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鼎革之际杂史编纂探研

面对明清鼎革之际目不暇接的各种事变,一些官员或士人纷纷拿起笔来,或记录亲身经历和见闻,或编辑奏疏、塘报、邸报等官方档案,或对最初的记录进行再加工,或考证史事,或对时事和人物发表评论。这些杂史或记甲申之变、清军南下的暴行及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或记南明史事,或追记万历以来党社活动及党争的历史,或总结明亡及南明速亡的原因,以达到以史经世的目的。由于史料来源不一,这些杂史中往往出现"一事而甲乙互异,一人而彼此夐殊"的情况,又由于作者政见歧异,杂史中对人物、事件的评价也往往悬殊较大。     

资料建设：构建中国当代史学术体系的基石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当代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已成为学界的共同话题。“从群众中搜集史料”,“走向田野与社会”,完善中国当代史资料分类体系,真正实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结合,正是构建中国当代史学术体系的基石,也是史学研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题中应有之义。     

史德的演进及其对中国历史编纂的影响

中国古代史家的"史德"观由最初的"素心"、"公心"与"直笔"、"求真"等,到章学诚"强调慎辨主观与客观,尊重客观,不以主观强加于客观"以及"史德在于心术,心术在于明天人,明天人在于原道,道又折衷于孔子",完成了中国古代史德观念的建构。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史德"观不仅受到传统史学的影响,还深受西方历史文化的影响,出现了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来重新界定和诠释"史德"的新观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当数梁启超、刘掞藜、柳诒徵、李泽刚等。历史编纂学追求的历史真实和历史的善性,都有赖于史学家"史德"、"素心"的涵泳,而历史编纂的语言和技巧表面上看反映的是史学家的"史才",但实质上观照的是史学家的"史德",可以说史家自身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史书编纂之优劣,也更深层次的影响到对历史编纂的理解和全局掌控。     

当务之急:建构体系还是建构知识?

在中国大陆,中国当代史的研究近些年渐渐趋热.除了当代史论文的大量发表和若干专著、回忆录、史料集的出版外,连续性当代史学术出版物的问世,多次国内和国际性研讨会的召开,一些高校历史学专业开设当代史课程,设立当代史研究机构,都显示出其进展的势头和潜力. 当代史距今最近且仍在延伸,许多人是这段历史完整或部分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当下的许多问题又都与这段历史有割不断的关联,受到学界和社会的关注很自然.但是,看上去"热闹"的当代史,目前还附属于中国近现代史学科,是近现代史学科的一个分支,尚未从近现代史范畴中独立出来.     

编纂思想: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研究的关键环节

史学名著的出色成就与史家编纂思想的独创性和合理性密切相关,以往对此却重视不够.今天应当加强对编纂思想的探讨,深入地阐释史家对客观历史进程的理解,史家所要强调和凸显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史家如何根据其确定的编纂思想来进行史著的记述议论和组织安排等.<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历史典籍,其编纂思想的创始价值在于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极其珍贵地记载了中国古代文明前后相承的发展,在历史观上明确总结出"以史为鉴"的思想,在编纂方法上开启了后世"记言家"之先河,同时又有纪事本末体的创意.司马迁的<史记>成为传统史学楷模的重要原因在于其成功地贯彻了"成一家之言"的编纂思想,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五种体裁的相配合,构建了规模宏伟的社会"全史",重视记载"人"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勇于提出对历史和社会问题的独到见解.治史者只有抓住编纂思想这一关键环节,便能成效显著地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并大大增强其思想价值.     

论周谷城世界通史编纂思想及实践与当代"整体史"观和"全球史"观的相关性

作者旨在通过对周谷城世界通史编纂思想和实践与当代“整体史”观和“全球史”观的相关性比较 ,发现其与当代世界通史编纂趋势既相合又相异的两面 ,其价值在于世界通史的编纂上所体现的整体史观念和反对欧洲中心论的立场 ,但同时又存在着对整体史认识上的一些局限性及其在反对欧洲中心论上表现出的不彻底性     

李心传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编纂

南宋一朝,私家修史风气尤盛,当代史撰述迭出,李心传所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为其中之代表作.此书在内容上承续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而专载南宋高宗一朝史事,不仅史料详赡,而且在编撰体例上颇具匠心,既以时叙事,又重视“备其始末”,语言凝练而褒贬自现,饱含着对近世历史的沉思和对现实弊政的反思,体现出强烈的历史忧患意识和历史鉴戒思想,为这一时期历史编纂学之时代特点的集中体现.     

