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固定的指示符:非形式逻辑的学科品性

人们对非形式逻辑的学科品性的纷争使得非形式逻辑是一个不固定的指示符。非形式逻辑是不是逻辑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形式标准和非形式逻辑的宗旨或功能的理解上,以此来否定非形式逻辑的逻辑属性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在非形式逻辑是什么样的逻辑问题上的分歧主要涉及非形式逻辑的对象、手段和评价标准,虽然诸多观点的侧重点不同或某些观点值得商榷,但给我们认识非形式逻辑的逻辑品性以启示:非形式逻辑是以区分好的论证(推理)与坏的论证(推理)为宗旨的,主要研究日常生活中以自然语言为载体的非形式论证(推理)的建构、解释、分析、评价和批判的合理或合情的标准、尺度和程序的一般原则、模式和方法的逻辑学科。按照这种观念,一则可以避免将非形式逻辑排除在逻辑在外,二则可以将它与形式逻辑形成鲜明的对照,三则可以避免将它混同于自然语言逻辑、语用逻辑。     

推理不是传统形式逻辑的主体部分

<正> 传统形式逻辑通常分为概念、命题、推理、逻辑规律和论证五部分。其中,推理是主体部分。由于推理被作为传统形式逻辑的主体部分,因而,出现了无形式意义的附性法推理和关系推理,也出现了既无形式意义,又在其他学科(如辩证逻辑、自然辩证法等)都重复叙述的类比推理和假说,这就造成了理论体系上的混乱。为保持原有理论体系的一致性和协调性,有必要触动推理的主体地位问题。     

走出形式逻辑的类比方法

本文不同意把类比推理作为一种初级的、简单的逻辑方法加以看待。作者认为,类比作为一种独立的推理形式,与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的依据皆不相同,因此仅用形式逻辑的手段对类比方法进行研究是没有出路的。必须把类比方法上升到方法论角度来加以研究,这样便可发现,类比作为一种认识手段和方法,其价值恰恰就在于它具有或然性,它抛弃了必然性的囿限,给自己带来了认识的灵活性,它是一种能导向科学发现或发明的有效方法,旨在建立一座由已知世界通向未知世界的桥梁。     

类比是一种有力的论证工具

<正> 类比即类比推理,比较流行的定义是:类比推理是根据两个对象在一系列属性上是相同的,而且已知其中一个对象还具有其他的属性,由此推出另一个对象也具有同样的其他属性的结论。一般逻辑学教科书上都是把它与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相并列而作专门讲述的,但在讲到论证的种类时,却大都只讲演绎论证与归纳论证而不讲类比论证,这说明我们对类比这种论证方式还研究不力。实际上,类比是一种有力的论证工具。翻开逻辑史,考察一下人们     

运用合情推理提高数学探究能力

在数学教学中,运用合情推理,对激发学生的兴趣、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结合教学的实践,着重从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方面介绍数学合情推理的两种方法途径,旨在提高和拓展学生的数学探究能力.     

“纠正”的逻辑研究述评

文章介绍了纠正现象这样一种人类常见的推理思维现象,介绍了纠正现象在逻辑学中的研究历史,并且探讨了纠正现象在逻辑学的相关研究现状。通过介绍非单调推理的研究、动态认知逻辑中的信念修正理论研究,作者指出了形式逻辑对推理纠正现象的理解和研究方法存在一些偏差甚至缺陷;通过对反馈推理的介绍,指出既有的非形式推理研究成果不足以全面刻画纠正现象的目的性、主体性、动态性和实践性等特点。据此,作者提出纠正现象应该在非形式逻辑领域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更深入的研究。     

试论形象思维的推理模式

形象思维中有推理,其最基本的方式之一是合情推理。本文试通过对几种简单的合情推理模式,对形象思维功能进入计算机作些探索。一、形象思维中有推理谈到推理,人们立刻就会想到形式逻辑,想到抽象思维,似乎人的推理活动仅存于人的抽象思维之中。其实,在形象思维中也有推理。     

试论法律论证的概念、意义与方法

法律根本上是说理,说理离不开论证.法律论证是通过合乎逻辑、事实或理性的方式来证明立法意见、司法决定、法律陈述等有关法律主张的正确性和正当性.正确的主张是建立在正确的判断标准和推理过程之上的,推理问题主要涉及形式逻辑,而判断标准作为法律推理的前提则是形式逻辑本身无法解决的,所以,提出法律论证的概念,其目的就是克服法律推理中形式逻辑的局限性,考察作为推理前提的规则本身的正当性.相应地,法律论证首先必须确立论证的优先规则,进而根据优先规则,通过正当的法律语言使用规则和程序,证明相关主张的正确性和正当性.     

