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对非农就业农户生计脆弱程度差异性的影响——基于生计资本关系动态变动分析

社会资本在农户非农就业中发挥着重要的经济与社会功能。基于CFPS2018年的微观数据,主要分析社会资本对于不同生计脆弱程度非农就业农户的差异性影响,并重点探讨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关系的动态变动。结果表明：(1)社会资本可以显著降低非农就业农户的生计脆弱性,非农就业农户生计脆弱程度越高,社会资本的改善作用越明显;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社会资本均能够显著降低非农就业农户生计脆弱性,在西部地区的影响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2)当非农就业农户生计脆弱程度较高时,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是替代关系;随着非农就业农户生计脆弱程度降低,两组变量之间由替代关系变为互补关系;而随着生计脆弱程度进一步降低,两组变量之间不再具有显著相关性。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治理机制

心理资本是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形成的基础,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心理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协同作用的结果。利用全国问卷调查数据建立多类别logistic模型,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一定水平的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产生重要影响,而收入水平作用不显著。参训时间越长,技能等级越高,农民工市民化能力越强。但城市政府的福利配给没有有效刺激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投资。市民化政策应从普惠制福利供给向激励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别化福利分配转变,即从外生性市民化向内生性市民化转变。企业应畅通农民工职业通道,构建公平性、宽容性和激励性企业文化,促进农民工心理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     

农民工职业流动中的“去体力化”机制——基于对1393名农民工调查的分析

运用进城打工农民就业变化与市民化调查(2013)数据,从横向职业地位的静态比较和纵向职业流动的动态发展两个维度,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放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建立职业地位、职业流动和职业升迁度三个基础模型。运用最优尺度回归分析,探讨中国农民工职业流动中的"去体力化"机制,首次对农民工职业流动中"去体力化"这一上行流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了农民工中精英群体通过努力,边干边学,进入中高端职位上行流动的可能和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职业的上行流动,是他们通过获得和运用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特别是前者实现职业地位上升的过程。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个体背景特征各因素,对于农民工职业"去体力化"发展不同阶段的影响存在差异,应该更多地从流动农民打工经历中人力资本能力的形成、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积累与顺利转换、农民工家庭迁移水平的提高三个维度进行政策设计,促使农民工实现职业"去体力化"上行流动。     

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的微观影响因素研究

结合4725位农村劳动力的实证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索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的微观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最大的因素是人力资本,其次是社会资本因素,再次是家庭土地因素,最小的是家庭人口因素。家庭人口因素和家庭土地因素通过人力资本因素和社会资本因素对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产生间接影响;人力资本因素除对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产生直接影响外,还通过社会资本因素对非农收入产生间接影响;社会资本因素对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产生直接影响。     

弱势家庭如何多出贤才?——基于“社会资本—家庭教育期望—代际流动”的实证分析与思考

教育是弱势家庭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但弱势家庭对教育作用的怀疑导致其教育期望偏低,这无疑将抑制其子代的代际流动。通过2020年“中国家庭跟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家庭社会资本越多,家庭教育期望越高,也越容易受到环境影响,对子代寄予更高的教育期望;并且,弱势群体的关系型和认知型社会资本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更显著。对此,可从提高资源可触及性、增强资源可信任性、鼓励个人和家庭用开放包容的思维积极主动向外界寻求帮助三个方面提高弱势家庭的关系型和认知型社会资本,进而推动社会阶层的代际流动。     

关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流动农民社会经济地位关系的研究述评

本文简要介绍和评述了国内外关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流动农民社会经济地位关系的研究文献,在厘定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概念,梳理国外学者对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研究的一般理论的基础上,考察了国内学者对流动农民社会经济地位获得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最后指出该领域理论争辩的焦点和尚待研究的问题:(1)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孰轻孰重;(2)强关系与弱关系孰轻孰重;(3)“原始社会资本”与“新型社会资本”孰轻孰重。     

农村劳动力非农劳动参与分析:基于人力资本的视角

农村劳动力参与非农劳动是中国二元经济转换的一个重要特征。文章在人力资本视角下,利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2006年的数据,通过建立Logit模型,控制其他影响变量,考察人力资本对非农劳动参与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农民的非农劳动参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非农劳动参与有积极影响,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非农劳动参与,但健康状况对非农劳动参与的影响并不明确;控制变量方面,农业劳动任务的增加会降低农民的非农劳动参与率,地域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方面也具有显著影响,相比东部地区而言,中部和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劳动参与概率更低一些,此外,婚姻因素对非农劳动参与的影响并不明确。     

