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维权运动中的市场、国家与消费者组织:消费公民权的一个分析框架

消费维权运动近年来在中国城市中开展得非常活跃,消费公民权也成为现代民主社会中一项重要的公民权利要素。文章以消费公民权为分析框架,通过对2009年以来轰动全球的"丰田召回事件"的剖析,探讨了中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如何遭到跨国公司的侵犯,以及国家与消费者组织在消费维权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遭遇的尴尬。消费者自主性的提升和消费者力量的增强是一个有待重新检视的命题,消费者维权过分依赖于国家的出场实际上反映了消费者自主性中的"不自主"。消费公民权的伸张困境需要我们审慎思考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扩张与全球公民社会的崛起、现代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     

国家、社会与市场关系：欧美国家福利理论建构与核心争论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尤为重要。 福利概念的基本涵义是幸福美好的生活，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是现代国家的永恒主题。现代社会生活、社会政策议程与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最显著的特点是存在大量各式各样理论政策争论议题(issues)。理论政策争论议题与通常的社会问题(problems)存在诸多本质性不同。社会福利理论研究与理论建构是社会政策研究和社会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政策争论议题是现代社会福利理论研究与社会政策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战略地位重要。社会福利理论核心是社会、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欧美国家福利制度发展与理论建构积累了丰富经验。本文主要从福利政策两难和八个核心理论争议角度，描述分析欧美国家社会、国家与市场关系的演变。基本结论是：社会、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实质是社会与福利的关系。社会与福利关系实质是国家与公民间的关系。国家与公民关系核心是人的需要满足和提高生活质量。     

经济资本还是文化资本更重要?——家庭背景对大学生消费文化的影响

消费文化对于大学生的价值观培养以及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有重要的影响。通过手机依赖和面子消费动机研究大学生的消费文化,可以发现,总体上家庭经济资本具有重要作用,对大学生的消费文化有更显著、直接的影响;但是在面子消费的问题上,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共同发挥作用,超过了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各自独立的影响。此外,城乡分化的制度因素以及对家庭背景在大学生成长中扮演的角色、中国社会分层以及社会价值观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我国新时期社会政策中的国家与家庭关系——理论框架与制度优化

我国新时期社会政策发展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是如何进一步优化国家与家庭的关系,以便使国家与家庭在民生保障中更加充分地发挥作用。国家与家庭关系是各国制定与实施社会政策中的重要基础性问题。我国社会政策发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当前,我国在此方面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从理论和实践上厘清国家与家庭之间的主导责任关系,如何在国家与家庭之间达成合理且有效的责任分工,以及如何优化国家与家庭之间的动态功能关系。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国的社会政策中的国家与家庭关系既不应该是“去家庭化”,也不是简单的“再家庭化”模式,而是应该走向国家主导下的“家国衔接与合作”模式。为此,应该本着鲜明的社会主义价值立场,在民生建设领域积极强化国家责任,发挥好家庭在民生保障和服务中的作用,针对具体情况确定国家与家庭在具体民生项目中的责任关系并通过制度协调实现国家与家庭的功能互补与衔接。     

阶级、阶层与文化消费——布迪厄文化消费理论研究

伴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文化消费在社会结构与重构中的作用愈发明显。布迪厄充分关注到这一点,按照"结构产生惯习,惯习决定实践,实践再生结构"分析框架,构建了其文化消费理论,本文则主要对此理论进行研究探讨。在该理论中,布迪厄充分探讨了文化消费行为同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通过资本总量、资本构成比例以及资本的时间延续三个维度考量的社会空间位置,在消费者主观能动的长期实践下,内化成不同阶级独特的阶级惯习,并产生了不同阶级特有的文化消费行为与品味;而不同阶级文化消费行为则进一步实现了阶级之间的区隔与融合,改变了消费者的社会空间位置。布迪厄的从阶级与阶层角度出发、揭示隐藏在消费现象背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关系的文化消费理论为我们了解贫富分化背景下当代中国社会的消费特征提供了独特理论视角。     

消费社会的分层逻辑:一种研究取向

随着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的转型,关于社会结构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已结构性制约下的消费行为研究,转为研究消费实践如何塑造社会结构.在消费社会中,增长没有带来丰盛,消费的社会区分逻辑仍是客观存在的.符号消费、大众消费与品位消费作为社会理论家分析消费社会的概念工具,为我们描绘了消费实践中阶层分化的三种图景,也为中国分层研究提供了新议题.     

