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镇青年职业流动和继承效应的度量

本文主要运用拓扑对数线性模型,对不同经济水平、社会制度和人力资本因素影响下,我国城镇青年代际职业流动和继承效应进行度量。研究结果指出:中国近20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为城镇青年提供了较好的就业发展机会,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职业向上流动机会明显高于向下流动机会;女性城镇青年就业机会有了积极发展之势;接受高等教育使城镇青年具备较高层次的职业发展机会;而西部地区城镇青年的职业继承仍为主要机会,缺少向上流动的通道。     

中国职业流动中的社会不平等问题研究

文章从代际职业流动和代内职业流动角度,分析先赋因素(如家庭背景、户籍制度、所有制等)对职业流动的影响,从而折射出职业流动中的一些不平等。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发现,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因素对就业分配的配置作用越来越大,但是对职业的合理流动的制度性限制以及结构性限制依然存在,从而产生社会不平等问题。基于这样的研究,文章在政策层面提出了首先要改变职业流动过程中的制度性不平等问题,才能缩小社会不平等(包括收入差距),而职业流动起点上的不平等要通过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教育援助和社会保障来解决。     

流动女性职业地位获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流动女性职业地位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流动女性的职业地位普遍不高。本研究所构建的流动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理论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受教育程度、是否掌握专业技能、成就动机、社会网络规模、社会网络顶端、进城务工时长、到过的打工地区数等是影响流动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主要因素。     

工作转换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效应

农民工就业流动频繁已经成为当前劳动力市场的普遍现象和重要特征,而工作转换能否带来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实现职业地位提升？文章采用RUMIC面板数据,进一步估计工作转换对农民工职业流动方向的影响。结果发现：工作转换对职业流动产生显著负效应,工作转换导致农民工职业向下流动,职业流动没有呈现“U”型特征,但存在一定的跨期效应,重新定义工作转换进行稳健性检验仍然支持这一结论。而从根本上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壁垒,强化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无疑是未来劳动力市场政策调整的主要方向。     

人力资本、职业搜寻渠道、职业流动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基于分位数回归和OLS回归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8年在北京、上海、天津和广州四个城市进行的问卷调查资料,使用分位数回归和OLS回归两种方法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一般人力资本和企业特殊人力资本都对工资收入水平有正向影响。收入水平越高的工作,其人力资本的回报率越高。强关系是农民工最主要的职业搜寻渠道,但通过强关系找到的工作的工资水平显著地偏低。工资匹配理论和职业搜寻理论的理论框架更适用于对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分析,然而,和这两个理论的结论不同,工作流动并不能显著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     

外来人口的职业流动与就业适应——以武汉市为例的实证研究

运用武汉市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和2005年外来人口就业的调查资料,研究城市外来劳动力的职业过程及其适应性。由于其择业过程受到政策的限制和明显的歧视,外来劳动力进城后通常职业变动频繁,表现出不断寻求最小歧视和最大收益岗位的特征。但是,外来人口在职业流动中职业地位的变化并不大。外来人口要想真正适应城市生活,为城市文化所接纳,除了需要提供相应政策、制度以外,还需要解决一个质的匹配问题,也就是他们能否满足城市经济生活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积累。     

流动妇女的职业发展及其影响因素--以厦门市流动人口为例

本文利用厦门市流动人口系列抽样调查的数据对流动妇女在城乡流迁中的职业发展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妇女进城后的户外就业率明显下降,但在外就业的职业层次却有所提升;流动妇女在流入地居住的时间、年龄、文化程度、结婚年数以及配偶的收入是影响她们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其中在流入城市居住的时间有利于流动妇女的职业发展,而流动妇女的年龄及其丈夫的收入水平却和她们户外经济活动的参与成反比关系.为了发挥城乡流动对农村妇女职业发展的积极作用,建议在女性流动人口比较聚集的城市实行无年龄歧视的就业制度,同时加大对农村女性人口的公共教育资源的投入和自强自立的先进性别文化的宣传.     

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研究现状分析

新型城镇化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举措,是社会热点问题,同时也是复杂社会难题.理论和社会实践给予了重点关注,并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工作.目前,理论研究涵盖了基本理论、发展模式与动力机制、制度建设、水平评价以及人口流动等方面,形成大量研究成果,有效支撑了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但还存在研究缺乏系统性、基础理论研究不足、侧重宏观层面等问题.多学科间的交叉融合是理论研究的一个趋势,未来新型城镇化理论研究与实践必须更具系统观.     

