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苏联文艺对土改文学的影响

苏联影响是四五十年代的土改文学发生的不可忽视因素。从宏观上来讲,中共承袭了苏联的文艺政策,将文学纳入政治轨道,土改文学成为推动土改的宣传手段,参与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从文本角度来看,土改文学在主题、框架、人物形象以及叙事模式等方面均受到了苏联文艺的影响。     

试论建国初期中共的"运动治国"模式——以"三反运动"为例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和领导者,在对国家进行社会整合中,尤其在法制体系尚未健全阶段,依旧沿用了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而且是极为成功的政治动员方式发起了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等群众运动.本文试通考察三反运动的历史运作过程,以探寻中共这一"运动治国"的施政模式和内在规制.     

从"搭架子"到"建班子"--1949年秋冬贵州省各级中共党委、各级人民政府的成立与接管工作

1946年10月中共中央作为<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体干部的决议>,中共华北局据此作出相应决定,而冀鲁豫边区党委则从全区的地、县抽调干部近4千人(后扩大至万人),组建成建制的外调区党委架子,以后它先后称"南下支队"、"赣东北区党委"、"西进支队",最后在湖南组建贵州省省地市县各级党政军机构,并在进入贵州后圆满完成接管工作.     

“三个自信”何以可能？

中共自信的实力,来源于中共政权本身的合法性。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有三个维度:一是理论合法性。中共的理论合法性只能寓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中。抛弃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中共理论合法性的优势将荡然无存。二是道路合法性。道路目标的确定性决定了道路在逻辑上所具有的内在一致性,保证了中共执政的道路合法性。三是制度合法性。中共执政的制度合法性绝不能以所谓"宪政"为标准,而应当以"立场"为标准。这个立场,就是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坚守和贯彻。     

老区土地政策演变与农村生产要素流动研究——以1946-1956年的山东为例

作为老解放区,山东省自1946年即开始土地改革,至1949年全省已有72％的地区进行过土改.新中国成立后,土改从1950年冬在新收复区进行,到1951年3月全省土地改革完成.土改结束后—集体化高潮前,中共对山东乡村地权交易的政策经历了从鼓励—限制—全面禁止的急剧转变.期间,农民的地权占有和使用状况、土地经营方式的规模、主体等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蒋介石与陈诚在台湾的土地改革

孙中山早就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土改方案,主张"和平解决","让农民可以得益,地主也不吃亏"。国民党虽接受此方案,但长期空喊、议论。1949年,蒋介石下野反思,认为在大陆失败的主因是未能按孙中山主张办事。他重读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演讲,决心入台后首先实行土改,并将这一任务交给其亲信陈诚。台湾的土改兼顾地主和农民的利益,既使大量农民上升为自耕农,又以土地债券和公营公司的股票补偿地主。结果,台湾农业超越战前最高水平,土地资本向新兴工商业转化。台湾一度跻身亚洲"四小龙",土改是其起步阶段。陈诚自称,台湾土改是不流一滴血的革命,美国人视为典范,不少国家纷纷取经,但是,这种土改,不能改变社会的两极悬殊,只改变了财富的占有形式和占有者的社会身份,不少地主摇身变为资本家。近年来,台湾社会出现"外来者打压本地菁英,损害了‘我们’地主的利益"的看法,这就不仅是在为台湾地主叫屈,而且是在为"台独"理论张目。     

阶级划分的政治功能——一项关于"土改"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本文从政治社会学视角出发,以华北"土改"运动为中心,探讨了中国新民主义革命进程中阶级划分的政治功能.这种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乡村社会关系进行了实质性重构,即以阶级关系统摄各种社会关系,将其纳入国家权力的意识形态框架;二是通过对乡村社会成员的重新命名和归类,确立了一种新型的政治等级秩序;三是治理和被治理技术的发明,既借助阶级隔离术和阶级融合术实现了乡村社会的治理目标,又通过阶级身份和阶级意识的建构促使农民自觉融入了党和国家的治理轨道.     

试论土改文学创作潮流的生成

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促成了土改文学创作潮流的直接因素,而左翼文学与解放区文学则提供了可供借鉴的阶级框架与叙事模式。同时,中共主流作家在《讲话》精神指引下自觉调整文艺观念,主动配合土改运动的开展,以土改为主题的文学创作不仅表现了作家对政治的皈依,而且参与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     

建国初期平江县土改的群众发动

建国初期平江县土改的群众发动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运用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发动;二是深入各阶层唤醒民众;三是从群众中培训干部。三者有机统一,为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修补短板”实乃“收拾人心”之举

群众路线使得一个相对独立的中国公民社会渐次形成,国家将还政于民,还权于社会,这是势所必然的政治演进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求"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高层释出信号,个中意涵深远。自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整风,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整党;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整党整风,及至中共十二大、十三大期间的全面整党;从中共十五大后开展的"三讲"教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     

征粮、“春荒”与减租退租:对土地改革的再认识——以1949-1951年中南区为中心

1949年,在新解放地区,中共进行了紧张的支前借粮和公粮秋征运动,外加人民币贬值的损失和公债任务,造成农民负担沉重,从而导致1950年春中南各省普遍发生了饥荒.各地许多已经消失的“匪乱”重新活跃了起来,进行抗粮抢粮的请愿和暴动,一度造成政府和民众关系紧张.为此,中南局通过发动群众对“地主”进行“减租退租”斗争,成功把“农民—政府”之间的冲突引向了“农民—地主”的“阶级”矛盾.中共政权有意坚持在新解放区实行农民继续交租,后依法减租的政策,刻意推迟“土改”时间,以便有充分理由对地主阶级征收高额的阶级累进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这表明,中共的“土改”并不意在简单地改变乡村土地制度,而是要把它当作新政权进行意识形态宣传的依附体,以及各项行动合法性的理论源泉.     

