的音调"的心灵记录。     

90年代以来生态社会主义评析

生态社会主义是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左翼社会思潮。它作为当代西方新社会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结合的产物,反映了当代生态危机的解决与社会主义的必然联系,在90年代日臻成熟。一些左翼理论家认为,生态社会主义“代表了当代西方社会主义的演变方向”,因此,应当对生态社会性主义在90年代的新发展作出恰当的评价     

论左翼文学创作中的“革命农民”形象——以茅盾的“农村三部曲”为核心

"农村三部曲"是茅盾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代表作,也是其运用左翼文学的"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研究和剖析20世纪30年代社会重大问题的成功范例,其中的多多头、老通宝等农民形象的塑造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人物。作为20世纪30年代"革命农民"形象的代表,多多头这一形象所体现的不安于现状的叛逆性和对社会不公的反抗性,成为革命农民进步、觉醒的标志。在"阿Q时代"之后,多多头的"革命意识"和"革命方式"在新的意义上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农村社会和革命农民的"生活的实质"。茅盾没有拔高多多头们的觉悟水平,也没有赋予他们鲜明的政党思想影响,而是有意无意地将多多头的革命原因做了简约模糊的处理。作者在多多头身上看到了阿Q式的流氓无产者的影子。正因为如此,与那些把农民"浪漫蒂克化"的左翼小说相比较,多多头这一形象更能代表左翼文学中农民革命者的历史原形,"农村三部曲"也显示了其在左翼文学创作中的独特存在价值。     

"红色文艺"的困境

"红色文艺"包括20世纪20年代发展起来的"革命文学"、30年代的"左翼文学"、40年代的"延安文艺""十七年文学"以及"文革文学"."红色文艺"的实质是权威政治话语利用文艺对农民、工人、士兵进行鼓动、宣传,发动他们的革命热情和革命意识,即文艺为政治服务.政治权威的主体性置换了作家的主体性,被改造了的作家失去表达内心真...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大众文艺”运动的现代性追求

五四文学革命之后的左翼文学和政治权力斗争形式相结合,提出了迥异于五四文学想像的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建设方案,体现了激进的现代性追求。作为左翼文学重要运动之一的大众文艺,也以实际行动参与了左翼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围绕大众概念的一系列相关问题,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和角色定位,从一个侧面展现了知识分子对于主体理性反思与重建的复杂历程。     

论左翼文学的发难动机与性质界定

左翼文学的发难凸显了其反抗国民党当权派屠杀和压迫的政治倾向与思想立场,其发难成功还受助于"五四"以来文艺效用的强化和工具理性的泛化。左翼文学思潮的兴起,使得中国新文学在思想观念、审美取向、价值观念、叙述方式、艺术体验、精神意向和思维方式上发生了质的变化。左翼文学不仅是一种"过渡",其本身便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中最为活跃和顽强的一股文学力量,它与其他文学形态、文学思潮、文学现象、文学批评一起构建了一个复杂的文学生态圈,进而使得1927-1937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个文学时代。     

政治式写作与三十年代中国文学

一三十年代中国文学，有很鲜明、自觉的主流倾向——左翼文学思潮与运动。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爆发的十年间，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能够像左翼作家那样主宰那个时代的文学理论与创作潮流，哪怕他们在某一方面取得了比左翼作家更大的文学成就。左翼文学的方向，是三十年代文学的主导方向。左翼文学应合着革命实践运动对文学的要求而诞生，又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三十年代得以成长和壮大，其区别于“五四”文学和同时代其他作家文学创作的，是它强烈而鲜明的政治实践品格。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三十年代，左翼…     

中国文化、文学中的“色戒意识”与张爱玲的逆向书写

中国传统道德中的"禁欲主义"经由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的双重阐释积淀为一种"色戒意识"并渗透于传统文学叙事中。这种古老的"禁欲主义"的幽灵虽经"五四"现代启蒙思想的强光照射,却并未消失,而是依旧隐现于新文学的创作中。到了20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笔下,这种传统的"色与戒"的两难更变相为"情爱与革命"的冲突并一直影响到50—70年代的文学叙事。张爱玲的《色.戒》是一个异数,她是以一种"逆向书写"为以往父系意识形态下的"色戒"重新释义。这种"阴性叙事"解构了宏大的革命乌托邦和英雄话语,显示出了别样的审美意蕴。     

左翼文学思潮和世界华文文学

从20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台港、海外的左翼华文文学思潮分别发生于殖民统治、国民党统治、资本主义制度、民族主义国家等各种境遇中,以其丰富多样的形态,构成了台港、海外华文文学传统的重要方面。台港、海外左翼华文文学始终以在野的处境、边缘的地位、民间的生存方式保留、发展了左翼文学的现实批判立场,并在多种思潮并存的局面中避免了政治性预设价值的根本性宰制,其历史经验拓展和加深了人们对作为中国左翼文学思潮理论核心的左翼现实主义的认识。     

对左翼文学的财认识

20世纪30年代,以“左联”为旗帜的左翼文学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下了复杂的一页。“复杂”性之一是就其对中国新民主主义的贡献而言,左翼文学是无愧于历史的,不少左翼作家为革命献出了生命,还有不少左翼作家一直奋斗到社会主义革命,“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