农民工留城意愿再研究——基于代际差异和职业流动的比较分析

本文将中国农民工流动特征与新迁移理论相结合,系统分析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内在机理,从代际差异的角度实证检验两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延续与分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更强的留城意愿,但受结构性因素制约,两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职业阶层和职业流动相互作用,职业阶层越高,工作越趋于稳定,农民工越倾向于留城;职业流动次数反向作用于留城意愿。农民工越年轻,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越高,居住条件越好,留城意愿越强。农民工城市社会满意度、生活水平变化、工作认知是影响农民工留城意愿的重要因素。建议建立以均等公共服务为核心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创造更好的就业机会,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职业流动、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收入影响及其代际差异

基于2013年我国七个大城市“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对策研究”调查数据,使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职业流动、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收入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结果显示：一是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收入水平有着显著正向影响。但人力资本对两代流动人口的收入影响不同,其中受教育年限、现职业工作年限对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的促进更大,在外务工年限对第一代流动人口收入的促进作用更大。二是职业流动与第二代流动人口的收入呈现显著相关性,然而并非线性的影响,而是呈现倒U型非线性模式;但职业流动对第一代流动人口收入影响不显著。文章最后结合研究得出的观点和结论,探讨了本项研究的政策启示。     

Mobility,Space and Power: On the Multiplicities of Seeing Mobility

Abstract

Mobility as a key modern phenomenon can be seen in multiple ways and this article raises the question of how mobility becomes visible and real through diverse ways of seeing mobility. Mobility’s different aspects appear and take place in particular spatial settings under the workings of diverse forms of power, and recognizing this informs us about the making of spatialised mobility. It is shown how mobility intermingles with perceptions, experiences and desires of the modern self. Such workings of power relate, among other things, to framing and imagining, practising and experiencing mobility. Capturing ways of seeing mobility thus widens our language for engaging with questions of mobility and its political and social reality and possible futures.     

社会转型期职业流动的性别分化——以江苏省为例

本文使用第二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中涉及江苏省居民职业流动的数据材料,从性别的视角对社会转型期的江苏居民的代际职业流动和代内职业流动进行了分析,发现：社会转型期,职业流动加剧,两性的职业地位都得到了提升,但两性的职业层次差异也呈现出了扩大的趋势;代际流动方面,女性的代际职业世袭率高于男性,上升流动率低于男性;进一步对影响职业流动的内生变量进行因素相关分析的结果显示：社会转型期,人力资本和成就意识等“获致性”因素的影响力较强。     

中国农村贫困居民收入流动性研究

通过多变量Prob it模型考察我国农村贫困居民的收入流动性。分析两期之间农村贫困的状态依赖性,探讨决定我国农村居民当期免于贫困的因素,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投资中的教育投资和健康投资的反贫困效果最好;从贫困的状态依赖性来看,我国农村低收入者没有陷入明显的持续贫困,收入流动性较强;农村女性收入状况逐年改善,婚姻状况有利于缓解贫困,国家公务员或者企业经理,政府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性质的员工陷入贫困的概率更低,东部地区居民容易免于贫困;改革开放的制度变迁给农村居民带来收入变动的机遇,同时也增加了他们收入的不稳定性;回归结果对低收入门槛的定义比较敏感,有必要在收入分布的"绝对贫困"区域上方再划定一个"基本贫困"区域。     

日本都道府县劳动力流动与区域经济集聚——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实证研究

在"次贷危机"影响下,日本经济增长和集聚程度下降明显,以外向型发展模式为主的中心地区衰退迹象出现较早且遭受冲击严重,而以内向型发展模式为特征的外围地区所受影响相对较小或衰退迹象尚未完全显现。区域内长期从业流动劳动力及其净流入对经济增长和集聚具有促进作用,其中,后者作用突出,表现为中心和外围地区较大、次中心地区较小的"哑铃型"态势。区域内临时季节性从业流动劳动力及其净流入对经济增长和集聚具有阻碍作用,后者作用也很突出。相比长期从业流动劳动力,临时季节性从业流动劳动力对经济形势和就业预期变化的反应缺乏弹性,其变化主要在次经济中心和外围地区表现较为明显。以此为鉴,我国应积极消除阻碍劳动力区域自由流动的体制性障碍,以发挥劳动力流动对区域经济增长和均衡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探索

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从诞生发展到今天 ,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一户籍管理体制与现行的社会经济体制存在着许多不协调的方面 ,户籍改革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而改革的基本思路集中在这几个方面 :1.逐步实行一元化户籍 ;2 .由现行的户口登记逐步过渡到人口登记 ;3.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对人员流动的开放管理 ;4.与经济体制改革配套     

Embodying Flexibility: Experiencing Labour Flexibility through Urban Daily Mobility in Santiago de Chile

Abstract

This paper’s objective is to contribute towards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bility practices and labour flexibility. Focusing on the case of Santiago de Chile, it argues that an extremely flexible labour market, as in the Chilean case, affects the everyday lives of inhabitants which are compelled to ‘weave’ dispersed workplaces, articulate multiple-employments within a workday or use mobility time-space for tele-working. From an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 we show how labour flexibility in Santiago de Chile is experienced and embodied through daily mobility practices. The article presents ethnographies in which flexibility changes mobility practices, giving rise to a specific time-space that becomes an intrinsic, yet seldom recognised dimension of the economic production proc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