中共豫陕区委建立时间辨正

中共豫陕区委是我党早期的五个地方区委之一(一九二五年十月党的四届二次扩大会议前后,全国共建立五个区委,即北方区委、江浙区委、两粤区委、湖南区委、豫陕区委),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在河南建立的统管豫陕两省的党组织。它不仅在豫陕两省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共党史中也占有重要的一页。但是,由于多年来党史界对豫陕区党委建立的时间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因而给豫陕两省革命史的研究带来了不少困难。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各地编史修志工作的深入开展,不少地县由于对豫陕区党委建立的时间概念模糊,因此,在述及重大政治斗争事件时,往往多不明豫陕区委是否建立。这不能不说是个不足之处。为了编写一部信史,笔者通过对有关文献史料的分析研究,仅就中共豫陕区委建立的时间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哲学研究必须走马克思指出的"两条道路"--访《广义唯物论第一篇:物性论》一书作者朱广启

朱广启,男,1948年生,中共山东省枣庄市委讲师团副团长、副教授.所著<广义唯物论第一篇物性论>一书从论述"物"、"属性"和"存在"这三个比"物质"和"意识"更抽象的范畴之间的关系入手,把唯物主义原则应用到更广阔的领域中去,使诸多哲学问题获得了新的解释,被认为"自成一家之说".     

自然纠偏与良性调整:建国初期农村租佃关系实证分析

租佃关系是农业经营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改革后到集体化高潮前,中国农村租佃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租佃关系主要发生在农村劳动者之间。从租佃关系的发展、租佃原因、租佃形式、租额等方面分析来看,土改后发生的租佃关系是对土地改革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做法的一种自然纠偏,这种局部调整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良性调整。     

纠偏与制衡:1940年代中国现代诗学的自觉追求

1940年代是中国现代诗学成熟的年代,其主要标志是各种诗学呈现出文化融合的趋势,即朝着一切可能融合的方向发展.独创性寓于变化之中,每一种独特的个性都可以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融合来.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就不像以往那样泾渭分明,老死不相往来.正因为如此,才有这种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可能.也就是说,有了自己与其他诗学的参照,才能更明晰自己的不足和缺陷."纠偏"与"制衡"便成为这一时期现代诗学的共同主题.纠偏实际上是对本诗歌思潮内部出现的问题进行纠正.制衡主要是针对其他诗歌思潮的弊端进行反拨和约束,它往往是以论争的形式出现.实践证明:只有通过对内对外的纠偏与制衡,才能促进诗歌文化的融合与繁荣.     

翻身农民的血泪控诉——《诗人张志民评传》之一章

<正> 一九四七年五月,在解放战争即将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前夕,张志民从部队抽调出来,参加了另一场向封建土地所有制发起总攻的土地改革运动。当时他作为土改工作团的成员,被分配到涞水县远台村工作。张志民全身心地投入了运动,成天和贫苦农民泡在一起。在斗争地主的会议上,翻身农民接二连三的沉痛控诉深深地激动着他,使他情不自禁地想拿起笔来写点什么,经过再三考虑,他决定尝试创作长篇叙事诗。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中农经济"——以1942年张闻天兴县14村调查为中心的研究

1942年中共领导人张闻天率领的延安农村调查团以土地问题为主题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兴县二区14村进行了为期近5个月的调查,调查结果表明,该地区农村在经济形态上属于典型的"中农化"小农经济区,即在地权分配与土地经营模式两个方面明显地呈现出以中农为主体的自有自耕性征.尽管在中共革命影响下,农村内部社会经济结构及运行模式发生了一定变化,但主要经济形态依然是传统的"中农化"的自耕农型小农经济,惟"中农化"走向更加明显而已.     

20世纪中期乡村地权变迁与中农心态和行为研究

土改结束后的几年内,农村社会结构逐渐呈现"中农化"现象,中农阶层在地权交易中亦占据主导地位。伴随着中共中农政策的调整、变化,中农阶层的心理和行为均发生了变化:大部分中农埋头生产,敢于买田置产、出租土地和雇工放债;部分中农尤其是富裕中农在农业生产中较为活跃,但顾虑较多,"怕冒尖"、怕"算剥削",存在让田、献田、卖田和减少或不敢出租土地等消极现象;极少数富裕起来的中农向往"富农经济"。     

阶级话语嵌入与农村价值观念变迁——以北京郊区土改为中心的考察

"阶级"是20世纪中国革命发展的关键词之一,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的重要表达机制,指导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阶级斗争和革命实践。在1949-1950年的京郊土改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协会通过"诉苦""翻身""生产"等阶级意识教育与阶级话语嵌入,成功推动了京郊土改的开展,实现了农村基础的再造。阶级话语的嵌入,使农村建立起一套新的社会话语结构和生活规范,农民阶级本性、政治身份和国家观念开始形成。     

刘少奇敌后抗战思想探析

强化党的领导、进行根据地建设、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改革是刘少奇敌后抗战思想的四个组成部分。他认为,加强党对抗战的领导,要从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入手;进行根据地建设,重要的是要抓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的建立与抗日民主政府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既要有站在抗日前线的抗日的军队和那些武装起来的人民,又要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开展土地改革,必须为土改立法并总结推广土改成功经验。这四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刘少奇成功领导敌后抗战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