个人所得税、高收入不平等与收入流动性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 2011、2013、2015年的非农个体面板数据,首先对个人所得税和社保缴费的累进性及再分配能力进行了考察,然后基于最高收入份额方法及Pareto分布系数方法对高收入不平等进行了分析,最后使用multinomial logit和百分数效应模型研究了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因素.结果 显示:1)尽管个人所得税是累进性的,但其再分配能力非常弱;社保缴费中的公积金呈现出累进特性,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均呈现出累退特性,与个税相同,社保缴费的再分配能力非常微弱.2)非农职业的收入高度集中,各考察期内收入最高10％个体的收入均占总收入的三成左右.3)收入最高的个体一般继续保持在收入分配的最高位置,留在收入分布顶端的个体比例大于留在中等收入阶层的个体比例;在收入分布中向上流动者主要由较低收入个体组成;收入分布中的初始位置、年龄、教育程度、地区变量一般会对收入的向上或向下流动产生显著影响;教育程度为大专以上是所有决定向上流动因素中的最重要因素.     

我国政治精英晋升的性别比较研究

本文从性别视角出发,认为政治精英的地位获得是具有性别差异的,这种差异的变化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与身份政治的变迁。本文使用2010年全国获得的1870位科级及以上政治精英的资料,以性别比较的方法分析了影响两性晋升的因素。研究发现,影响两性政治精英晋升的共性方面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正向作用;差异性方面则是性别因素,女性政治精英地位的获得会更多地受惠于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自身的性别平等观和平衡工作与家庭角色的能力。男性政治精英向更高层次晋升时亦受到性别观念和平衡工作和家庭角色能力的作用,但这些因素的影响力度弱于女性。我国在向上流动上依然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性别身份依然作用于人们的向上流动,男性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便能进入政治精英成长之路;而女性既要有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还要有赖于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个人的性别平等观和平衡工作、家庭角色的能力。     

城市新移民的职业获得:一个比较理论研究

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职业获得既受制于个人的人力资本,同时也深深地嵌入于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本文考察人力资本理论、社会资源理论、弱关系理论、强关系理论和结构洞理论如何影响城市新移民的职业获得.经验资料取自2007年在上海调查获得的城市新移民问卷调查资料.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均对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职业获得发挥重要影响,但社会资本比人力资本的影响更大;强弱关系理论和结构洞理论对城市新移民的职业获得没有影响.这些发现表明,人力资本、社会资源理论、弱关系理论、强关系理论和结构洞理论对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上个人职业获得具有不同的解释效力.     

社会资本与弱势群体社会流动机制选择

社会资本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之中使社会行动得以实现的资源。社会资本的分布不均衡造成了弱势群体因占有较少的社会资源而处于不流动或向下流动状态。弱势群体社会流动机制选择应由目前的物质资本范式和人力资本范式转向社会资本范式,具体路径包括提高弱势群体的社会资本存量、增加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促进弱势群体的增权参与以及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等。     

社会资本与职业地位获得:基于云南跨界民族农民工的实证研究

以“云南跨界民族农民工就业研究”的调查所得作为基本数据,以求助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探讨云南跨界民族地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社会资本在非农工作的地位获取中的效用及局限.跨界民族非农劳动者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对其非农工作选择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即社会资本丰富者更容易有非农工作机会,从而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城乡结合部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乡结合部被征地农民长时间找不到合适职业的情形多了起来,没有工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就难以为继.在山东省胶东地区城郊村的调查发现,城郊村地区农民被征地后较少有得到政府就业安置的情况,农民失去土地后大都是自谋生路,他们的就业、养老、医疗保障等问题也由此成为沉重的社会问题.在城郊村.很多被征地农民处于耕田无地、上班无岗、收入无来源、生活无保障的"四无"困境,他们中的许多人只能依靠村里有限的一点补贴及在周边打零工度日.拥有土地是农民与社会其他人群相区别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农村家庭保障最基本的经济基础,也是农民最后的一道生活安全保障.补偿、保障和就业是解决失地农民生存和发展的三个重要方面--补偿、保障是基础,就业是关键.重视被征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就要加强被征地农民职业技能教育.通过扎实有效的培训工作,让被征地农民掌握一技之长,提高他们就业素质和职业适应能力.     

