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人类学视域下的新世纪中国影像民族志文化书写

近半个世纪以来,为化解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学民族志所遭遇的“表述危机”应运而生的视觉人类学获得长足发展,作为视觉人类学研究手段和书写文本的影像民族志明确表征民族志书写的“视觉化转向”,成为人类学领域最不可忽视的存在。新世纪中国影像民族志在视觉人类学视域下获得了更为深广的书写品格。文化视野进一步拓展,由“远方”走向“庭前”,关注身边的文化事象,及时承接“回归生活世界”的学术转向;在文化使命上由“文化抢险”和“抢救旧文化遗存”逐渐转向文化书写和文化建构,承担起关照当代民族文化视角,审视文化变迁的轨迹和脉络的功能;在文化表达方面展开人文关怀,对当代多元民族文化的表达和对情感唤起等方面显示出不凡的表现。新世纪中国影像民族志以明晰且具民族化的叙述方式和影像风格,为世界人类学研究提供独特的“中国样本”,为世界影像民族志提供美学范式。     

论人类学的文化撰写

人类学家从事田野调查,描述那里的文化,这就是人类学的文化撰写。文化撰写经历了纪实性的文化表述、阐释意义的“深度描述”到对话/多声道的文化创作的发展过程。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民族志发展的历史阶段,探讨人类学理论对于人类学文化撰写的关注和影响。     

“微时代”与人类学文化批评的理论归趋

以"微时代"为核心的人类学文化批评,重塑了新的叙事类型和理论话语,既再现了由于"微时代"媒介动力所产生的亚文化群体、阶层关系的再生产以及特定权利结构的封闭循环,也回应了图像转型背景下民族志文化表述之"语图互文"机制的发生逻辑。"微时代"媒介技术的播散和渗透,同时也预设了一种"后人类"的转型过渡;在此过程中,人类学作为探究"人"的规定性本质与关怀人类生存境况的学科,其文化批评的功能性不应仅囿于为时代秩序、社会群体的成形提供知识性的参照,更在于去实现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反思性导引。     

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志分析模式的变迁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人类学研究状况的归纳分析，阐明了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和民族志的概念、学科体系及演变历史，并对其不同学派的学术观点及其最新发展态势作出了评价。     

异域文化向本土文化的回归——解释人类学的使命

本文探讨了早期人类学民族志研究方法的特征。指出以异域文化奇观为研究旨趣的写作在现代社会已丧失其价值,人类学必然寻求解释学的策略,以本土文化的重新阐释为其使命。     

文化与文本的复象:格尔茨与民族志“诗学”形态的发生

民族志诗学作为文学与人类学相交叉的理论研究形态,其关注的重点之一就是人类学研究中的诗性要素。自现代人类学研究以来,民族志研究的诗学倾向肇始于克利福德·格尔茨,其文学性首要体现于民族志文本的书写体制之中。它作为田野经验的文本化呈现,既包含着“在场”与“离场”的交错杂糅,也关涉着“观察”与“理解”“表述”与“阐释”之间的缝合。格尔茨认为,从事人类学的文化研究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将“文化”视为“文本”所进行的一种“诗学”或“文学批评”向度上的阅读、分析与反思;而人类学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作为“人学”的文学。在此,民族志作为一种召唤与回忆的拟像之物,通过具身化的方式而对文化的“他者性”勾勒一种复象的真实。     

影像民族志:人类学知识生产过程与实践

影视方法正在更加广泛而深入地运用于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影像民族志不仅仅是纪录、描述文化的载体,也是人类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本文从方法论角度讨论了影像民族志在表达异质性文化方面的独特价值,且进一步阐释了影视或者影像民族志方法在传达默会知识、促进跨文化理解,以及在人类学展开非语言社会行为研究、促进知识的分享和进行社会干预等诸多方面的重要价值与实践。同时,本文也指出影像民族志也只有回应人类学理论发展、参与人类学知识生产,才能制作出真正的"影像民族志"。     

