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态秩序危机与结构正义:一种社会学的探索

目前社会心态正成为各界关注的问题。学界也从多种视角对之展开研究,但在基本概念上还是失之含糊。通过拈出意义与情感的维度,我们可以从总体上对社会心态予以诊断,特别是对"心态秩序危机"展开分析。危机产生的直接根源在于基本共识、集体情感及道义调节的缺失,但更为深层的缘由,则是终极现实塌陷和社会结构紧张。化解社会心态问题的出路,还在结构正义,即各类资源分配的正义和利益冲突解决的正义。而在此基础上,社会学应当如何研究一般的精神世界仍然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     

通往“自由人的联合体”：现代性危机的破解方案

自由地生活在共同体之中是人类的本质需求。对于"共同体"与"自由"应当如何取舍,人类历史上经历了从"共同体优先"到"自由优先"的抉择。现代社会的到来是以解构传统共同体为代价的,但现代人并未因此而获得真正的自由,反而陷入共同体与自由双失的"现代性危机"之中。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性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的危机,资本主义是造成现代社会"共同体"与"自由"双双阙如的根源。马克思从实践及其造就的生产关系出发,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实践必然导致社会生产关系异化于人的本质,使共同体成为异化于人且禁锢人类自由的"虚幻"存在。通往"自由人的联合体"需要扬弃私有财产、消灭异化劳动和分工,在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中变革异化的社会关系,从根本上破解由资本带来的现代性危机。     

情之礼化：农民闲暇生活的文化逻辑与心态秩序

闲暇不仅是一种时间状态,而且是一种生活心态。文章从农民的闲暇体验出发,立足乡村社会基础,考察闲暇秩序的生成机制。农民的闲暇体验兼有情感和伦理属性,作为一种能动性的文化实践,闲暇体验镶嵌于“时间消费—社会交往—仪式互动”的闲暇生活结构之中,并依托家庭动力和村庄脉络实现“情之礼化”,构造了富有公共性的闲暇秩序与平和的心态秩序。伴随着农村熟人社会变迁,闲暇体验日益碎片化和空洞化,农民的情感体验逐渐退回到主体精神世界,“情之礼化”机制的断裂导致村庄心态秩序失衡。通过面向闲暇体验的文化治理实现家庭伦理与村庄情理的均衡,是重建农民日常生活秩序的根本之道。     

元身份的政治寓意与共同体建设——近代中国共同体解构与重构的过程逻辑

"元身份"作为一种以自我认知为起点的符号载体,包含着主体间的"爱""法律"及"价值"等承认形式,由此所构成的意义体系奠定了共同体不同层面的关联。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脉络中,中华民国的政治合法性建立在"国民"作为一种元身份的基础上,伴着"国民"身份与"子民"身份之间的斗争、妥协及其变异,社会共同体的不同层次呈现出了复杂的张力关系,由此也决定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最终走向。在国家主导的身份实践中,社会共同体的建设是一个多层次的意义交换过程,历史与当下、情感与法律、政治与道德获得了双向的意义交流机会。只有当社会共同体的不同层次形成一种共享的意义结构之后,其主体性才能够得以生成,个体才可以获得必要的意义空间。这也正是现代国家通过元身份建设社会共同体的内在逻辑。     

从网络狂欢看互联网时代的个人、共同体与社会

"网络狂欢"已成为互联网时代社会成员的"第二生活",网络狂欢现象也显现为网络社会生活的重要景观。在以网络事件、网络流行语等为核心凝聚纽带的网络狂欢中,人们聚到一起,享受狂欢活动带来的群体同在感与共同感,形成网络狂欢共同体。包括狂欢共同体在内的诸多网络共同体的出现反映了互联网时代社会成员的共同体需求,反映了个人与共同体密不可分的相互依存关系,是在传统共同体逐渐消解的形势下日益原子化个体寻求的网络团结,是风险社会视域中个体群体归属感在网络空间中的显现。同时,这些网络共同体的出现,也反映了互联网时代中共同体对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撑和维系。     

基于网络复杂性与大众化的信息科技创新

科学家共同体会因科学家的声望大小而产生一种被默顿称为“马太效应”的优势累积效应,它会导致科学资源向少数人集中,这就意味着许多“天才”失去了发挥科研特长的平等机会。 显然,“马太效应”不利于科技发展, 然而,信息科技的社会化却为众多科技“天才”们提供了消解“权威结构”的机会。社会的信息化以计算机网络的普及为主要特征。 网络需要统一的规则和相互兼容的技术标准,否则各个局域网、节点就无法链接起来,但是,网络秩序往往并非官方所能主导的,而是“自组织”形成的。在既非完全规则、又非完全随机的分布式网络拓扑空间中, 信息科技的创新力量有着明显的大众化趋势,这一趋势的不断强化将会逐渐消解传统科学家共同体中的“马太效应”。     

