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解放区土改果实分配的公平性问题新探（1946—1948）

果实分配是华北解放区土改运动中的关键性环节之一,其分配的公平与否直接关联着解放区政权的革命理念与民众动员的实践效果。从理论意义而言,华北解放区土改果实的分配模式追求结果公平,彰显出解放区政权对于构建公平合理的乡村社会新秩序的有益探索和不懈追求。然而,华北解放区土改果实的分配实践中却存在着分配不公的现象,尤其是村干部和积极分子对于粮款、家具和衣物等浮财的多分多占更是严重破坏了土改果实分配的公平性原则。这一问题的凸显跟分配激励政策、基层薪酬机制和农村财政制度诸要素均有着较强的相关性,关涉公平性的客观结构位置与主观价值评判在革命的洗礼之下亦发生了较大程度的改变,而机会公平和效率优先的准则更成为华北解放区土改果实分配公平与否的另一种参照逻辑与叙事空间。     

农村权力关系的重构:以苏北土改为例1950-1952

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中国长期战乱的局面。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政治运动,可能比战争更深远地改造了中国社会,冲击着每个人的生活。这种结构性变革的一个突出体现,便是广大乡村地区权力关系的重新构造。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这个复杂的重构过程即发轫于1950年的土地改革。本文通过对江苏省苏北土改的考察,就重构农村权力关系的策略问题,从斗争地主、动员群众和整顿干部三个方面呈现这一运动的概貌。     

翻身与翻心:土改中女性的双重体验——以沂蒙地区为例

土地改革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开展的一场最广泛、最深刻、最成功的社会动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自己的政治信仰、准则、认知价值和情感等灌输给了广大妇女,同时沂蒙妇女也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并完成土改,通过集体活动获取另类体验,实现了其社会价值。对于农村妇女来说,土改不仅是经济和政治意义上的"翻身",更是心灵上的一次呐喊——翻心。土改中,沂蒙妇女走出了家庭和原有的生活圈,参与到了社会革命的宏大历史运动中,在集体主义的精神世界里实践着自身的解放。     

象征的革命与革命的象征:以华北解放区翻身运动中的仪式为中心

仪式在华北解放区翻身运动的实践中占有着重要的位置,因为中共革命也需要象征性因素来构建革命的社会文化场域.在翻身运动中,农民阶层社会地位的绝对提升和地主阶层社会地位的彻底下降是需要在这种新型的社会文化场域中进行的,华北解放区翻身运动的实现最终也是要表现为一种象征领域内的翻身.从革命看象征与从象征看革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面相,而同时关注这两个范畴正是深度理解中共革命的一种学术上的自觉.     

不对等的博弈:土改中的基层政治精英

本文以山东、河北等省的土改运动为例,探讨了群众运动中基层政治精英的独特处境和行为特征.土改期间,基层政治精英并未完全成为国家的忠实代理人,而是在社会人、理性人的角色指引下与国家权力进行博弈,以维护村社利益或追逐个人私利.另一方面,乡村民众的介入改变了国家与基层精英的力量对比和博弈格局,致使基层精英既内在于又外在于国家权力体系,处于明显的权责分离状态,这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谋求私利和"去政治化"的离心倾向.     

素质教育改革:理性纠偏与梯度推进

素质教育改革实施以来,素质教育发展成效显著,社会口碑明显改善。但与此同时,也有三个重要问题日益凸显,即行政考核的绩效目标背离了素质提高的本质性的目标,应试教育与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需求不相符,自下而上实践动能与自上而下的组织实施难以对接。鉴于我国目前教育体制和基本国情,短期内素质教育只能作为提高升学率的一种补充手段,从教育管理和教学执行角度可以有效抒解;但从长期来看,需要"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理顺素质教育改革的体制机制,制定适合素质教育发展的梯度战略。     

土改与参军:理性选择视角的历史考察

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负载着为赢得战争胜利而动员民众、汲取资源的政治使命.土地改革的资源再分配,在共产党与农民之间确立了一种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关系;拥军优属的选择性激励,克服了集体行动的"搭便车"困境;各种微观动员技术的运用,消除了动员参军过程的具体障碍.由此,共产党不仅成功获取了战争所需的人力资源,而且将广大农民整合到国家权力体系中来,顺利实现了乡村治理的目标.     

危机与治理:华北解放区的疫情防治及反思

华北解放区在革命进入转折年代的关键时期暴发了较为严重的疫情,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乡村社会危机。中国共产党依托华北人民政府对威胁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乡村社会秩序的疫情进行防治,在转变理念、建立体制、依靠人民群众等方面进行了重要探索,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与宝贵经验。这种发生于革命战争年代向和平建设时期转变过程中的疫情防治,虽然因时代局限而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仍突出体现了党和政府面对突发性危机时所具有的治理思维和治理能力。在新时代,回溯历史,考察70多年前党和政府疫情防治的理念与实践,对我们梳理百年以来党在疫情防治上的整体脉络,汲取历史经验,提炼历史智慧,在当前危机治理中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与土改有关的农村房产纠纷的法律问题及解决办法

当前农村房屋产权方面的纠纷,除了买卖、继承、赠与等民事法律关系所引起的纠纷之外,大多涉及到土地改革对农村房屋的产权重新确认问题。 按照我们的政策,解决土改后的农村房屋纠     