以其所知 推其不知——论中国古代美学理论的类比推理

中西古典美学面貌差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各自所采用的主要推理形式不同。西方古典美学理论主要由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构成,而中国古典美学理论则更喜欢运用类比推理。 1演绎推理是从一般到特殊的推理,或者说,是由一般性程度较高的知识推导出一般性程度较低的知识的推理。归纳推理的思维进程方向与演绎推理相反,是从特殊到一般的推理,或者说,是由一般性程度较低的知识推导出一般性程度较高的知识的推理。类此推理的思维进程方向与上述两种推理皆不相同,或者是由一般到一般,或者是由个别到个别,也就是说类比推理的前提知识与结论知识在一般性程度或特殊性程度上是相同的。“类比”,即两个对象之间的类似,相符或有同样关系。类比推理是“在类比物与应予解释的系统之间”进行的,它根据两个对象在某些属性上类似而推出其他属性的类似。类比推理的结构可以用公式表示如下:     

亚里士多德与墨家类比推理之比较

亚里士多德对演绎推理与归纳推理作了系统阐述,也涉及到对类比推理的论述,但没有形成系统。中国古代墨家著作《墨经》中建立了以"譬""侔""援""推"为形式的类比推理。墨家与亚里士多德的类比推理具备各自存在的合理性,既相似又相异,两者都是在类比主体、类比源和类比项三要素的组成下,以"类"关系为基础,根据概念的外延关系构成的或然性推理。逻辑学诞生初期的中西方大文化背景下,墨家类比推理是为实用,而亚里士多德类比推理的最终目的在于求知,因其或然性无法获得准确的知识,在西方早期未得到足够重视,因此类比推理在中西方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发展历程。     

非形式逻辑和人工智能

近年来,非形式逻辑学家和人工智能专家开展了颇有成效的合作。非形式逻辑的一些概念和方法渗透到人工智能特别是“人工智能和法律”的研究领域。一系列范畴和分析工具,如论证概念、论证型式、可废止论证、对话类型、相干性、对话中的承诺等,既从非形式逻辑领域传输到人工智能研究中,又在人工智能研究中得到深化。非形式逻辑启发了人工智能研究的新思路和新方向,而人工智能研究开发了非形式逻辑的巨大潜能。     

逻辑与对话

法律论证是法官对法律推理中大前提的合理性和推理过程的有效性进行的说明。其中,对于法律推理过程的论证主要是通过以三段论为代表的形式逻辑来完成的,即推理过程的验证必须符合形式逻辑的演绎规范。由于法官在对法律推理大前提的选择过程中会融入价值评价的因素,因此这需要法官通过对话等方法使论证结果获得更高的可接受性。     

从现代逻辑观点看墨家对逻辑的用与论

作为世界三大逻辑源流之一的中国的墨家逻辑,既与西方逻辑存在相通之处,又有自己的特点.中国古代的墨家学派在论证其兼爱学说的过程中,应用了前提不必真实的推论,这与西方关于推理的前提不必为真的思想如出一辙,但墨家逻辑理论本身却要求推理论证的前提必须为真实,这表明墨家逻辑在理论层面上尚属于一种论证逻辑或非形式逻辑,没有能够进一步发展出推理的前提不必为真的纯形式逻辑理论.     

