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燮诗法论——以《原诗》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中国古典诗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叶燮的《原诗》往往能在融合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别有开创。叶燮诗法理论的基本主张是“诗无定法”。其“诗无定法”是以“神明”为主脑的。在诗歌境界上,他崇尚“自然”,这是其诗法论的旨归所在。     

叶燮《原诗》的矛盾性和现代性的方法论生成

叶燮《原诗》的体系性是其诗论的特出之处,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种体系性不仅是其诗论精神的理性所在,也是其诗论的矛盾性成因。因为从对象的“理事情”形而上本体之分,到审美属性“理事情”形而下的特征描述,“理事情”语义场的偏离,是其诗论的矛盾性关键所在。但不同层次语义场关系的展开,无疑是其诗论现代性精神的体现。因之,矛盾性和现代性,作为叶燮方法论展开的关系视角,值得审视。     

“反理学”视域下的“实验主义”——以胡适为中心

随着新文学的发生,自晚明诞生的“反理学”思潮再一次受到现代知识分子的关注。章太炎、梁启超、胡适、钱穆等近现代思想家都对“反理学”做了诸多评述。作为新文学的领军人物,胡适一生深受“实验主义”思想的影响。其师杜威的言传身教自不必谈,源于晚明的“反理学”思潮,也为胡适的“实验主义”注入了更为深远的能量。胡适认为,晚明“反理学”所提倡的“实用主义”与杜威的“实验主义”颇为相通,除却共有的“实”之思想外,二者都对“终极真理”予以彻底否定。“实用”的主张与“实验”方法相交汇,构成了属于胡适的“实验主义”新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生长的阶段,胡适的“实验主义”具有全新的哲学意味,其“及物性”所指涉的对象,与“反理学”密切相关;而“古——今”“中——西”的“实验主义”渊源,也从侧面昭示了胡适的新文学思想。     

美国媒体视域下的国民政府抗战形象——以《纽约时报》为中心

无论就中国的抗日战争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而言,国民政府的贡献都是不言而喻的。在全面抗战过程中,作为重要盟友的美国,其舆论界对于国民政府的抗战活动给予了高度关注。但在美国媒体视域下,国民政府的抗战活动有一个逐步被认可的过程,其抗战形象亦经历了由被漠视到一个负责任大国政府的形塑过程,这些关注与变化直接影响到美国民众和政府对国民政府的认同。美国政府和民众对华援助的不断扩大,中国大国形象的树立,与美国媒体的宣传有着直接的相关性。作为美国主流媒体的《纽约时报》,有大量关于国民政府抗战活动的报道,以其为中心探讨美国媒体视域下的国民政府抗战形象及其变迁,可以透视当时美国人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看法及态度,体察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背景及处境。     

现象学社会研究方法论——以舒茨为中心的探究

现象学方法论对于社会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理论上,现象学的“朝向事情本身”的原则以及有关描述、意向性分析、意义构成、主体间性和生活世界的研究方法,对社会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在实践上,现象学方法论足有成效地开辟了知识社会学、理解社会学、文化社会学、民族志等学科的研究领域。阿尔弗雷德·舒茨在他的“社会世界的现象学”等著作中奠定了现象学社会理论的研究基础。本文以舒茨为中心,考察现象学社会研究方法论的来龙去脉,阐明现象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研究的主要路径和评价其思想史意义。     

社会史视域下《春秋》价值新探——以婚姻家庭领域为中心的考察

《春秋》记载了春秋列国的历史与社会生活,但长期以来其作为社会史文献的意义被经学和政治史研究掩盖了。仅就婚姻家庭领域而言,《春秋》就涵盖了先秦婚姻礼仪、婚姻禁忌以及一些仅存于当世的婚姻习俗等诸多丰富而详赡的内容,文字多达800余言,约占全文的1/20。于“亲亲疏疏”的血缘情感背景之下,《春秋》又存在刻意的文字倾斜和精心的统筹建构,于简单零散记事的背后,蕴涵着婉曲深刻的内涵。挖掘《春秋》的社会史价值,对于丰富有关先秦时期观念、习俗、情感、文化等的认识,探究建构中国先秦社会秩序力量的多样性,改变以往《春秋》学研究僵化枯燥、领域狭窄的面貌意义重大。     

