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府爷信仰的“流变”——多元视角的探讨

杨府爷在浙江温州一带具有广泛的群众信仰基础,被视为温州本土的信俗文化,但是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考察,这种信仰存在着复杂的、长时段的变迁。具体而言,杨府爷信仰经历了神职的多元化、神格的正统化、信仰体系的复合化以及信仰区域的"去坐落化"等既有区分又有联系的"流变"。此种多元视角的关于杨府爷信仰流变的探讨,可明晰杨府爷信仰作为当前社会的"文化资本"所形成的历史路径。     

大理白族送“祖先蛇”仪式的多维解读

送"祖先蛇"是大理白族村寨中一种很小的宗教仪式,我们通过对这个仪式的多维解读可以看出一个民族历史上的图腾崇拜、祖先追忆,以及仪式本身对保持区域性生态平衡,减少蛇对白族人的伤害和维护白族传统信仰的作用。     

试论政府在民族节日文化开发中的引导作用——以永德县俐侎人“桑沼哩”节为例

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独特的少数民族节日已成为文化旅游的一大亮点,从而带动了当地旅游业和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政府在引导部分民族节日开发时尽管助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存在很多不足。我们以永德县俐侎人"桑沼哩"节开发为例,分析其开发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并从政府角度出发结合当地实际提出一些改进的建议。     

仪式、归属与重构——中国彝族“尼木”祭祖送灵仪式与韩国棺头洁净仪式比较研究

通过对中国彝族“尼木”仪式和韩国韩民族“洁净祭”仪式的含义、程序与功能进行对比后,发现二者形式差异和性质相同。仪式差异点：彝族“尼木”仪式是两个父母去世后才进行,而韩民族是死者出殡前晚上进行;彝族用竹子制作灵牌代表亡灵,韩民族是用死者衣物代表亡灵;彝族是通过毕摩念经和象征行为模拟来完成,韩民族是巫堂以多种专门的乐器伴奏下用歌曲或说话来完成。仪式共同点：主要以五个程序构成;宗旨是将亡灵送往极乐世界;目的是通过象征仪式和娱乐活动把悲伤绝望转化为希望和喜乐,追求人类延续和幸福。彝族的“尼木”仪式和韩民族“洁净祭”在宗教意义上都是以象征的形式把亡灵送往极乐世界而变成祖灵,重构了对立统一的人界和神界,以便达到重构人们和谐生活秩序的目的。     

民俗重构与文化自洽：当代胶东地区乳山大秧歌的“非遗化”过程分析

俗称“逗会”的乳山大秧歌,是长期流行于胶东乳山市乡村地区的一种年节民俗舞蹈形式。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当代转型,它在表演形式、主体构成、动力机制、组织方式等方面均发生了较大变化,21世纪初兴起的非遗保护运动更促使其由地方传统向国家公共文化转化。围绕着乳山大秧歌,村落民俗精英与地方文化精英之间发生了复杂多元的文化互动,而这一民间传统也在民俗重构与文化自洽中,成为乡村社会基层权力系统运作的重要文化工具。     

论苗族“跳花节”与民俗文化的整合——以湘西凤凰县山江镇为例

节目庆典是观察民族文化的一个窗口,是研究地域文化的一把钥匙。“跳花节”是苗族的重要节日,集中呈现了苗族丰富多彩的文化习俗。在区域旅游开发背景下,节庆活动具有文化现象与经济内容的双重载体功能,本文以湘西风凰县山江镇苗族的“跳花节”为例,分析“跳花节”对苗族民俗文化的整合功能,并对此进行深入思考。     

文化“双创”赋能传统村落振兴：内在机理、核心举措与实践路径

文化“双创”赋能传统村落振兴,既是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是实现传统村落振兴的重要手段。其本质是将文化“双创”作为新的生产要素,优化传统村落的生产函数,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互补共生关系的同时,共享相关生产要素协同创造的附加价值。这一模式,不仅最大可能地保留了传统村落村貌的原真性,更保留了原有的生活网络、文化脉络和社会结构,使传统村落进入良性的经济自循环中,并最终实现传统村落的振兴。因此,要改变一味地以物质资源投资实现振兴的旧思路,战略性优先文化投资;吸引多元主体加入,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强调“在地活化”,落实“一村一品”;重塑村民文化认同,激活村民内生动力。文章还对具体的实践路径进行了科学的阐释。     

