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牟宗三、钱穆对朱熹仁学的不同诠释

与冯友兰的朱熹哲学研究不同,唐君毅、牟宗三、钱穆较为重视朱熹仁学。他们围绕着朱熹所谓"天地以生物为心"、"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以及朱熹仁学与二程、杨时、谢良佐仁学之间关系展开深入的讨论,提出了各自不同观点。尤其是,他们对于朱熹仁学的研究,与对朱熹理气心性论的研究联系在一起,把朱熹仁学当作朱熹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丰富了朱熹哲学的内涵,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起点和基础。     

唐君毅、牟宗三的道德伦理观

现代新儒家是二十世纪以来坚持儒学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和马克思主义的冲击而产生的一个思想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励、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他们不仅从感情上认同传统儒学,而且对它经过了深入的思考,在理性上对儒学进行了批判的审查,重新确认了儒学的价值。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西学,使儒学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牟宗三、唐君毅之荀子研究比较

现代新儒家重镇牟宗三与唐君毅同宗"心性"儒学以研究荀子。他们在肯认荀子思想的儒家立场、梳理荀子"天生人成"的思想建构理路及论述荀子思想的客观性特点方面有相同之处,亦在解读荀子"天生人成"理路的具体涵义、阐释荀子的"心性"概念以及评价荀子思想方面有不小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他们不同的解读立场与不同的解读切入点。     

冯友兰、牟宗三对朱熹“理”之不同诠释

冯友兰、牟宗三对于朱熹的“理”作了完全不同的诠释,主要在于：冯友兰把理诠释为“共相”,并在此基础上把理先气后诠释为“逻辑在先”,讨论理的“无动无静”;牟宗三则把理诠释为形而上的“存在之理”,并在此基础上把理先气后诠释为“形而上的先在”,特别强调理的“只存有而不活动”。虽然他们都认为朱熹的理是客观的,并否定气由理而产生出来,但是,牟宗三反对冯友兰“以新实在论的思想解析朱子”,并且强调朱熹的理“只存有而不活动”是对于理的道德意义的减杀。从这个意义上说,冯友兰对于朱熹“理”的诠释,是哲学史的诠释,而牟宗三的诠释则是儒学史的诠释。     

胡适对朱熹格致说的诠释及影响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致说，发掘其科学内涵，并进一步从朱熹格致说与科学方法的比较分析中、从对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的思考中，深入考察朱熹格致说在科学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和缺点。胡适对朱熹格致说的诠释，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并且引发了民国时期学术界的讨论，最终成就了一家之言，成为现代研究朱熹格致说的先声，而且能够给今天的研究以很多启迪。     

唐君毅和牟宗三的中西文化精神比较

近代中国民族的危机本质上是文化的危机,这是现代新儒家的共识。现代新儒家力图在文化上解决中国民族的危机。唐君毅和牟宗三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著作大部分集中于中国文化建设问题的探讨,通过中西文化精神的比较探讨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进而摸索中国文化的合理的发展方向。本文主要分析唐君毅和牟宗三的中西文化精神的比较,探讨他们如何摸索中国文化的现实出路。     

钱穆、牟宗三对于朱熹“心统性情”的不同诠释

钱穆、牟宗三对于朱熹"心统性情"的诠释,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钱穆强调"心统性情"所蕴含的"心"对于性情的主宰,并认为,朱熹讲"性即理",不只是强调性理之重要,实际上也强调"心"的主导作用,而朱熹讲"心统性情"则是对于"心"的主导作用的进一步阐释。为此,钱穆把朱熹学术归属于心学,把朱熹的"心统性情"看作是对孟子心性论的超越。与此不同,牟宗三强调朱熹"心统性情"的"心、性、情三分",并认为,在这一格局下,"真正之超越实体在性而不在心",心对于性情只有摄具作用,且仅局限于工夫论,所以此心非孟子之心,"尤与孟子‘本心即性’之本心义不相应"。他们对于朱熹"心统性情"的不同诠释,可以为进一步研究朱熹的"心统性情"及其与"性即理"的关系乃至分判朱熹的学派归属,提供重要的参考。     

唐君毅对船山学的阐释

唐君觳重点阐发船山“重气重精神之表现,由重精神之表现以论文化”的思想。突出“气”在船山学中之“历程义,,和“流行义”的特色。在阐释船山学的基础上,唐君毅还系统提出了自己的文化观,其中精神表现、历史意识和礼乐生活都是立基于船山学而来的重要内容,是唐君毅“以吾人之心思,遥通古人之心思,而会及其义理。更为之说,以示后人”之宏愿的表现。     