“中国道路”视野下的学术自信——以中国儒学研究为中心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形态自近代以来被边缘化。人们对儒学的认知和研究存在诸多的问题。要走出中国儒学研究的困境,一是在方法上,应当继承儒学研究传统,重视经学、训诂学的价值,合理吸收西方有益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二是在价值立场上,应当以中国阐释中国,摆脱中国哲学(儒学)西方化或者是在中国的西方哲学的模式,走中国道路的学术自信之路;三是在学术态度上,应当走进儒家经典来研究儒学。     

“情”“道”分合与明诗的整体困境——以王夫之《明诗评选》为中心

文化心理决定了审美机制,所谓"一代之文学"必能反映某种"道始于情"的核心价值。明代市民阶层的壮大,提出了新的"发乎情,达乎道"诗歌要求。整体考察明诗文本的情感性质,可归为"台阁"、"格调"、"性灵"三派。明诗之所以陷入整体困境,正因未能承担上述使命:台阁派表现的"天理本体",已蜕变为封建政治意识形态,与"情"形成了疏离与冲突;格调派追求的汉唐"对政治本体的乐感",在当时久成绝响,很难"情以发之";性灵派代表的市民兴趣与浪漫思潮,"主体意识的觉醒"导致对世俗生活情节的兴趣,却未能突破古典诗歌的表现能力、审美传统(更深层是文化心理)。     

形象学视域中的“唐代诗人形象”——以宇文所安的《初唐诗》、《盛唐诗》为中心

文学理论中的形象进入了形象学研究的视域,成为了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新思路。宇文所安通过对唐诗的翻译与阐释,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唐代文学文化世界,而孕育其中的唐代诗人形象更是富有创造性特质。本文试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视角,探究宇文所安文论中所赋予唐代诗人形象的表现形式、生成方式以及形象建构的意义。     

时间视域中的山水诗境——以中古为中心

时间与空间不可析离,而作为一种蕴涵审美意味的空间性体验,山水诗境必然与时间意识紧密关联。考察中古时期的诗作可知,不同的山水体验方式取决于人们不同的时间感知方式、对时间流逝的态度以及人们打量世界的眼光。中古时期的山水诗境中渗透着两种时间意识:一是绵延,一是空观,两者相互缠绕,互相对抗而又缺一不可。正是这种时间性悖论,使得诗人一方面要打破时迁物变的时间宰治,另一方面却免不了流露出昭光不再的感叹。也正是这种悖论,使得山水诗境既显得空灵静谧,同时又呈现出勃勃生机。     

当代学术史视域中的严羽研究——以郭绍虞为中心

在我国当代严羽研究史上,郭绍虞有"当代国内严羽研究第一人"之誉。其贡献主要有三:一是对严羽诗论所受前代文论的影响及其对明清诗论的影响作了全面深入的清理,揭示了严羽诗论的渊源所自及明代前后七子之格调说、清代王渔洋之神韵说与严羽诗论的内在联系;二是校释《沧浪诗话》,为我们提供了"目前最好的版本";三是对构建严羽诗论的一系列概念和范畴进行了现代阐释,自成一家之言。     

三维空间视域中的女性身体——以艺术史为中心

女性身体作为艺术史上最难处理的题材之一,已经凝聚了一批极具魅惑力和挑战性的文化题域与知识范畴。为性别偏见所囿,女性在艺术史上长期处于失语状态,一度导致女艺术家严重缺失,被凝视与误读的命运迫使其不得不对既定规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发出质疑。从传统的架上画到当下无法归类的视图呈现,女艺术家对自身身体的展示与表征,持续进行创新与实验,不仅有效规避文化镜像效应带来的虚假性与危害性,而且为重写历史提供了可能。     

叶燮“理事情”之“情”的双重性解读

近年来,叶燮的<原诗>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关注,学者对其诗歌的发展论、本质论、创作论、以及批评论等,都做了深入的研究.其中对"理事情"的研究也不乏很多精辟之处,对三者的客观性似已成为定论,但也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主要问题在于对"情"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争论上.本人试从原文中寻找作者的本意,给"情"以正确的解读.     

