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唐诗杂论》与《唐诗大系》的诗学会通

闻一多“以诗解诗”与“以诗选诗”相互贯通。闻一多《唐诗杂论》以“诗人学者”的视角解读唐诗,推崇诗歌的情感力度、诗人的人格高度。闻一多《唐诗大系》则以选代评,以“学者诗人”的视角编辑情感力量充沛的唐诗选本。引领唐代诗风转型、强力表现人生痛苦及淡泊情怀的诗作,是闻一多联结《唐诗杂论》与《唐诗大系》的核心文本,理论研究与选本品鉴的诗学会通最终体现为才情与学识的交织。     

理性观照与神性启示--西方文学精神突围的二维

文学既是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呈现 ,也是人类在生存困境中所进行的精神突围。在这种精神活动中 ,始终灌注着自由的理想。西方文学精神发展的历程表明 ,西方人主要以“理性观照”和“神性启示”两种方式达成自由。“理性观照”是以人的实践活动来求得人的解放与自由 ,它有理性主义与物性主义两种表现形式 ;而“神性启示”则在关于人生存的追问中 ,将人放在超验语境中言说人的存在 ,它呈现为上帝启示信仰和精神超越两种形式。     

谈宋诗的“以文为诗主议论”

叶燮在《原诗》中把“宋人以文为诗主议论”与“唐人以诗为诗主性情”对举,指出了唐诗和宋诗的区别。历代对唐诗的评价都很高,而对宋诗则毁誉不一,争论颇大。确实,唐诗的长处是宋诗的不足,宋诗不如唐诗。但是,宋诗的“以文为诗主议论”的独特之处,正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使宋诗能够以自己的风格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列宁说过:“判断历史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确没有提供现在所要求的东西,而是     

中西诗歌的差异及其哲学审视

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 ,中国诗歌的主流是抒情言志 ,在西方诗歌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却是长篇叙事诗。究其哲学思维方式的根源在于 ,中国哲学文化具有内倾性格 ,强调“心”的作用 ,而西方哲学文化具有外倾性格 ,注重理性认知精神。     

从唐人眼中的盛唐看唐诗分期的客观标准

唐代文学的分期在唐诗研究中分歧最大 ,导致众说纷云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确立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本文认为“声律”和“风骨”是唐诗分期的客观因素。文章以唐诗选本和唐人评述为基点 ,通过分析“声律”、“风骨”在唐诗艺术和理论中的演变 ,认为初唐诗人所期待的“文质斌斌”的艺术内涵就是“声律风骨兼备” ,这一未能在初唐实现的诗歌理想在盛唐得到了实现 ,因而也构成了唐诗成熟和繁荣的标志。中晚唐诗歌在声律、风骨分化的前提下走向狭隘现实主义和追求声律格调的新形式主义 ,因而出现了元白扬杜抑李的偏激的诗教理论 ,导致了重格律轻风骨的单调的唐诗选。而对唐诗风格有过全面研究的司空图 ,则最早依据“文质斌斌”的理想提出了初、盛、中、晚四唐说     

透明狮子的故事—— 一位医疗史学者的从医经历

我与中医的缘分，始于幼时的耳提面命。常言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医坛则云：“熟读汤头三百首，不会开方也会开。”所以五六岁时即开始就着唐诗背“汤头”，其后继之以《药性赋》、十二经脉、针灸腧穴，     

论刘禹锡诗歌的艺术个性——在中唐诗歌新变背景中考察

在中唐诗歌新变背景中,刘禹锡诗歌的创变特色并非特别显著,其诗歌的艺术个性体现为继承唐诗传统的典雅、宛畅、优美、蕴藉的审美特征,在保留传统唐诗诗性特质的基础上,用审美的形式来表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个体生命的独特感受。他对唐诗传统审美特征的继承有创作主张、审美趣味、思维方式等多方面的原因。他的许多优秀作品正是思想和艺术完美结合的产物:独特的精神气质使他的诗歌独具内在气骨,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使其诗和其他标举“雅正”的诗歌有了显著的区别,理性沉思和感性思维的结合使他的诗歌具有了独特的艺术品质。     

"唐诗与西域文化"研究范式的转型呼唤

在唐诗研究领域,“唐诗与西域文化”的研究意识在20世纪已经完全形成,并在微观研究方面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但宏观研究尚未全面展开;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而“唐诗与西域文化”研究却难预其流;同时唐代文化研究、文化交流史研究、西域研究等领域的成果则在客观上又为“唐诗与西域文化”研究的全面推进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基础。因此,“唐诗与西域文化”研究范式的转型是必然趋势。     

从"唐人选唐诗"看王昌龄在唐代诗坛地位的变迁

“唐人选唐诗”录王昌龄诗歌作品的情况反映出唐代不同时期人们对王昌龄诗歌接受态度及其在唐代诗坛地位的升降变迁。总体而言 ,昌龄因其五言古诗对盛唐诗风的开拓之功而受到当时选家普遍重视 ,有“诗家夫子”之称 ,中唐以后选家则独重昌龄七言绝句 ,虽以“七绝圣手”誉之 ,但其诗歌地位已非显著。文章同时指出 ,作为古代诗歌批评的一种特殊形态 ,唐诗选本所蕴含的诗学价值应受到重视 ,成为唐诗学研究的一个方向     

论朱自清散文的现代理性精神

朱自清散文历来被认为是传统文化的代表,体现着“中国传统美学的温柔敦厚之美”,而对其散文的现代理性精神则很少关注。从文化与散文相结合的角度,可以看到朱自清散文具有四个方面的现代理性精神,即个性自由精神、民主科学精神、专业学理精神和批判重建精神。这四个方面表现了朱自清散文的文化价值取向及其具有的现代理性精神。     

浅谈苏轼诗歌的理趣特征

“理趣”这个说法是宋人首先提出来的。“理趣”，顾名思义，是要说理而有趣。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和宋诗的特点有密切关系的。唐诗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顶峰是后人很难超越的，宋诗只得另辟蹊径，以另一种姿态出现在诗坛。比起激情澎湃的唐诗，宋诗显得理性而冷静，“诗主理”也便成为宋诗的一大特点。苏轼是宋代伟大的诗人，宋诗的特点在他的诗歌中...     