文艺生态建设的多维透视

在文艺消费中必须处理好宏观消费与微现消费、整个社会的消费和个体消费的关系、整个消费系统各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文艺生态建设必须发挥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家主体、市场主体、文艺生产者(机构)主体、消费者公民主体、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机构)等多种社会主体的作用和文艺市场的自调节能力,文艺生态系统、文艺消费系统的自调节、净化能力.提高消费者权益意识,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建立和健全文艺消费社会保护系统.     

社会学取向的家庭消费研究综述

消费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家庭消费又是消费研究的重要领域。目前,家庭消费的理论研究在研究的角度、影响因素、家庭消费与现代性、家庭消费与社会分层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家庭消费的实证研究在对家庭消费结构、家庭消费与现代性、家庭消费与社会分层的实证调查方面也成果颇丰。消费揭示了个人自由与社会控制之间的矛盾,显示了个人与文化的关系。     

私力救济对弱者权利的实现——以消费者权益保护为视角

当人们开始重视自己的主体性权利,私力救济就随之受到更多的关注,即使在公力救济更受鼓励的今天,私力救济依然保持了它自己的领地.因为法律在很多情况下,往往是强者的武器,所以弱者在寻求权利救济的时候,常常不得已采用私力救济的手段,而消费者权益保护就有明显的弱者寻求救济的特点.既然"存在就是合理",私力救济必然有其运行的逻辑.因此,我们应该允许处于消费弱势地位的人们通过一定的制度创新来实现他们自己的权利保护,这或许是一种代表权利主体自主性的私力救济和国家权力互动的新形式,既有利于推动消费者权益保护,也有利于国家实现社会整合.     

近代获鹿县乡村治理模式浅析

长期以来,在传统中国的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假设,一是把中国传统的国家制度视为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制度,严密地控制乡村社会,使中国乡村无法发展出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或自治制度;二是认为乡村社会有一定的自主性。它们依靠宗族的凝聚力,或者士绅的影响力,能够抵制国家权力的渗透,并且按照当地的旧规、习俗调节村社或宗族内部关系。以上两种观点,虽然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理解,但也有其相近的看法,都承认传统中国存在国家与社会两个层面且相互对立。而来自社会学、民族学和社会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和…     

论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

文化批评在当代中国的出现,既来自于文艺学与美学学科知识更新的要求,更源于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本土社会与文化现实的挑战,无疑是文化批评历史性出场的根本性原因。文化批评是文学批评的内部成员,它与审美批评具有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旨趣。它们可以相互补偿,却没有高下之别。文化批评不是审美批评,也不同于庸俗社会学批评。就文化批评与文学自主性的关系而言,文学的自主性可以从两个不同的层面上来加以理解:一个是制度建构的层面,一个是观念与方法的层面。作为现代性制度建构的文学场的自主性和作为文学观念与文学批评方法的自主性理论并不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     

国家自主与中国发展道路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要实现社会的发展,必须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基础上,有效发挥国家的自主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发展道路实际上是一个有效发挥国家自主性,协调和利用国家——社会关系、国家——政党关系、中央——地方关系以及国家——国际体系的过程。目前改革的重点应该是通过国家自身的改革来推动其他方面的改革,进一步提升自主性和国家能力。     

论消费动机的中介效应

随着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超强竞争时代的到来,明确自我概念、消费动机与消费行为之间的关系对于商家而言意义重大。本文从综合的视角,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深入剖析了自我概念、消费动机与消费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家庭自我、情感自我及交际自我对社会消费动机与消费行为的影响显著;社会消费动机在自我概念与消费行为之间的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     

中国困境儿童研究轨迹：概念、政策和主题

困境儿童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也是社会福利制度构建的重要议题。作为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辨明困境儿童概念的基本内涵和演绎，追踪困境儿童福利政策的拓展，提出困境儿童研究的多元主题，是该领域亟待完成的任务。运用主题内容分析方法，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困境儿童的研究轨迹和政策发展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从弱势儿童到困境儿童的概念演变及发展、困境儿童社会福利政策从补缺向普惠演进、困境儿童研究议题从单一到多元化。而在未来一个阶段，其研究议题将转向困境儿童需要、家庭与国家责任、社会福利政策和困境儿童福利关系、困境儿童福利输送等方面。     

国家自主性研究层次评析

现代国家的构建使得国家自主性成为国家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范式,还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以国家为中心"的国家主义,其共同特征是在很大程度上将国家自主性作为描述国内层面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概念.新国家主义虽然也"以国家为中心",但是主张在"把国家找回来"的同时"不踢走社会",并尝试将国家自主性置于国际系统、国家结构和社会因素的网络中来探讨.由于国家具有国际、国内、个人三个层次的含义,因此,分析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自主性应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将国家置于国际和国内的力量交汇点.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经济需要"强国家",但必须通过"建制性权力"使得同时出现"强社会"成为可能.     