《周易》美学研究一瞥——以“《周易》经传美学通论”为中心

近代以来疑古派倡导的经传分观原则将易学强势带入了分立断裂的研究误区。在此背景之下,《周易》经传美学通论研究者提出经传通观的观点,主张将《经》、《传》作为一个发展和接受中的整体来看。经传美学通论首先将《易经》美学意蕴定位于含章之美;在此基础之上,从《传》对《经》的动态接受之美、含章从自然美到人格美的过渡、以悲为美、明美、《周易》与象思维五个向度对《经》、《传》美学之关联进行了系统梳理;并进一步对《周易》美学在中国艺术思想史上深远而复杂的影响作出阐析。     

“后革命”视域下的中国当代文学——以“革命”和“历史”为起点

后革命的出现为文革之后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全新的阐释维度.后革命与文革之后当代文学在告别革命、重构历史等方面存在相同之处,并在具体实践上具有复杂性与有效性.后革命的以上特征在以革命和历史为主题的文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对类似主题的再审读,即是将中国当代文学置于后革命的视域下进行观照,从而呈现中国当代文学崭新的写作图景.     

论中国古典诗论中“志”与“情”的定位

中国古典诗歌,自“诗言志”理论提出以后,主要是朝着儒化的方向发展,其自身抒情的因素亦在这过程中一度受到了掩盖。但随着春秋“礼乐”的解体,其自身本具之“情”很快就得到了复活,并通过对“人性”的演绎,与“志”融合,发展成为“发乎情,止乎礼义”,这一能与中国古代社会特点相和谐的理论。     

奥古斯丁的“两城观”——以《上帝之城》为中心

奥古斯丁在其传世著作《上帝之城》中提出了"两城"的概念,即"世俗之城"和"上帝之城"。按照奥古斯丁的理解,"上帝之城"是由上帝为王,由天使和圣徒所组成的天上之城。奥古斯丁认为,基督徒只是暂时寄居在"世俗之城"中,只有"上帝之城"才是他们永恒的居所。奥古斯丁的"两城"观念在基督教神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在有关基督徒身份认同这一方面,给予后人很大的诠释空间。     

诠释学中的“前见”——以《真理与方法》为中心的分析

启蒙运动的前见概念强调书写物的前见,海德格尔的前理解注重的是理解者的前理解,而伽达默尔既强调理解者的前见,也关注历史文本作为传承物的意义。伽达默尔反对启蒙运动完全否定前见,但不是完全肯定前见的内容,而是把前见分为合理的前见和非合理的前见,主张理解者和传承物的相互作用构成理解。他的"视域说"重视把自身视域带入作者视域,共同形成大视域,强调理解者的视域与文本视域的融合。他认为自己的前见构成现在的视域,自己的前见中既有当下处境,也有传统的影响,故解释者的处境既有当下处境,也有传统的影响。     

“神明”与“道法”——以《鹖冠子》为中心的考察

道生法是黄老政治哲学体系的核心命题。《鹖冠子》将早期区别不明确的道与一更大程度地剥离,将其定义为一种通物的自然力量,作为自然法序物的先决条件,并通过五正的论述序列,为人间法制找到宇宙论层面的哲学依据。在《鹖冠子》中,神、明功能相近却有不同的作用范畴,《鹖冠子》对神明、神、明以及它们与道法之关系的论述,完善了以道法为核心的政治哲学体系并使其得以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