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中政府行为的制度分析

制度因素是经济增长动态过程中的内生变量 ,它构成经济增长中合作与竞争的基本秩序 ;而作为国家意志的代理人 ,政府用以交换和服务于委托者的基本形式 ,就在于制度供给。它不断界定和明晰产权结构 ,为经济增长提供生产性制度安排 ,也可引导社会意识形态和制定生产计划与宏观政策 ,为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制度协调框架 ,以此将政府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融入到制度分析框架之中。     

汇率制度与经济绩效--兼论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启示

汇率制度与经济绩效关系研究表明,一是汇率制度与通货膨胀之间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关系,不同的汇率制度表现出的通胀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二是汇率制度与货币危机之间没有明确的对应关系,何种汇率制度更易促成货币危机,只有结合汇率制度特征和特定的经济环境与金融制度背景才能加以判断;三是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汇率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取决于特定的经济和金融发展水平.并且,笔者从制度理论角度对汇率制度与经济绩效关系做出进一步阐释.在此基础上,引中出入世后现阶段人民币汇率制度应是货币当局在实际中重归真正的管理浮动汇率制.     

正式制度实施绩效与中国区域发展差距

制度经济学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证实了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因素,而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协调度是决定正式制度绩效和制度动态稳定性系数大小的关键变量之一,从而决定着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水平。将中国正在进行的这场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看作一种“强制性变迁型正式制度”;通过考察东西部非正式制度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与正式制度安排的不同兼容性和不同的制度运行效率,可以看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区域发展差距日益增大。     

制度变迁的绩效传导与绩效曲线

本文引入时间变量来分析制度变迁的经济绩效,认为在不同的时间跨度内,制度变迁的经济绩效传导途径有所不同.短期内,制度创新通过降低交易费用,从而直接提高生产效率和实现经济增长;长期内,制度从属于技术创新的要求,其绩效通过对技术创新的作用而间接地体现出来;从短期和长期来看,制度变迁绩效都呈递减趋势,但两者成因完全不同.     

制度因素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笔者通过尝试更为深入、系统地分析制度因素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之间的关系,得出了制度桎梏是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阻碍,而制度变迁则是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嬗变的重要解释变量的基本命题,并在此基础上对如何消除制度桎梏进行了探讨.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中的制度因素分析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日益突出,影响了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与社会和谐与稳定。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分析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与制度变量之间的关系,得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主要是由于地区之间的制度变迁速度、程度不同。指出要缩小区域间经济差距,必须加快中西部地区制度、特别是非正式制度变迁进程。     

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

投入、技术和制度是决定经济增长的3个变量.技术变量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制度变量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而技术进步又离不开制度创新,它不仅需要制度的投入、支持、激励与诱导,而且其本身就注入了制度变量的直接贡献.     

基于制度视角的企业多元化分析框架研究

在我国转型经济背景下,宏观层面、产业层面和组织层面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环境都显著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除了强调产业结构、企业资源条件的重要性之外,还应考虑转型经济中企业战略的特定制度背景,用一种新的以制度视角为基础的战略观点来解释中国企业多元化经营的特质,进而在对传统的结构—行为—绩效的战略研究范式改进的基础上,提出我国企业多元化研究的制度—行为—绩效范式的分析框架。即把制度因素作为内生性的变量,用整合的制度分析的观点来解释制度转型期企业战略行为及其变化。     

论制度结构及其互补性对制度变迁绩效的影响

制度变迁是体制改革中必然发生的事情。制度变迁中的绩效如何则直接影响改革方式和道路的选择以及最终结果。影响制度变迁绩效的因素很多 ,但制度结构及其互补性则是直接对制度变迁绩效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因素之一。改革中某些制度变迁的实际效果与理论预期相差甚远 ,关键就在于任何制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各种制度之间的共生互补性决定了单个或局部的制度变迁是不可能在长期内不受制约而获得持续的绩效增长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湖北省资源环境制度研究

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不同的制度安排导致不同的经济绩效.在分析湖北省资源环境制度建设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提出湖北省"两型社会"建设应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三个方面入手构建资源环境制度体系.     