论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

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之一是处理好国家、集体与农民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切实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随着各种非农建设占用耕地项目的增多 ,征地纠纷也日益增多 ,如何在征地过程中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如何解决被征地后农民的失地又失业问题 ,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可持续生计视域下的被征地农民就业问题研究

1978-2008年30年间,中国的城市化催生了8300万被征地农民,农民的隐性失业问题随之显性化.当前以货币为主的征地补偿因无法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存问题而被看作是缺乏经济效用的补偿,部分被征地农民近期生存有忧、长远生计更无从谈起,部分被征地农民近期生存无忧、但远期生存有虑,总之,他们的长远生计无保障.就业是重建被征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唯一路径,也是其融入城市社会的关键.本研究将被征地农民分为失地失业的大龄、女性农民,失地失业的青年农民、失地失业的富农三个类别,分析了失地后其所面临的失业、贫困风险,并基于可持续生计的视角探讨了三类群体可行的就业路径.     

“可持续生计”视野下失地农民生活信心研究

本研究通过实证调查数据,在"可持续生计"视角下探讨失地农民生活信心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显示,征地后失地农民对生计维持的忧虑以及由此引发的生活信心不足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现实问题。生计结构中的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于失地农民生活信心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要实现可持续生计的目标,增强失地农民抵御生活风险的能力,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一要保障并拓展土地资产收入,二要完善职业转换扶助机制,三要以社区建设提升社会资本。     

新型城镇化中被征地农民社会政策建设研究——以江苏省太仓市为例

推进被征地农民市民化是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应有之义。受城乡二元社会政策体系的影响,被征地农民难以融入城市社会,无法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权利。因此,被征地农民市民化社会政策建设成为一个时期以来各界关注的焦点。在各地的探索中,江苏省太仓市自21世纪初以来以推进被征地农民市民化为目标、以实现被征地农民社会政策与城镇整合为方向、通过"土地换保障"等途径,推进被征地农民社会政策与城镇社会政策的并轨,取得了良好效果。目前,这一模式尚未完全定型,其主要问题在于对被征地农民的制度设计公平性不足。借鉴江苏省太仓市经验,我国推进被征地农民市民化社会政策建设,应在推动被征地农民就业、推动社会政策定型发展、提升公平性以及坚持政府主导几个方面着力。     

失业者再就业经济地位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对保定市失业者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调查

根据韦伯职业分层的三个标准,认为再就业经济地位（收入）是衡量失业者再就业职业地位的一项重要指标。通过对保定市300名失业者的实证研究,着重考察了失业者拥有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其再就业经济地位所起的作用。结果显示,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资本（集中在嵌入的网络资源）对失业者再就业经济地位有显著影响,而人力资本却出现“失灵”现象。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保定市在正式制度“缺位”的社会结构转型期须重视社会资本对再就业经济地位的效用与局限性、应进行正式制度如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加强再就业培训等人力资本的更新。     

农民工社会流动的现实困境与对策分析

农民工合理有序的社会流动对转型期中国社会具有特殊意义。然而,目前农民工的社会流动绝大多数只是水平流动,缺乏跨越阶层边界的向上流动。因此可以说,当前的农民工社会流动已陷入困境。转型社会背景下的二元化制度及其惯性、农民工整体人力资本弱势以及社会资本缺乏是造成流动困境的主要原因。欲突破农民工社会流动困境,必须改革与创新制度、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推动农民工组织化建设、规范政府职能,同时还应加强执行能力的建设、转变观念。     

社会资本--就业及职业阶梯上流动的"有力工具"

社会资本不同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它是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个人资源,包括规范、信任的网络等形式.它为社会结构内的行为者提供便利.社会资本的特征是它存在于人与人之间;是一种无形的资本;是一种纯粹的公共物品.由于中国社会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社会资本的拥有者就会有许多便利条件,特别是在就业及职业阶梯上流动方面成为"有力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