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商人团体与财政治理——以汉口商会为中心

财政为庶政之母。在近代政府公债的承募、货币改制及税政改革过程中,政府多依靠逐渐兴起的新式工商团体的作用实现财政功能的拓展。汉口商会作为区域商人利益集体代言人,在财政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民国时期汉口商会就财政举债积极发声,参与政府对公债的整理以求维护财政信用与债权人利益。为维护商利,汉口商会不仅参与地方货币的整顿,更积极倡导币制革新,谋求币制统一。随着新式工商税收的相继开征,汉口商会从纳税人角度就税率标准、征稽方式等与政府展开了深度的互动,甚至在税法的修订、减征或缓征等涉税问题上与政府激烈博弈。政商之间围绕财政问题互动博弈一定程度展示了近代新式商人组织参与国家财政治理的复杂面相。     

商人团体与政府债务:以1927—1937年公债为中心

国民政府时期的商会组织对公债问题尤为关注。不仅与政府协商公债发行,谋求政府做出示信承诺,围绕公债还努力搭建政商沟通渠道。作为民间商人团体一直"在场"参与政府公债整理。商会在参与公债运行之中还积极进行制度创新,不仅加入公债基金组织发挥协调作用,而且联络银钱业共谋建立债权管理机构。通过国债基金管理委员会等组织与政府就整理本息、基金保管展开了互动与博弈以求达到维系商人团体债权利益、构建债信秩序进而规避风险目的。透过公债运行以及整理,商会对推进国家信用构建亦发挥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近代温州商会兴起探析

晚清的重商主义让一直位居" 四民之末"的商人,一跃成为城乡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筹建新式商人组织成为时代之音.在此背景下成立的近代温州商会,在经济、政治、教育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使商人成为近代温州社会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探寻温州商会的兴起缘由,弄清近代温州商会的本来面貌和真实状态,对于当今新兴商会的发展、对于中国商会史研究不无启发和借鉴意义.     

民间商人团体与近代城市的公共管理

近代以降,以商会为中心的民间商人团体广泛介入城市的社会保障、环境卫生、公共安全及交通运输等公共领域,成为近代城市公共管理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城市社会的演进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商民的利益集团:商民协会--成都与上海等地商民协会差异之比较

商民协会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商人团体,对它的建立及其与旧商会冲突和合并改组等 方面的探讨,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国民党对民众团体的基本政策。通过内陆中心城市成都与上海等沿海地 区商民协会差异的比较,成都市商民协会并不像上海等地那样是在国民党的扶持下发展起来的,并成为国 民党试图控制资本家的“临时党化工具”,而是在与四川地方军阀政府支持的成都总商会的斗争中缘起和 发展的,并实实在在地为商民利益奔走呼吁的商民利益集团,并最后主导了旧商会的改组。说明国民党对 内陆城市民众团体控制的薄弱。     

潮汕:最美的味道是家常

正很多人到潮汕都是为了吃。潮汕菜明明是从烟火之气中来,却被媒体称为"中国最高端菜系"。关于吃的传奇,是潮汕文化构建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潮汕人每日经历的家常。,日常的敬畏粿,是潮汕人用来对神表示敬重的方式。一个典型的潮汕妇女,一年有超过一半时间要花在与求神祭祖相关的事情上,求神祭祖的时辰、贡品、礼数都乱不得。潮汕人无论走到哪儿、是何身份,似乎都无法与这种日常的敬畏脱节,像香港潮商会的商界精英     

上海商民协会成立的一波三折

上海商民协会的建立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诸多特点.例如在商民协会的成立过程中即出现了各派商人之间,借创设商民协会以争权夺利的现象,不得不由上海特别市党部出面进行协调,使之合二为一.上海商民协会从1926年最早开始筹备,到1928年3月初正式建立,经过了将近两年的五个历史时期.上海商民协会的筹备员直接由中央党部委任,上海商民协会的章程也直接报请中央党部审核批准,也属前所未有.上海商民协会在筹备建立阶段即与商会出现某些纠葛,其筹备处动员商民起来组织商民协会分会的宣传,就注重说明商会的种种缺陷,从而将商民协会与商会置于了严重对立的地位.     

繁华往事:唐宋时代的商业记忆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重要时期,坊市制的解体、夜市的兴起,拓展了商业经营的空间和时间,为城市商业注入巨大的活力.唐宋商人社会地位逐步提高,商人及其子弟获得进入士阶层的机会,士商通婚也并不罕见,"贱商""抑商"思想虽然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但的确受到极大限制.文人书帖、文集的商品化,是唐宋商业发展的重要表征,也加深了士商间的融合互动.商人群体中读书人和僧道人士逐渐增多,是唐宋商业发展的标志事件,为我们研究唐宋商业文化史提供了极佳的观察视角.     