关于当代史编纂体裁的思考

当代史编纂出现了多种体裁，但现有体裁还远不能满足当代史研究多层面、多视角的广泛需要，不能适应当代史内容日益科技化、专业化、复杂化的特点。创造适合现实社会需要和当代史内容新特点的新体裁，实现体裁的多样化，是当代史工作者面临的紧迫任务     

杜大琏《名臣碑传琬琰集》的编纂特点与史学价值

<名臣碑传琬琰集>是南宋学者杜大硅编纂的一部碑传资料汇编,不仅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学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其编纂特点和史学价值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过去的研究者大多从史料学的角度肯定其考史成就,而指摘其编纂体例.今天应该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深入阐发此书的编纂特点和史学价值,进一步丰富中国史学史的内涵.     

《明实录》编纂与明代史学的流变

明朝没有起居注制度,只能临时征集资料修纂实录.明实录编纂所用资料,主要向中央各部与地方征集.地方资料的采集前后有所变化.前期,朝廷直接选派办事进士下各省征集资料;隆庆以后,改由各地提学负责史料征集.地方征集史料一般要设立史料采集机构,严谨者会订立一些采集凡例.万历以后,由于建立了起居注与六科章奏制度,出现了邸报,实录编纂以朝廷积累的史料为主,对征集地方史料的依赖性有所下降.实录实际是帝王编年史,所以政府活动史色彩更为明显,人物的入传是得到政府认可的"忠孝节义"人物,翰林诸官在实录记栽中占了优势.实录记载视野的局限性,正是政府史与民间史、国家史与社会史视野不同之处.嘉靖之前,实录只在皇宫内小范围流传.从嘉靖开始,明实录有所传抄,向外传播.晚明实录的向外传播,促进了当代史纂修的发展.     

论重写历史的三种形态与历史自觉

关于何为"历史"?学界颇具纷争,大体而言,其内涵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人类过去活动过程的本身,二是指对人类过去活动过程的记录与解释。对历史的不同理解会直接影响人们对重写历史的态度。从各家论述考察,重写历史主要包括当代人述前代史、当代人述当代史以及当代人述通史等三种形态。当代人述前代史,体现了前代史的"当代性变化",助力于当代人反观当代史;当代人述当代史,体现了当代史的"历史承继性",助力于后代人重释前代史;当代人述通史,旨在"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助力于当代人反思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及其得失成因。历史是"具体"的,历史著述者重写历史旨在向人们揭示具体历史的变化。如果将历史看作是对过去发生的各种活动的一种不完整叙述,一种满足后人需求的不稳定的文本形式,并不会损害历史的价值与意义。如此讲,并非凸显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无知",也并非呼吁历史学家放弃历史书写,而是提请历史学家提高重写历史的自觉意识,呼吁史学界不断重写历史,这既是历史著述者的时代责任,也是史学界的历史担当。     

古史复原应遵从的史料学原则 ——以大禹治水在豫西晋南说为例

当代考古学对大禹在豫西晋南治水、禹夏地望在黄河中游之说的论证逻辑,是依据二手文献画出来的"图"去索一手考古遗存呈现的"骥"。因依文献所绘之"图"失真,求索方法以及考古认识之"骥"皆有偏差,结果不能成立。此举是用二手史料去牵引和诠释一手证据,颠倒了主证和辅证的关系,违背了史料学的基本原则。上古史的基本历史框架只能从考古和自然等一手史料中重建。二手的文献只有在经过形成过程分析并厘清文献形成背后的立场后,才具有史料价值。透过一手史料的分析亦足以证明,所谓大禹在豫西晋南治水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守经善道与行权合道:儒家经权思想的伦理意蕴