跨学科视域下“文化翻译”评析

文化翻译不是专属于任何一个学科领域和任何一个特定范畴的话语,我们至少可以在翻译研究、民族志研究和后殖民研究中频繁看到它的影子。文化翻译一词出现在翻译研究、民族志研究和后殖民研究中,所表达的内容不尽相同,甚至相距甚远。翻译研究的文化翻译与语言翻译相对,强调翻译过程中文化意义的传达,认为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具有文化塑型的力量。民族志文化翻译基于民族志实践,将考察、表现他族文化的过程视为文本化和翻译的过程。后殖民研究的文化翻译则取翻译原本的"移动"之意,与"文化杂合"、"文化离散"同义,表现后殖民语境中的一种文化生存状态。     

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视域下人类学的 知识生产与文化实践

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自始至终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人类在实践中生产知识、创造文化。传统人类学以遥远的与“欧洲中心文化”具有明显差异性“非西方”的“原始社会”或“土著民族或族群”社会文化研究而著称。伴随研究范式和理论格局的拓新,人类学研究的“田野”不再是纯粹“远方”的“他者社会”,“田野空间”亦从地理空间范畴延伸到文本空间、口述传统及网络虚拟社会空间等非地理空间范畴,人类学者不断游走于“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文化丛林中观他以视自我,运用田野工作和民族志书写来进行着自己的知识生产、文化实践和理论建构。与此同时,人类学者对传统田野工作与民族志书写的真实性、客观性、权威性与科学性进行反思与批判,推动着文化人类学理论范式和工作方式与时俱进,凸显时代特性。     

文化的解释:民族“志”的书写问题

民族志是人类学家通过田野考察后用于书写“异文化”的主要文体,也是现代多元社会中传播不同民族形象的主要媒介.20世纪30年代后,功能主义学派的兴起使得文化研究转向了在社会现实中的功能研究.虽然各自的理论稍有区别,但马林诺夫斯基和德拉克里夫·布朗分别以自己的经典民族志支持了这一观点:他们都对以往文化研究中那种企图追踪、重塑文化历史的真实性产生质疑,而认为人类学的研究应该集中在对现存文化和社会的分析说明.到了格尔兹以后,则又出现了对民族志写作的符号学转向.     

纪录片的文化批评与对影视人类学的重新认识——从电视文献片《发现卓尼》制作前后获得的启发

影视人类学片，也叫民族志电影，是纪录片种类中历史较悠久者，早期西方纪录片中，影视人类学片占有较大比重。但纪录片的文化批评功能，在早期人类学理论的环境下，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随着大众媒体商业化的发展，特别是“解释人类学”理论的出现，影视人类学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相应了的变化。在新的媒体文化环境下，探讨影视人类学的批评性功能和意义，是非常必要的。     

艺术人类学的阐释路径

在对艺术现象展开具体理论言说时,艺术人类学的阐释路径主要呈现出三个基本环节：遵循文化人类学田野方法,参与实践至具体的艺术活动中去,获得直接而完整的审美体验和生活知识;基于文化整体观,对艺术生态作出全面的语境性把握,从而探究艺术活动的文化逻辑和生活特征;以艺术民族志的形式,在关注艺术现象的细节和场景中,使得具体艺术现象得以综合把握和书写。艺术人类学的现实介入力和问题阐发力因此而得到有效实践和彰显。     

关于人类学学科定位的相关问题

基于对人类学的哲学思考——人类学的发展正在经过"肯定—否定—肯定"的指向发展,依据"总体人类学"的学科分类,人类学学科的科学知识既有自然科学的性质也有社会、人文科学的性质;如果必须在科学性质上对其进行分类,总体原则只能是依研究者所研究对象的性质而定。鉴于人类学学科定位的重要性,对"ethnography"与"ethnology"作定性说明很有必要。     