推理的分类及其标准质疑

在国内一些形式逻辑的教科书和通俗读物中,以思维进程为标准,把所有的推理分为演绎、归纳和类比三类,然后分别把直言三段论、假言、选言、联言、关系和模态等推理整体地、不加区别地塞进这三种类别中,造成了“以偏概全”、“子项相容”等错误,在逻辑体系中出现了不合理的怪现象。从形式逻辑的科学性出发,有必要对这种分类及标准提出质疑。问题要从演绎推理的内涵和外延谈起。何谓演绎推理?“演绎推理是从一般(普遍)到个别(特殊)的推理,即以一般性知识为前提,推出个别性知识为结论的推理”。哪些是演绎推理?“直接推理、直言三段论、假言、选言、联言、关系、模态等推理都属于演绎推理”。在部分形     

仇恨型故意杀人案件死刑裁量反思——贾敬龙案量刑妥当性多维分析

贾敬龙案涉及尖锐复杂的民间矛盾,属于由矛盾激化所引发的仇恨型故意杀人案件。民间矛盾激化所致仇恨型故意杀人案件往往情有可悯,对之是否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应当审慎、全面地考察。虽然该案判决符合三段论的形式逻辑,但通过图尔敏论证模型进行实质分析后,可以看出司法机关对该案司法裁判的论证重心在于其"可杀"之处,而对"可不杀"之情节考察不足,显然论证并不全面。而司法机关对此案的裁判与以往实践中所采取的死刑司法控制政策以及最高法院指导性案例,所持立场不一致,缺乏融贯性。同时,对贾敬龙案做出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也缺乏刑罚沟通主义精神。     

认知文化图式对英语谚语的阐释

认知文化图式是已知事物或信息存储于大脑中的知识结构,带有文化色彩和认知心理特点,是人们赖以认识和理解事物的基础;而谚语就是对各种生活现象进行综合概括并在群众中广泛流传运用的语言,它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认知文化图式下谚语具有可理解性。跨文化交际中,由于文化图式的差异,谚语的认知理解变成了一个交际双方明示推理以及寻找最佳关联的动态过程,认知文化图式影响和制约着谚语的认知理解;而谚语理解成功的关键则需要认知文化图式有效的共享和建构。     

类比推理探微

类比推理一般是由两个或两类对象在某些属性上相同或相似，推出它们在另一属性上也相同或相似的推理。前提中确认的共同属性越多且是本质的，结论的可靠程度就越大。类比推理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可分为不同的种类。类比推理在人类创造性思维活动中具有诸如创造性、援引性、仿生性、模拟性、论证性等多种认识意义。它虽然与比喻、比较、联想等有联系，但也有差别，对其加以界分，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和使用类比推理。     

法律理性的逻辑辩护

法律理性必须是通过法律论证来实现。法律论证的好坏取决于:(1)前提对结论的支持度;(2)前提的可接受性;(3)前提与结论的相干性;(4)结论的可接受性。从本质上讲,法律论证是一种似真的或可废止的论证,换句话说,其结论通常都不是根据真前提而是根据可接受的前提推导出来的。现实主义法学家对法律论证逻辑基础的挑战表明,仅仅依靠传统逻辑(形式逻辑或演绎逻辑),已不能为法律论证的合理性提供逻辑辩护了。需要在非单调逻辑基础上引入非形式逻辑的"相干性—充足性—可接受性"标准,从非形式逻辑角度为法律论证的合理性提供逻辑辩护,从而也为法律理性的逻辑合理性提供了辩护。     

从古代汉语透视中国古代的非形式逻辑

中西在文化上的差异性集中体现在语言上的差异性,由于逻辑学的产生根源于对人类思维中推理的研究,而推理的存在又是以一定的语言作为物质载体的,因此,中西语言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西在逻辑形态上的差异,古代汉语自身的特质就决定了中国古代逻辑的发生和发展的路径和形态,使中国古代的逻辑发生发展不是以形式逻辑的形态为其表现形式,而是以具有和古代汉语本质特征相一致的非形式逻辑的形态作为自己的表现形式。     

论认识论中的“相似”范畴

近年来,认识论研究的深化表现为从客体转向主体,从宏观过程转向微观机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认知结构和图式概念的引入。最近,思维科学界又提出了一个“相似”概念,认为人的已有知识和经验按其意义构成相似模块,认知过程离不开对相似信息的检索,一切识别和推理过程都是以相似性为基础的。很显然,相似信息在认识中起着与认知图式相类似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