“问题叙事”与“诗化抒写”:解放区文学实践中的个性表征——以赵树理、孙犁为中心

如何叙写革命、如何呈现解放区的现实人生,在解放区文学实践中有着值得总结的丰富性。赵树理和孙犁分别表征着解放区文学的两种最具个性价值的文学实践。由于在创作对象和价值立场上一直有自觉的选择,赵树理的小说往往既能印证解放区文学的目标期待与宗旨,同时,其特殊的问题小说意识及其形成的"问题叙事"还能表现出某些尖锐的思考。孙犁则以不凡的创作实绩构筑起一个革命"史诗"之外的抒情叙事体式,显示了乡土叙事形神兼备的新进境,也确保了解放区文学理应具有的丰富性。     

农户意愿与国家意志:土改前后乡村互助合作的动态分析——以河南商水县为例(1949-1954)

土改改变了乡村农户合作互助的基本要素并使其受到了国家权威的强制性影响,直接影响了不同农户对互助合作的态度。从史实看,这种国家干预下的农户互助合作对土改后均质化的贫困小农的农业生产有一定帮助,尤其是在国家帮助下的互助合作对受灾农户渡过难关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是,互助组行政化之下行使的优抚、保障职能以及需要完成其他一些政府任务使其难以克服搭便车现象,从而无法化解集于一身的内在冲突与外在的稳定、秩序要求之间的矛盾,而且这种合作也无法生成新的生产要素。     

方言问题探微:以四川方言为例

元明清以后,满蒙语的成分大量加入汉语,影响了近代汉语的发展,也使现代汉语方言呈现出南音系统和北音系统两大类。同时,方言歧视和方言优越感、移民、地方文艺分别影响着操各种方言的人的心态以及方言的生态与传承。这些问题,在四川方言里都有着明显的体现。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四川方言的微观层面上,一些细节问题值得研究者关注和思考。     

浅谈张闻天在合江地区土改与保护工商业中的策略

本文在文献调研的基础上,探讨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张闻天同志在合江地区领导的土地改革工作和保护工商业的一些具体措施。笔者在深入分析这些措施之后,阐述了其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意义。     

太行抗日根据地荣退军人安置工作探析——以黎城县为例

抗战时期,为解决根据地人民负担较重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大力实行精兵简政,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妥善解决荣退军人的安置问题。在对荣退军人的供给、组织管理的过程中,太行抗日根据地各县政府、荣军管理委员会、区公所及村公所各方共同努力,帮助荣退军人解决日常生产生活问题,努力改善其与干部及群众的关系,并进一步发挥了其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虽在这一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与矛盾,但毫无疑问已将安置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对于减轻人民群众负担,提高军人威望,坚定士兵抗战决心,维系抗战大局具有重要意义。     

自然纠偏与良性调整:建国初期农村租佃关系实证分析

租佃关系是农业经营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改革后到集体化高潮前,中国农村租佃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租佃关系主要发生在农村劳动者之间。从租佃关系的发展、租佃原因、租佃形式、租额等方面分析来看,土改后发生的租佃关系是对土地改革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做法的一种自然纠偏,这种局部调整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良性调整。     

集中抑或分散:土改前农村土地占有关系再探讨——以中南区为中心

从调查材料来看,20世纪30-40年代,总体上,中南区地主、富农占地约45%左右.但是中南区的土地占有关系是不均衡的,在土地关系集中地区,地主、富农占地超过60%;而在土地关系分散地区,地主、富农占地一般在25-30%左右;在土地关系一般集中地区,地主富农占地一般少于40%.尽管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地主人均占有的土地要几倍甚至几十倍于其他阶层,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政府与市场:以碳交易为例

用市场机制推动节能减排、实现低碳发展,不仅可以成为化解当前我国经济领域诸多结构性矛盾的突破口,而且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本文阐述了推进节能减排解决环境问题时引入市场机制的必要性,并以碳交易为例,重点探讨了政府和市场双方为确保市场机制有效运作的角色定位与策略选择。     

全球化中的地方重建:以哈维为例

围绕全球化的现状及面临的问题,大卫·哈维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视角,探讨了地方重建作为全球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合理性,地方的差异、他性在更深层的意义上不是为了保存地方固有的地方性认同,而是以此对抗全球资本的同质化无限扩张。在此意义上地方因其作为抵抗资本的场所而具有积极意义,并对资本的运作起到调和的作用,这也为当前中国地方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纠偏与制衡:1940年代中国现代诗学的自觉追求

1940年代是中国现代诗学成熟的年代,其主要标志是各种诗学呈现出文化融合的趋势,即朝着一切可能融合的方向发展.独创性寓于变化之中,每一种独特的个性都可以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融合来.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就不像以往那样泾渭分明,老死不相往来.正因为如此,才有这种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可能.也就是说,有了自己与其他诗学的参照,才能更明晰自己的不足和缺陷."纠偏"与"制衡"便成为这一时期现代诗学的共同主题.纠偏实际上是对本诗歌思潮内部出现的问题进行纠正.制衡主要是针对其他诗歌思潮的弊端进行反拨和约束,它往往是以论争的形式出现.实践证明:只有通过对内对外的纠偏与制衡,才能促进诗歌文化的融合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