简介《唐音质疑录》

吴企明同志有关唐诗研究的论文和读书札记,已结集为《唐音质疑录》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带有考据、辨伪性质的学术成果的论集。《唐音质疑录》一个明显的特征,是以一种科学的探索精神贯穿着各篇。“唐音”,本是元代杨士宏所编唐诗的书名,后世作唐诗代称。运用校勘、考证、辨伪等手段,以研究、解决古籍中“疑难杂症”,在这方面,历代学者下过很多功夫,作出了不少成绩,可惜由于历史的原因,这类治学方法被“打入冷宫”,遭到某些人的“白眼”。值得庆     

略说宋诗议论化理趣化

略说宋诗议论化理趣化朱靖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对于唐诗与宋诗的区别，历来已有定评。唐诗重性情，以形象韵味取胜；宋诗重说理，以议论理趣见长。所谓宋诗的“议论化”，是指诗的艺术表现形式，即它以议论的概括方式进行诗歌创作；而“理趣化”，则是指诗歌内容方面...     

结构与内涵：论当代中国法治信仰的培育路径

世俗语境下的法治信仰区别于纯粹意义的宗教信仰,可视为包含了意识、认同和精神三个层次的“结构综合体”。其中,法治意识代表着社会成员对法治全面、充分和理性的认知与理解,在本体论层面决定了法治信仰中的“法治”究竟为何;法治认同则构成了法治信仰的认识论层次,决定了看待法治的方式和对待法治的情感;法治精神展示出理性与情感紧密结合、不断交互的过程,形塑出法治信仰的核心内容。法治信仰的培育具有外在性、诱导性、现实性的特征,一方面应当因循“意识—认同—精神”的渐进路径,另一方面则强调培育法治信仰必须以法治实践为基础。     

论理性兴衰中的人——评析哲学的三次人类学转向

人是一种有限的“理性存在”。理性的兴衰史是人们对于“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在近现代以及后现代得到较深刻回答的必然。哲学的三次人类学转向证明了这一点。理性的衰落渊于理性的绝对化 ,这种绝对性异化则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学和理性在本质上具有“终极人文关怀精神” ,是一种充满人类理想和激情的并与人类自身发展、前途命运息息相关的。     

古典诗论中的唐诗句法修辞研究

以诗话为代表的传统诗论 ,在“句法”方面也留下了不少的评点文字 ,但严格意义上的句法修辞研究则不多见 ,文章对唐诗句法修辞研究史的回顾 ,主要关注诗论中直接的唐诗句法修辞论 ,适当地收录一些跟修辞研究有密切关系的关于“句法”的论析。传统诗论对唐代近体诗中的语序变化、虚词运用和修辞的关系谈得很多 ,但总体而言 ,传统诗论中的唐诗句法修辞研究有明显的局限性     

理性精神对文学可能作出的贡献

为了摆脱精神困境和消除文学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艺界展开了对“主体性意识”、“人文精神”和“新理性精神”等的讨论。尤其是新理性精神融中西哲学思想、人文思潮和价值精神于一体,汇聚成一股新的文化潮流,成为当前最具影响力的文学精神和价值取向。文学的存在与否并不取决于理性精神,理性精神也不能从根本上挽救文学。但是从理性的发展阶段和理性精神内在辩证关系中可以看出,文学的内在精神是与理性紧密相连的。理性精神在当前时代对文学可能作出其卓越的贡献。     

唐诗艺术咀华(三则)

近年来,余潜心于唐诗之研读,每有会意,便欣然手录,录而类分。日积月累,稍有可观。读唐诗之余,复搜罗有关论唐诗之诗话,以“诗”证“话”,以“话”验“诗”,相互比照,得其环中。本文立足“诗例”本身咀其精华,展而后置其于中国诗歌发史中加以考察,溯源探流,以求窥其艺术生命之一斑。故不揣谫陋,先奉三则,权为投石,谨祈方家学者指正。     

论理性兴哀中的人——评析哲学的三次人类学转向

人是一种有限的“理性存在”。理性的兴衰史是人们对于“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在近现代以及后现代得到较深刻回答的必然。哲学的三次人类学转向证明了这一点。理性的衰落渊于理性的绝对化，这种绝对性异化则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学和理性在本质上具有“终极人文关怀精神”，是一种充满人类理想和激情的并与人类自身发展、前途命运息息相关的。     

理性思维的诞生——前苏格拉底哲学的“本原论”及评析

理性是西方传统哲学的主要精神。它渊源于古希腊哲学,直接孕育于前苏格拉底哲学的“本原论”之中。泰勒斯以“水”为万物的本原,扬起了理性的第一面旗帜。毕达哥拉斯把“数”看作宇宙本原,开辟了一条由抽象原则说明感性经验的理性之路;爱利亚学派的“存在论”则在理性的探索上实现了对感性的超越,探究知识的确定性,成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理性主义哲学的直接来源。物质结构理论实现对物质形态的进一步抽象,为科学理性奠定了基础。因此,探寻前苏格拉底哲学的本原论思想及其相互关系,对深入理解和研究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有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