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性劳动走向生态劳动——兼论生态劳动的特征

现代性劳动是资本逻辑控制和引导下人类征服自然、满足私欲的工具和手段,具有反生态性。祛除现代性劳动的反生态性,转向生态劳动,是应对生态危机的良策。生态劳动的基本内涵是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物质变换,人与自然之间通过物质、信息和能量的良性交换实现了自然养育人类和人类护育自然的统一。生态劳动以人与自然的相互养育为自身目的,以人与自然的循环发展和协同进化为基本过程,以生成生态文明为最终结果。     

批判与展望——马克思人与自然物质变换思想的生态哲学蕴含

马克思以人与自然辩证关系为基础,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具体考察和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劳动问题,指出人与自然之间出现物质变换裂缝是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异化以及由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异化导致的自然本身的异化的结果,马克思从生态哲学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这种生产方式下造成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裂缝进行了深刻批判,并提出共产主义是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实现人类与自然最终和解的根本选择。     

马克思劳动思想的生态意蕴

生态问题其实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劳动则是人类与自然相互关联的纽带,因此,马克思以劳动作为逻辑起点推演出他的生态思想：劳动既是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中介,又是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间物质变换的手段;劳动的这种调整和控制功能一旦失效,就会出现物质变换裂缝而导致生态危机。对于生态问题的研究,马克思的绝世超伦之处更在于他透过生态问题的表象揭示出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即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异化,并据此探寻通过劳动解放救治生态危机的现实路径。     

论闲置劳动与过剩产品交换

劳动的闲置和产品的过剩都是相对的,通过运用政府行政组织的力量和实施一定的经济政策,在闲置的劳动和过剩的产品之间建立起一座相互联系的桥梁,就能顺利实现它们之间的交换,从而使过剩产品的价值得到实现、使闲置劳动的作用得到发挥,并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内经济的良性发展奠定基础.     

从生态哲学的维度解析劳动与异化劳动

劳动的生态哲学本质就是从自然中获取能量。劳动的主体是人,人的劳动从自然中获取了大量负熵能,促进了社会生态系统的有序运行。不仅如此,劳动还促进了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多样性。异化劳动使大量高熵能量集聚在生态系统中,解构了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性,阻碍了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发展。     

乡村生态振兴的困境与进路探寻——基于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

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为深入理解乡村生态振兴战略要义,切实贯彻其理念政策提供了思想遵循和理论基础。作为物质变换理论的内容延伸,“物质变换断裂”从反面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因背离物质变换导致的生态危机,并阐释了其根源所在,为推动乡村生态振兴打开了思路。新时代重建乡村生态优势,重整生态振兴力量,必须及时弥补“物质变换裂缝”,从生产方式、体制机制、价值理念、主体践行等方面对症下药,最终实现“既有绿水青山,又有金山银山”的双赢。     

马克思的生态劳动实践观及其现实价值

马克思科学地揭示了劳动实践的生态内涵,即劳动实践的生态本质、生态尺度及生态功用。从这个层面看,马克思的劳动实践观就是生态劳动实践观。认真解读马克思的这一重要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生态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态型社会规范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非物质产品也是社会财富--兼与孟祥林同志商榷

财富是因稀缺而需要通过劳动生产出来的对人类有用的产品,满足物质需要的物质产品是财富,满足精神需要的精神文化产品也是财富;具有物质形式的劳动产品是财富,不具有物质形式而以思维、活动的方式存在的劳动产品也是财富.在物质产品匮乏年代,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产品被忽视或被排除出财富领域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当今时代,非物质产品的财富性质不能被否定.生产财富的生产活动既包括物质性的活动也包括非物质性的活动,既包括体力劳动也包括脑力劳动.     

劳动监察制度的生成逻辑及其功能

劳动监察制度的生成既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有现实的依据,此外人权观念的勃兴和人权运动的兴起也对劳动监察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劳动监察制度既是劳动法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劳动法制继续发展的必要保障,不仅有助于建设和谐社会和贯彻核心劳工标准,也有益于促进企业间的公平竞争和实现劳动者的劳动权。     

生态整体论的演进逻辑

浪漫主义对大自然的爱的呼唤促成了生态整体思想的萌芽,而群落超级有机体范式则构筑了现代生态学的逻辑起点。它们实现了生态学与机体哲学的融合,并为盖娅理论的产生作了铺垫。但是,由于生态整体论具有浓厚的形而上学色彩,使得它不断遭受来自还原论的质疑:生态系统是否是具有本体论地位的最基本单元,群落的形成是竞争的结果还是随机的组合等。正是整体论与还原论之间的这种相互辩驳、修正使得生态理论呈现出螺旋式的上升与发展。这种逻辑几乎贯穿了生态学历史的全部。尽管它们之间的分歧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但生态思想的逻辑归宿最终只能是多层次的进化整体论。     