朱熹“理生气”：一种心性论的解读——从刘源渌、吴廷栋到唐君毅、牟宗三

朱熹讲“理生气”,但不赞同解读为如同“母生子”,而是以孟子所谓浩然之气“配义与道”“集义所生”,从心性论的角度加以解读。清代刘源渌、吴廷栋阐发这样的解读。与此相类似,现代学者唐君毅从人的道德生活入手进行解读,牟宗三又用孟子所谓浩然之气进行解读,最后把朱熹“理生气”解读为“气之依理而生,依理而行”,或“依傍这理而气始有合度之生化”。冯友兰晚年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虽然没有对朱熹的“理生气”作出解读,但非常强调“气和理的关系是‘依傍’”。至此,朱熹的“理生气”已经被解读为“依傍理而有气”,并得到合理的解释,而成为定论。     

评牟宗三对胡宏和朱熹工夫论的阐析

现代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在研究宋明理学时 ,把胡宏和朱熹作为对立的两方。在工夫论 (修养方法 )上 ,胡宏主张“先识仁之体”、“以放心求心”。牟宗三非常恰当地将此方法概括为“逆觉体证”,并认为这是理解真正的道德行为所以可能之超越根据的唯一方法 ,它与朱子“格物穷理”的认知方法有本质差异。经过对胡、朱两人理论体系进行对比剔剥式的研究 ,牟宗三确认胡宏一系在宋明儒学中具有极高的独立价值 ,推之为“正宗”圆教。牟的阐析有独到之处 ,但有些观点也还有可商榷之处     

冯友兰、唐君毅对朱子学的不同诠释

冯友兰、唐君毅对朱子学的诠释,存在着较多的分歧。对于朱熹讲"理",冯友兰较多地强调"理"与"心"的不同;唐君毅则肯定二者的不可分离。对于朱熹讲"理先气后",冯友兰认为是所谓"逻辑在先";唐君毅则用"形上之先"加以诠释。对于朱熹讲"性即理",冯友兰把"性即理"与"心即理"对立起来;唐君毅则把二者调和起来。对于朱陆异同,冯友兰强调"朱子言性即理,象山言心即理",并把朱陆分属理学与心学两派而对立起来;唐君毅则认为朱熹讲"性即理"与"心即理"并行不悖,朱陆的差异在于工夫论上陆九渊讲"发明其本心",朱熹讲"去其气禀物欲之杂"以及相应的一套涵养主敬之工夫,而且二者可以相互贯通。这些诸多分歧归根到底在于对朱熹"理"的不同诠释:冯友兰较多地关注"存在之理",而唐君毅则从人心之"当然之理"入手。     

对朱熹哲学思想的重新认识——兼评冯友兰、牟宗三解释模式之扭曲

在本体论或理气观上,朱熹哲学是柏拉图式的两个世界思想:但在心性论和道德修养领域,朱熹的心学思想却是系统、深思熟虑的,表现于各个方面。这就构成一种矛盾。而冯友兰、牟宗三否认有这种矛盾,一以贯之地以柏拉图式共相思想解释朱熹的心性和格物致知思想,认为格物致知是向外求理的认识论,把它用之于道德修养是思想糊塗、不通;朱熹所讲的性善、性即理及心之德,也被认为是告子和荀子一类思想。在这一解释模式之下,由程颐到朱熹、由北宋到南宋所发生的思想历史运动被抹杀了,朱熹对北宋诸子的思想集大成实际上变成了一句空话。冯友兰、牟宗三解释模式之成立,是混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区别所导致,是切削掉朱熹哲学体系中与此模式相矛盾的最基本的材料或对之进行曲释所导致。然而,这对朱熹本人来说,实在是很大的不公正。     

论牟宗三如何说不可说

回应逻辑实证主义通过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的方式表现出的对形上学的拒斥,是贯穿牟宗三一生哲学思考的核心话题之一。牟宗三以早期维氏在"可说与不可说"上的困境,即"逻辑形式本身可不可说"问题为突破口,批评了其带有符合论色彩的语言意义论。基于逻辑自身与逻辑运用的区分,牟宗三将可说领域从命题之域扩展为主体自身展示之域,最终确立了主体创造意义的思想。面对早期维氏所限定的种种不可说之域,牟宗三以分解地说与非解地说两个层面予以说之:"认识我"以"形式直觉地说"说出逻辑领域,"真我"以"智的直觉地说"说出道德、宗教与形上领域,又以"非分解地说"说出这个"整全世界"。"智的直觉地说"最突出地体现了语言对存有的构成作用和主体的创造性,但忽略了语言对存在的归属性以及主体间的交互作用,其背后是对主体作出的脱离了具体存在的抽象规定。不过,"非分解地说"暗示了新的出路。     