按照传统学术分类,经在四库中居为首位.尊经、释经、明经、守经是经学时代中华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儒家尊经守经,也力主行权达变,守经行权归根到底在于对"道"的探寻和推崇.守死善道揭示了在价值冲突过程中儒家学者守经的价值理性立场;行权合道不仅体现了儒家学者守经的价值理性立场.还体现了在具体情境中权变的工具理性智慧,尤其值得珍视.紧扣儒家的"经"与"权"思想,突出价值冲突中的道德选择和具体情境中的权变智慧,揭秘儒家经权的真谛,对于当代社会的道德心理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国难”之际的政治选择——以《东方杂志》和《国闻周报》的讨论为中心

"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如何应对日本侵略成为国人关注的中心议题。在关于"国难"问题的讨论中,《东方杂志》《国闻周报》分别代表了左翼知识分子的强硬态度和自由知识分子的温和立场。前者要求政府立即进行全面抵抗,以遏制侵略者之野心,挽救民族危亡;后者最初持保守态度,支持国民政府同日本暂时妥协,而当侵略扩大、危机加深之时,亦不得不转向主战立场。两份政论刊物的相关讨论,展现了近代中国知识人在民族危亡之际的家国情怀和艰难选择。     

对陈寅恪史学“真了解”精神与方法的新解读——兼论陈寅恪的“通识”思想

陈寅恪史学"真了解"的精神和方法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以"通识"求得对各种史料价值的"真了解";二是参证各类史料求得对史实的"真了解";三是主张以"通识"求得对社会历史的"真了解"。陈氏能很好做到史学"真了解",在于主张历史研究必须具备"通识",即,从文化和民族的高度来研究中国历史,要坚守中国文化的精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史学思想和实践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开辟了新道路。     

《旧唐书》的编纂特色与历史地位

《旧唐书》是中国古代史学名著之一.长期以来,学界多肯定其史料价值,而指斥其编纂的粗糙.实质上,《旧唐书》历三朝史馆而撰成,已脱离国史、实录的史料形态而成为第一部专门记载唐朝盛衰转变的专著.尤其是,《旧唐书》深层次解读了藩镇割据、宦官专政与唐朝兴亡的关系,多重维度反映了唐代社会生活的面貌,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新趋势,呈现了唐朝与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这些编纂成就实已超越单纯的史料价值而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因而有必要对《旧唐书》的史学价值与历史地位,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重新予以估量,这对于推进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深入,大有裨益.     

论汉代拟骚之作的文体价值

汉代拟骚之作的价值,不在于其本身艺术水平之高下,而在于其文体意义。代拟之作确认了骚体的外部体式,伤悼屈原之作强化了骚体的文体内涵。两类拟骚之作的文体价值在历代《楚辞》总集的编纂中逐渐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乾隆)银川小志》述评

文章对清代第一部志书《银川小志》的作者、编纂目的、编纂体例、付刻与收藏、小志名称、史料价值、著述特色及编纂缺陷进行了述评。     

历代《濂溪志》编纂与濂溪学的传播

从南宋起编纂周敦颐史料的思路基本有四种,少部分刊本接近文人别集式,大部分刊本虽名称各异,实际内容上突破了传统别集体例,涵盖了图、表、谱、传、志等地方志体例,还有一种是有关周子后裔的史料,可通称为'濂溪志'。这些刊本至少有54种,可划作四个版本系统:集系统、志系统、全书系统和遗芳集系统。历代《濂溪志》的编纂提供了濂溪学传播的文献载体,有光明周子思想、继承先贤精神的价值;其丰富的资料性,为周子在宋以后道学思想中占据的优势传播生态位提供了重要抓手;其图文互著的特点,利用视觉传播,生动展示了濂溪学的多样化存在,助益濂溪学在历代的传播。同时《濂溪志》这种以图经志人,以他人之文载人的个人史料编纂范式,为创新个人文集编纂体例提供了可资参校的范本。     

中国近代"发展之学"研究的史料与方法——以民国金融思想史为例

"发展之学"的特殊性在于其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的双重性质.如何选择史料和利用史料是一个重要方法论问题.研究民国金融思想,可以借鉴以思想、理论为纲,以历史顺序为目的思路.后现代史学对于历史研究的贡献,只是在于提醒人们不要过分地陷入主观意识对于"历史真相"的不自觉篡改倾向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