关系化用工:农业规模经营的社会基础

农业规模经营是中国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关键议题。农业规模经营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呈现出用工效益的差异,从而使一些规模农业经营主体陷入困境。采用嵌入性视角探讨农业规模经营中用工模式嵌入社会关系的逻辑及其影响。研究发现,农业规模经营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化用工无法有效解决农业规模经营中的劳动监督问题。而将市场规则嵌入关系规则的关系化用工使得雇佣双方产生了利他倾向,进而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工人内在的劳动积极性,从而使农业规模经营主体摆脱经营失败困境。关系化用工的实现依赖于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在用工选择、生产管理和日常生活中充分发挥社会关系的积极作用,但社会关系范围和程度都是有限度的。因此,农业规模经营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处理好经济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社会关系。     

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及其启示价值

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是在对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范式的质疑、反思和批判基础上，生成的一种新的生态伦理形态，虽然其学术理论观点面临着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的不断质疑甚至苛刻质询，但其在生态世界观的诞生，整体思维观的运作，经济价值观的转向，绿色科技观的生成，生产方式观的转换，文化自然观的整合等层面的重要的学术启示价值仍不容小觑。系统深入地挖掘其启示价值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流通环境、林产品流通效率与生态安全

利用Logit模型,从企业层面、政府层面、社会层面各确定一些变量构建评价体系,选取2011年我国东北、西北、东南、西南、中部等典型区域的100个区域样本的截面数据,对影响生态安全的有关流通环境与林产品流通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除林产品流通配套的社会支撑对于生态安全呈现负相关外,其他10个影响因素对生态安全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必须从健全林产品流通体制与机制,改善林产品流通基础条件,加强林产品流通行业管理和组织水平,提高林业从业人员素质,努力降低林产品流通的成本等方面对流通环境加以改进,以提升林产品流通效率,维护生态安全大局。     

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变化关系探讨

只有劳动生产率变化而劳动量不变的假定成立时,单位商品价值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才能成立。然而,当劳动生产率提高时,生产商品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都会增加,从而生产商品的劳动量增加。同时,劳动生产率变化还会使商品供求关系变化,从而使价值总量发生变化。因此,单位商品价值与劳动生产率不成反比。一般来说,单位商品价值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方向变化。     

生态价值论视野下的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不仅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而且体现了生态价值论的基本理念。在循环经济活动中人们以复杂劳动创造了价值,复杂劳动主要包括通过科技创新对工业工艺流程进行改造,通过系统工程协调工业布局。人们不仅在循环经济中创造了价值而且保护、节省和储存了生态价值,因为循环经济拓宽了自然资源的利用范围,提高了单位资源的产出率,降低了单位产品的资源消耗。传统工业经济发展的问题在于没有解决劳动价值和生态价值的平衡关系,对劳动价值的单一追求,意味着对生态价值的忽视,这是工业经济发展思路狭隘的致命之处。生态经济价值是循环经济富有特色的价值形态,体现了循环经济将劳动价值和生态价值兼顾和融合的特点,体现了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视野即经济活动应该具有环境良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生态经济价值是在劳动价值与生态价值对立关系基础上实现统一关系的产物,体现了经济领域中的价值关系辩证法。     

论我国南方丘陵山区扩大种植各民族传统特优农林产品的生态维护价值

在历史上,我国南方各民族曾经培育出了一系列的特优农林产品,如白蜡、桐油、油茶、生漆、葛藤、优质糯米等,并凭借这些优质农林产品曾经实现过我国南方地区的富裕和繁荣。可是,进入20世纪后,由于这些产品不能适应社会转型的需求,而纷纷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只能以残存的方式在农村得到有限的传承和利用。与此同时,从国外引进的农林产品,或者是靠现代育种技术培育的农林产品却在极大的范围内置换了上述各种特优农林产品。这一置换在短期内虽然赢得了一定的社会经济效益,但却埋下了生态安全的隐患,使得相关地区的生态建设蒙受了损失。本文仅就传统特优农林产品的相关生态维护价值展开讨论,以便唤起世人的关注,为“十二五”规划的制定和实现提供经验与教训。     

新中国劳动关系演变的历史逻辑与现实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体制的每一次变革与发展都深刻影响着劳动关系,劳动关系的演变也呈现出一定的历史规律。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的变更始终是劳动关系演变的决定性因素,劳动者主体作用的发挥始终是劳动关系演变中的决定力量,劳资关系从对立对抗走向互利共生是其发展的基本走向,劳动关系主体诉求的多元化是其演变中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劳动者的价值创造能力以激发劳动者主体作用,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机制,处理好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充分发挥工会维护劳动者权益的作用,是新中国劳动关系演变的历史实践所带给我们的现实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