论现代新儒家对《乐记》的美学诠释——以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为中心

<乐记>是中国儒家美学最早的理论文献之一,以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为代表的第二代现代新儒家对其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牟宗三认为,它是一种完美的宇宙论.唐君毅认为,它在本质上表现了一种陶养性情的礼乐之道.徐复观则认为,它代表了儒家兼具美善的礼乐之教.三位学者不同思路的诠释对现当代儒家美学的研究有重要的启发,因为其揭示出了<乐记>作为儒家美学生命原点的两个根本内涵:礼乐既是形而上之道,又是形而下的现实世界之伦理价值的体现;礼乐是情感、心灵、精神的安顿之地.     

朱熹是泛认知主义吗?——兼论牟宗三对朱熹“知论”的诠释

牟宗三先生认为朱熹是泛认知主义,判定其学理没有活动性,不能产生道德实践。我们不是从道德形上学,而是从道德动机结构的角度来展开讨论。一方面,有足够的文本证据证明朱熹晚年与心学并非格不通,同样重视即存有即活动;另一方面,朱熹所论之知尤其是真知包含了发动道德行为所需要的情意欲等要素,与行的工夫并非割裂对立。因此,视其为喜爱分解、横摄静涵的泛认知主义系统显然有欠妥当。     

朱熹经学的审美阐释

朱熹的经学阐释在经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囿于学科界限,其背后的整体精神内涵鲜有人探索。朱熹偏重义理实际与其天道性命心心相传的生命美学追求密不可分。朱熹以心统性情的哲学框架重新结构《诗经》阐释,辨析诗的抒情本质,突显"性情之正"的理想境界,表现出对和谐、审美的存在体验的重视和追求。除此之外,朱熹在《大学》修身工夫上追求"至善",在《中庸》阐释中强调以心传道、"至诚无息",其实也是诉诸生命之美,表达在天地人心的相通中传承生命之存在体验的美学理想。     

论人文主义的成立及其内涵(上)——以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为中心的基础性理解

本文主要以现代新儒家的探讨为基点,通过人文主义在西方的限制与不足的分疏指出打开道德的主体之门为成立人文主义的唯一进路,而中国文化正可以成就这一进路,它可以使人文主义成为一个综摄的系统,领导文化生命前进的最高原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人文主义与幸福的问题,以说明人文主义应如何关照人的物质性存在。     

论人文主义的成立及其内涵(下)——以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为中心的基础性理解

本文主要在探讨人文主义与宗教,人文主义与审美两个问题的基础上,说明人文主义必须内在于人的生活。但这种内在不能只停留在“幸福”的问题上,它必须向超越的精神层面升进,而这之所以成为可能,皆依赖于人的生命中的道德主体。最后以人文主义与人格修养收结,说明人文主义是以人为本的实践学问,这正是中国文化的精神所在。     

认识论·意识形态·存在论——牟宗三的荀子阐释批判

牟宗三对荀子判法的先扬后抑,十分引人注目.这既反映了荀子思想本身的复杂性,也体现了牟先生哲学道路的转进,更透露了在思考中国文化现代性问题时所遭遇到的困境.本文认为,一、牟宗三前后期对道德与知识、中国与西方等方面关系的不同论述,有着某种自我建构-解构的循环功能;二、前期对荀子认识论的重视等,能够部分解除后期智的直觉的道德形上学的意识形态遮蔽性;三、客观精神的建构,在保证儒家能够针对中国人的生存现状而言说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现代儒学的存在论意义也应该奠基于此.     

“强制阐释”还是“思想对话”？——海德格尔、牟宗三与康德哲学的阐释

海德格尔提出了一种十分新颖而又极富争议的康德阐释,批评者们纷纷认为他犯下了可以称作“强制阐释”的错误。但以牟宗三为代表的批评者自身提出的康德阐释却往往也面临同样的指控。海德格尔在承认其阐释之“强制性”的同时,宣称应该将其视作一种“思想对话”。通过对海德格尔和牟宗三的康德阐释的比较和分析,可以澄清思想对话与强制阐释之间的区别。思想对话当中蕴含的主观性要素不仅不会造成对文意的曲解,反而能够作为“效果史”的一部分,让经典的意义变得更加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