制度创新、路径依赖与区域经济增长

在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 ,路径依赖的不同致使制度创新的绩效呈现较大的地区差距。农业制度创新、产业制度创新和地方政府制度创新是制约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并在一定的路径依赖过程中不断强化 ,应注重区位势能开发理论的研究 ,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晋升激励、制度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举世瞩目,地方政府竭尽全力追求经济增长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中央政府以GDP为主要指标考核省级党政领导,经济发展领先地区的领导人将得到晋升.为了获得晋升机会,中国省级政府领导人之间进行激烈的竞争.他们不遗余力地发展地方经济,而制度创新是地方领导人获得竞争优势的主要手段之一.制度创新要花费成本,消耗地方领导人的时间、精力.各地政府争相创新提高经济产量的制度,是中国经济充满生机的重要因素.     

宁波外贸优势解析：制度经济学观点

主流经济学在解释国际贸易原因时,都未考虑制度因素对形成国际贸易优势的影响,将制度视为既定的或者制度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因而在解释现实世界中暴露出许多局限性。文章从分析宁波外贸优势原因出发,从产权制度、政府政策、人力资本和产业集群等方面分析了制度对宁波外贸发展所起的作用,指出制度因素是决定宁波外贸优势的关键因素。     

改革前后期中国经济绩效差异的制度阐释

中国改革前后两个30年的经济发展绩效有天壤之别,对此,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难以做出合理解释.循着制度经济学理论,可以发现制度变迁是造成中国改革前后两个30年经济绩效差异的根本性因素.中国经济要保持边际收益递增,还得依靠制度创新.因此,深化改革是中国的不二选择.     

征地制度绩效下降与重构

从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三个方面对征地制度的绩效进行初步分析。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期相比,征地制度绩效明显下降。在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央财政下放的环境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之间的权力失衡、农村土地产权模糊和征地程序失范是造成征地制度绩效降低的主要原因,集体土地使用权有限期直接进入土地一级市场之后再收归国有、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人格化"和完善司法救济制度是提高征地制度绩效的主要途径。     

基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功效与制度创新分析

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活动的内生变量和驱动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一种有效的制度对经济发展具有三方面的功能效应：约束主体行为与经济关系,减少社会经济的无序和不确定性;明确产权,降低经济机会主义与交易成本;形成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使经济各要素的潜力充分释放。在一个动态环境中,原有制度会逐渐固化,蜕变成阻碍经济发展的障碍。所以,制度必须创新,通过制度创新进一步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     

农民增收的制度创新与路径选择

新制度经济认为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 ,制度安排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制度创新是经济不断增长的保证。在现阶段农业发展中 ,由于受到一系列制度性因素的约束 ,农民收入水平低、增长速度缓慢。在农村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时 ,必须通过对农业制度的创新 ,消除妨碍农民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速度提高的制度约束 ,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可持续发展视角的考察

制度和经济增长方式之间存在深层的内在联系,推进传统制度变迁是实现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客观要求。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计划经济时期片面追求经济快速扩张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但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并不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因为这种经济效益导向型增长模式强调的是生产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同时通常忽视了经济行为的生态效益和负外部性。我们所追求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种增长方式不仅将技术而且将制度都视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不仅要推动微观主体或局部的经济增长,而且还要使整个社会福利最大化,实现经济发展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外在制度的多样性与我国外在农地制度创新的多样性

在中央政府统一供给的制度框架下,各地之间的外在制度是多种多样的,之所以会出现地区之间外在制度的差异性,一个重在的原因在于各地本来在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我国农地制度改革是从1979年开始的。以联产承包等多种责任制形态为土地制度变迁的始点。二十多年的农地制度变迁,从政策调整角度观察,政府一方面强调农户承包经营土地的长期稳定,一方面鼓励土地使用制度的不断创新。相对单一的农地集体所有的制度安排、中国客观上存在的区域经济差异和土地经营存在的比较优势不同,外在农地制度安排的多样性,并且我国农地制度还将沿制度多样性的路径演进。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可持续发展视角的考察

制度和经济增长方式之间存在深层的内在联系，推进传统制度变迁是实现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客观要求。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计划经济时期片面追求经济快速扩张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但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并不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因为这种经济效益导向型增长模式强调的是生产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同时通常忽视了经济行为的生态效益和负外部性。我们所追求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种增长方式不仅将技术而且将制度都视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不仅要推动微观主体或局部的经济增长，而且还要使整个社会福利最大化，实现经济发展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