艺术人类学的西方语境与中国实践

艺术人类学无论是作为一种学术流派还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抑或作为一种基本视野和思维背景,它的命名和提出,对于人类学关于艺术的研究起到了弥补性的作用。作为一种现代性话语,艺术人类学是来自英美的学术流派,最初都基本上集中关注遥远的、远古的原始艺术,随着人类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人类学的艺术研究也转向对现实生活的艺术现象的关注。关注特定时空的文化群体,强调参与观察和设身处地的文化体验,通过文化对话和文化体认,以民族志书写方式进行学术思考,以观察—体验—追问—反思的提问方式进行艺术观点的归纳提炼和构建。这样一种学术逻辑,使得中国的艺术人类学实践的多角度展开和多学科切入成为可能。因此,无论是文艺学学科视角的切入还是人类学学科的拓展,艺术人类学在当下中国的实践正日渐表现出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当下意识,越来越凸显出浓厚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的学科素质。     

人类学民族志的方志渊源

我们承认人类学、民族志等概念来自西方的同时,也不应忽视方志学意义的民族志对人类学意义民族志构成的影响和渗透。一方面,方志民族志与人类学民族志共享着“志”的功能,即对资料性的强调;另一方面,方志民族志也影响了人类学民族志田野考察的时间长度和研究深度。     

民俗志范式的反思

民俗志是民俗学研究基础性工作成果的呈现。传统的民俗志写作范式往往使民俗志成为一种记录的资料集合，它缺乏对民俗的进一步阐释和解析，并对民俗主体关注不够。随着人类学等学科对其民族志范式的反思，以及民俗学学科自身的发展，学者们对民俗志范式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和探索。传统民俗志撰写中分类的方法并没有过时，关键是如何进行符合逻辑的分类。主体生活串联式民俗志也许是一个积极的尝试。     

历史深处看法人类学——以法人类学与法史学之联系为视角

法人类学与法史学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二者都重视对文化的研究,但是法人类学侧重于文化的横向比较,关注文化在具体社会中的功能与结构,是一种共时性问题的研究;法史学则从纵向来研究文化发展的过程,是一种历时性问题的研究。我国应构建以规则研究为中心,以法律民族志为方法,以文化反思为目的的法人类学。     

民族志与作为过程的人类学:读英戈尔德在拉德克利夫-布朗讲座上的演讲稿

蒂姆.英戈尔德在"拉德克利夫-布朗讲座"上发展演说,认为人类学不是民族志,或者更精确地说,人类学不等于民族志;人类学不是"研究谁"的学问,而是"和谁研究"的学问。说人类学不是民族志或民族志不等于人类学是个偏激的说法,比较贴切的表述是民族志是人类学的一部分,二者不存在对立,也不能截然分开。民族志和人类学共同构成一个开放的研究过程:一是纵向上运动中的时空连续;一是物质为一端、精神为另一端的"心物"连续。     

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民族志方法探索

音乐人类学民族志是音乐人类学家对“民族志”这一研究方法的跨学科应用。研究者运用民族志方法研究音乐人类学大致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20多年来,许多音乐人类学家纷纷把民族志研究方法应用于音乐人类学的研究,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研究逐渐成熟起来。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研究包括确定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研究对象、作为搜集资料方法的“参与观察”、作为研究成果的音乐人类学民族志报告的撰写等。     

“历史民族志”与“历史的民族志”——民族志实践中的历史之纬

作为新兴的跨学科合作平台,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已渐趋成熟,其依托民族志报告的文本书写,包括两种类型：“历史民族志”和“历史的民族志”,二者的内涵与外延呈现不同的研究取向与价值。此二种写作方式,将历时性与共时性作为交叉的基轴统一纳入文本写作之中,将“过去”与“当下”融入整体的历史予以建构。但“历史民族志”将时间空间化、历史场域化,在历史的时间维度上做田野行走;而“历史的民族志”,更注重将时间维度嵌入空间的延展之中,在当下的田野中把握历史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