广西商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

广西商会是在外国商会影响下,借鉴外省的经验而成立的,主要职能虽是护商,但在抗日战争中,在鼓励商人投资、协助政府推行政令、开展献金活动、外争国权、兴学育才等方面都作出较大的贡献。     

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兼论潮汕文化中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二重化向度

文化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方面维护其产生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推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国有许多民系,其中如潮人民系、客家民系、广肇民系、闽南民系等。潮汕文化是汉文化的重要分支,也是岭南文化的一个部分,其内核是潮人民系。潮人民系名气显著,它有明显的语言特征,就是讲潮汕的方言。潮汕文化就是以潮汕方言为主要特征的,包括海内外的潮汕人共同创造、传承和发展的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文化共同体。潮汕文化也根据其传播群体的不同分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这两种文化在历史结构的变迁中此消彼长,互相融合发展。潮汕的精英文化除了由外而内的传播继承而来,还有潮州内部士以上阶层的由内而外自发形成的。潮汕的大众文化丰富多样、异彩纷呈、内涵丰富、涵盖面极广,成就了潮汕文化,进而成为了中华文化的多元化格局中的一大文化因子。     

中世纪商人法初探:其范畴、渊源与法律特征

中世纪商人法是中世纪法律渊源的重要一支。商人法既是欧洲中世纪中晚期商业力量壮大以后逐渐系统、成熟的法律体系,也是古代商法、罗马法的继受法。它成型于商人阶层共同体的形成以及相关商业惯习、规则的累积,同时也是当时各封建领地执政予以系统化的历史结果。商人法体现了其自身特有的法律特征,即它的习惯性、自治性和通行的跨地域法的特征。中世纪商人法的独特历史地位与影响,是理解中古法律史与封建社会经济之世俗化进程的极为关键的出发点。     

明清士商渗透现象探析

明清士商渗透现象探析蒋文玲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晚期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已成为不可遏制的社会趋势。至明代中叶，商业在社会经济和日常生活中发挥出日益重要的作用，商人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与此同时，士商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四民观中居于最上层的“士”与...     

民国时期国人的甘肃观与旅外学生之应对

民国时期,在部分国人的眼里,甘肃是落后、闭塞和野蛮的代名词,来甘肃做事的部分外地人也因有这种观念,时常抱着刮地皮思想,常怀五日京兆之心。斯时走出甘肃省门的旅外学生受到外界新思潮的鼓荡,反观外人的负面评价和桑梓自身的落后,改造故土之情勃发。他们组织同乡会,创办杂志,从历史和现实等多种角度阐述甘肃的重要性,驳斥外人不合时宜的谬论,指陈故乡社会的诸多鄙陋,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设意见。旅外甘人的言论受到了故乡民众及统治者的重视,成为沟通甘肃与外界的重要桥梁,对促使甘肃走向近代化至关重要。     

晚清民国时期在湘江西商帮的分化与同业融合

地域商帮组织经过明中后期及清中前期的发展,在晚清民国经历了一场历史性的演变,原有商帮组织逐渐衰微,其经济功能逐步为跨地域商人团体组织商会及同业公会、公所取代,而其社会功能则被同乡会继承,地域商人组织的双重分化演变,反映了商人团体在社会变迁中不断谋求自身与社会的协调共处,同时说明商会、同业组织、同乡会均根植干中国本土.     

民间商会与地方治理:功能及其限度——温州异地商会的个案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国各地经商办企业的温州商人纷纷在经商所在地组建起自己的组织——温州异地商会。由于其利益诉求与地方政府的发展目标相契合,异地商会遂以其强大的经济效应和独特的组织优势,运用各种政治策略,公开地介入社会公共事物的治理之中,对社会治理和公共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异地商会在拓展温州商人经济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负效应,如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因此,执政党必须加快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在法律和制度层面明确界定好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治理边界,促进民间商会及其他社会中介组织的健康发展和社会自主治理的形成。     

岭东浸会吴雨三的教女经

吴雨三在1917至1934年间担任汕头礐石美国浸信会的国文教席。在居礐的岁月里,他与家乡揭阳桂岭的小女儿吴韵香一直保持书信往来,既安排家事,又在学习与生活上给予诸多的教导和劝慰。现存的110封书信,时间约在1923年至1932年这十年之间,信中承载着珍贵的历史信息,向读者展示民国时期一位年长的潮汕浸会国文教师如何在当地社会风俗和基督信仰的双重影响下,为陷入婚姻困境的女儿指点出路。同时也可看到,基督信仰虽然给予潮汕女子受教育的机会,但在婚姻和职业选择上,她们仍受所属教派规章、地方传统观念和家长意见的严格束缚。     

近代中国“商人节”述论

1946年11月1日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一致通过决议，确定当日为商人节。贵州商会联合会和厦门市商会对于商人节的创立，都曾作出重要贡献。近代中国的商人节虽设立较晚，但对于商界而言仍称得上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近代商人节的纪念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并成为商界表达其政治经济诉求的良好机遇，产生了值得肯定的多重社会效应。     

构建良性互动的合理政商关系

社会转型期我国政商关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官员权力寻租空间大、官僚作风重、民营企业家存在权力依附与权力俘获行为。传统的关系文化、陈旧的官本位思想以及制度改革的不彻底是导致政商关系中存在诸多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建构良性互动、规范合理的政商关系,需要借助制度化和法治化改革的力量,做好制度改革的"加法"与"减法",拓宽民营企业家制度化参与渠道,搭建新型政商关系的法治框架。     

论清末商会对华洋商事纠纷的司法参预

清末商会成立之后,即积极参预了对华洋商事纠纷的解决。它们或直接出面理处华洋商事纠纷,或通过在官府的要求下参加调解、为华洋商事诉讼案件的判决提供意见、代替商人申诉等途径,与官方系统形成有益的互动。商会解决华洋商事纠纷的实践活动,一方面有利于纠纷的解决并保护华商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对刺激当时商界的立法自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民国后期新疆的工商同业公会刍议

本文从新疆工商同业公会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内部运作模式、经济社会功能、与商会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各业公会是商会的基层组织,尽管新疆的工商同业公会产生的时间晚,发展也很不完备,但在推动新疆行业近代化和稳定市场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还积极参与社会管理,成为政府和商民间进行沟通的中介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