抗争性网络集群行为的情感逻辑及其治理

社会结构紧张催生以负面为主的社会情感体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直接导致抗争性网络集群行为的生成和爆发。换言之,抗争主体的情感动员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情感的社会行动者,抗争主体通过"悲情叙事""身份展示""戏谑表达"等情感动员策略,吸引了广大网民的关注和参与,促成了抗争性网络集群行为的迅速生成,但它在生成过程中却产生了"网络空间中的情感暴力""网络抗争诉求的煽情主义"和"网络民粹主义情感"等情感后果。为有效应对和处置抗争性网络集群行为生成所带来的情感后果,加快建设社会结构正义、努力构建合理的"情感规约"以及培育正向情感类型等是值得尝试的情感治理理路。     

试论京派作家的中年心态与个体生命体验

京派作家的自我生命体验与他们的中年心态密不可分。他们体验生死 ,虽然常常感到人生如梦和死的必然 ,但也并不陷入悲观、消极和颓废 ;他们体验性爱和婚恋 ,虽然主张顺从自然 ,可又强调理智对情感的节制     

我国社会道德共同体及其型构策略

按滕尼斯的理解,共同体不仅意味着一群人共同生活,而且意味着这群人在共同生活中形成了休戚与共的亲密关系。精神共同体是共同体的类型之一,道德共同体也是一种精神共同体。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类似于滕尼斯所言的共同体,毛泽东时代的共同体则是"国家主义"的共同体。重构新的社会共同体,尤其是道德共同体,是当前我国社会现实提出的客观要求。当代我国社会道德共同体的特征是:道德人格的平等性、道德信仰的共同性、道德文化的继承性、道德价值的共识性、道德情感的依恋性、道德与幸福的统一性。建构道德共同体的策略主要应包括:建构利益认同机制,夯实道德共同体的利益基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以权力阶层的"道德领导力"增强共同体的凝聚力;发挥民间组织的道德整合作用,提升共同体成员的责任感和道德自治能力;建立各种形式的"学习共同体"以提高共同体成员的"文明性能力"。     

情感社会学的社会分层模式

在情感社会学的视角下,情感并非一种纯粹的生理心理现象,情感体验在不同社会结构中的分布是存在差异的,情感不仅可以作为先赋性的资源,通过代际传承与累积,还能够作为一种资源通过交换与运作从而帮助实现地位获得。情感资源在不同社会阶层中的自我生产,会维持与强化现有的社会分层体系,造成社会不平等关系的再生产,并且潜伏了社会变迁的危机。     

公共环境危机与中国古代伦理

在当前全球化形势下,物质资料生产和消费的恶性膨胀导致了各种层级的公共环境危机,这些危机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幸福感,甚至使千千万万无辜而善良的人们陷入绝境.中国古代伦理中所固有的主张不为外物所役累而情愿过平易恬淡生活、崇尚"藏天下于天下"的天下胸怀、坚持与人与自然万物为善的立场以及仁民爱物的情感价值取向,显然可以帮助当代人消解公共环境危机提供宝贵的思想参考.     

论草根传媒文化中的情感与形象

在针对当代视觉文化的考察中,形象始终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核心命题。草根传媒文化不仅带来了较之从前远为驳杂、丰富的视觉形象,同时也在"形象"与"情感"之间建立起了难以割裂的密切关联。依托网络这一新兴技术平台,草根传媒形象强烈地触动了转型期人们的社会、文化心态,从而与当代人产生了情感上的呼应、沟通与契合。同时,公民在当下情境的特定情感体验,又促使某些视觉形象得到了不断的演绎与凸显,并由此形构了一种耐人寻味的"情感的类型学"。正是形象与情感的互动使人们对转型期社会文化状况的深度开掘成为可能。     

集权式断裂:法国大革命的政治起源

法国大革命是由财政危机、社会冲突引发的,但是如果追根溯源,路易家族追求的国家集权,才是导致大革命的"罪魁祸首"。国家集权消解了贵族和僧侣阶层的权力,将他们变成了只想保住免税特权的"寄生阶层",使得贵族、僧侣与农民之间不再具有相互依赖关系,社会成为散沙;国家集权吞噬了司法系统,使之沦为长官意志的附庸,不但堵塞了依法化解社会冲突的可能渠道,而且让百姓失去了司法信仰,不再尊重法律和程序;国家集权剥夺了知识分子参加政治生活的机会,使其思想变得极度纯真和理想,为暴力革命提供了合法外衣。更重要的是,路易王朝在破坏传统社会组织的同时,却无力承担现代国家所应履行的公共责任。这样的国家必不可免地会激发民众暴烈甚至盲目的反抗。     