家庭问题:儒家多元主义与奥林匹克精神

在不同传统的对话中,我们发现:在儒家强调个人智慧和社会智性(即"内圣外王")的培育与西方持久地关注正直和有原则的生活(两者也许以康德的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理性概念和对"道德律"的服从为代表)之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如果用中国的语言来说.这种差异可以概括为"礼"与"法"之间的差异、尊重家庭和社区关系的道德生活与遵循义的道德责任之间的差异.尽管这些背道而驰的哲学叙述在着重点上有着深刻的差异.但是,它们应该在对话中聚合在一起,从而给我们提供潜在而大量的互补,这种互补挑战一种假设:中国或西方每一方都是自足的.     

低碳时代的消费模式选择

随着气候变化成为全球关注的议题,"低碳革命"兴起,低碳时代悄然而至.低碳时代既是科技和制度的重构,也是消费模式的重新选择,倡导生态的、适度的、可持续、恒温和新领域消费.中国当前消费的自然模式和社会模式隐患重重,构建低碳时代消费模式有赖于以政府为主导推动消费理念转变、消费正义践行和技术变革.     

人口与安全

现代的和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磨擦,传统的福利制度断裂,产生了看来属于结构性质的失业,全球富有者和一无所有者之间的鸿沟日渐其深,环境资源的获取日渐其难。所有这些均不利于民族社会内部的和谐,也不利于国际安全。 我们时代的“社会问题”虽然可以同19世纪导致改良主义或革命运动兴起的那些社会问题相类比,但是,产生当代“社会问题”的政治环境已有相当大的变化,问题本身的范围已遍及全球,较之过去更不易为单个的国家政权所解决。国家往往不具备它所必需的资源。而且,由于世界各地之间经济、社会和文化交互作用的全球性质,这些问题的诸决定性因素,就中尤其是人口增长这一因素较之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具有国际的维度。它影响着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因为它引起大量人口跨越边境迅速迁徙。也因为它涉及人道主义问题,又与发展和环境问题相纠结。 我们因此可以假定,在人口增长而生产和消费模式不变的综合压力之下,可更新的资源将愈见其稀少。地方上和地区性的资源的匮乏很有可能成为政治和社会冲突之源,尤其是社会阶级之间、社会群体之间、民族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冲突。它们必然还将大大助长国家之间和地区之间的人群流动,从而带来至少是无法预测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当代的绝大多数国家——因此也就是国际社会整体     

中国城市居民户外食品消费行为的实证研究——以对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的调查为例

随着城市居民户外饮食消费成为日常生活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证研究城市消费者户外食品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对农产品的生产、加工流通以及餐饮服务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以羊肉食品为例,利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的调查数据分析了不同特征城市居民的户外消费频率,并通过计量经济模型定量研究了消费者个人以及家庭特征、对食品质量安全的风险感知等因素对其户外食品消费行为影响的显著程度和作用方向.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个人特征中的性别、受教育程度、在家庭食品购买中的角色、家庭规模、收入水平以及消费者对食品质量安全的关注程度和对就餐价格的敏感程度等因素对消费者的户外食品消费行为影响显著.     

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视野中的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之关系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的视野中,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既不同于自由主义所说的"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二元分离、相互对立的关系,也不完全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统治机器和社会阶级"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而是一种有限度的分离和有差别的互动关系.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关系层面上,它强调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的一种制度性分离,并认为这种分离能使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剥削关系对社会经济进行调节;在"国家和社会阶级"关系层面上,它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资产阶级的简单统治工具,国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阶级关系进行调和;同时它还认为,这种超越并没有完全使国家脱离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仍然要服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本质性规定.这一理论的意义在于,它提出了一个与西方主流政治学完全不同的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认识框架,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