公共理性视域下当代道德建构之维:理念、制度与文化

人文启蒙历史情境下生成的公共理性是近现代文明奠基石,其生成逻辑对当前国内道德建构有着重要启示。"人是目的"理念系公共理性之宗旨,共同体信念系"人是目的"社会通约,只有确立共同体信念且生成公共理性交往秩序,传统"差序格局"与"原子式"交往困境才能向普遍信任交往方式转型。转型期政治制度实践必须具备创建良好公共秩序与满足社会道德需求的基本效能,政治共同体只有实现善政优化社会结构公平秩序,才能造就制度信任且为行动者提供优良伦理价值认知图景。大众文化系培植审美意向与道德情感不可疏忽的生活载体,审美艺术之本质是将反思判断力而非感官快适感觉作为艺术准绳,从现实质料及实然性中探求超给定性之意义世界与反思维度,启蒙行动者"自己向自己负起责任"的历史主体意识。     

论转型期中国大众文艺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进入全面转型期。在精神领域,大众文艺的发展不断地消解社会的精英文化情结,这导致了知识分子话语的失落和知识分子角色的边缘化,甚至使知识精英成为市场经济时代的"多余人"。1990年代以来大众文艺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大都以世俗化、平民化的面目出现,其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情感趣味、思想趣味日趋向大众看齐,曾经以"化大众"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精英成为生活中的孤独者或沉沦者。世纪转型期大众文艺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已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他们精神上营养不良,人格萎缩困顿,趣味世俗粗劣,已然丧失了对个人、人类和世界的存在意义的把握,知识精英群体集体陷入沉默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下现实境遇中知识分子角色的尴尬处境。这种状况值得我们深入关注。     

论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的民族群体心态

任何一个民族共同体都由两个"自我"构成,一个是民族共同体的"自我",一个是民族群体的"自我"。在民族共同体的"自我"里机械团结导致的"客我"支配的同质交往占主导地位,在民族群体的"自我"里有机团结导致的"主我"支配的异质交往占主导地位,本文中的民族群体的"自我"是西北少数民族的各个民族共同体"人群聚集"的"杂处"的结果。民族群体的"自我"的日常交往心态表现为:民族性与宗教性结合之外的中立性、民族性与地域性结合之外的超脱性、民族心理倾向性之外的混杂性。群众的作用,直接性、分化性、传递性的作用,实践逻辑的作用是民族群体的"自我"及其心态产生的主要原因。从民族群体心态中,可以看到西北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品格和个人自主活动的发展。     

消费主义批判与消费伦理之建构

作为"消费社会"主导价值观的消费主义是"资本逻辑"的必然.消费主义在深刻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发展态势的同时,也使现代社会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等伦理困境,表征着消费主义的局限性.这一局限性成为消费主义批判的逻辑前提.反思、消解、超越西方的消费主义,自觉地建构"合理的"消费伦理,有助于推进正处于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过渡的当今中国社会"健全的"发展和新型的社会秩序的形成.     

三线建设、现代性嵌入与中国体验——以口述史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以自下而上的视角,在国家叙事与个人口述之间,通过建构三线建设发展阶段中的“工地社会”“类军营社会”与“单位社会”三个理想类型分析现代性嵌入过程中新中国工业发展的微观形态,对普通亲历者另类的现代性体验（中国体验）做出深描。相较于西方现代性深深根植于个体化内核而言,三线建设时期中国西南地区的现代性发展带有鲜明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与集体主义色彩。而另类的现代性体验（中国体验）作为一种集体表征,为亲历者认识当时局势、理解国家政策、产生情感共鸣、形塑身份认同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心理模板与认知框架,并直接促成“三线人”共同体的形成。     

大学生心理危机成因分析及危机干预

近年来,随着高校生源扩招越来越多的适龄青年都有了机会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同时大学生们也不再被视为稀缺的"天之骄子",学习方式的转变、学业压力、情感的变化、人际交往、就业压力等等诸多因素让如今大学生的大学生活更多地承载着理想与现实的冲突。随之而来日益严重的大学生心理危机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如何引导大学生正确地应对危机、保持健康良好的心理状态,已经成为当前大学教育的重要内容。     

个体化与当代中国农村宗教发展

当代中国农村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发展是乡村社会个体化的一种反应。乡村社会个体化为农村宗教发展创造了极好的机会和条件,一些农民通过皈依宗教在信徒之间重新建构一种互助、合作关系,宗教的团体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农村公共生活的消解和缺失。这些被新兴宗教所吸引的农民往往是被市场经济边缘化的群体,与之相反,那些不信教的农民往往可以借助市场化机制来解决他们生活和生产上的互组、合作问题,他们能够较好地适应市场经济。乡村社会个体化还导致了宗教信仰的多元化,在各种新兴宗教的竞争之中,基督教因为提供了更好的"信仰产品"而在宗教市场中占有更大的份额,成为当下农村宗教发展不可小觑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