民族记忆与文化基因：“斡包节”的文化意蕴及其现代传承

传统节日是我国各民族重要的标志性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达斡尔族的“斡包节”是集民间信仰、传统文化和现代多种文明等多元文化因子为一体的复合型文化活动。作为达斡尔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斡包节”蕴含着丰富的价值意蕴：敬畏自然的人文伦理、增强民族认同和凝聚力的纽带、弘扬民族文化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等。深入挖掘“斡包节”的积极因素,唤醒达斡尔族节日文化的民族记忆,传承民族文化基因,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不仅有利于提升各民族的自我认知,增强民族凝聚力,而且对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间传统文化的重构与族群认同的表达——以寻乌汶口畲族村“迎故事”为例

寻乌汶口江东庙具有社区性,畲民在无法将江东福主塑造成本民族神灵的情况下,通过对"迎故事"恢复、组织、展演的操控以及在展演中巧妙地"嵌入"一定的畲族文化元素以确认民族的存在,实现了畲民从家族认同到族群认同的表述。在此过程中,国家与地方话语尽管规约着民间传统文化的重构,但文化的主体依然是广大民众。     

民间传统文化的重构与族群认同的表达——以寻乌汶口畲族村“迎故事”为例

寻乌汶口江东庙具有社区性,畲民在无法将江东福主塑造成本民族神灵的情况下,通过对"迎故事"恢复、组织、展演的操控以及在展演中巧妙地"嵌入"一定的畲族文化元素以确认民族的存在,实现了畲民从家族认同到族群认同的表述。在此过程中,国家与地方话语尽管规约着民间传统文化的重构,但文化的主体依然是广大民众。     

西部汉族村落中的信仰、仪式与文化——以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总寨村为例

宗教场所、神祇与偶像、仪式都是宗教性信仰的基本特征,通过这些特征不仅可以了解其信仰的宗教属性和特点,而且可以揭示其社会文化内涵,以及信众的民族性格。     

勐海傣族文身调查

文身是傣族男子中的一种传统习俗。本文通过对云南省勐海县傣族文身习俗的调查 ,介绍了傣族文身的历史与现实个案以及文身图案与文身方法。作者在调查中发现了头部文身和红色文身的罕见现象。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 ,作者还对傣族文身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变迁进行了讨论     

文化转型与文化适应--以云南省金平县者米乡苦聪人(拉祜族支系)为例

云南省金平县苦聪人,经多年的研究识别,于1985年划归为拉祜族的一支.笔者通过多年来的对比调研发现,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虽然我们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促使其生计方式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革,但是经济上极度贫困、社会发育程度极低、文化适应难度较大等问题目前仍然相当严峻.其主要原因在于苦聪自身文化系统在非内动力驱动的前提下,即外界不切实际的介入下发生了断裂,使体系内部的自我调适能力受到破坏,从而减缓了其文化适应的步伐,因此出现了文内分析的一系列文化的不适应问题,进而导致了其社会内部整体发展更加缓慢.为此提出族群内部的自身文化系统的良性运转和传承对本民族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云南空格人调查--以曼坝约村空格人为例

本文主要介绍生活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空格人(亦称呼人).空格人是中国尚未被确定为民族的一个族群,仅有1500人左右.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该州景洪市勐养镇曼坝约村的空格人为例,着重介绍了空格人的经济生活、社会习俗与观念以及其生存环境的变化.笔者所做的调查研究可以增加人们对这一族群的了解,也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永胜彝族他留人火草麻布纺织技艺的保护与传承

火草麻布纺织技艺是居住在滇西北永胜县境内的彝族支系他留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并延续至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他留人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是维护他留人民族文化身份的重要标志。随着他留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他留人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随之发生变迁,给他留人火草麻布传统纺织技艺的传承带来严峻的挑战。充分发挥政府在民族文化保护中的主导作用、关注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的生活状况、增强他留人对本民族文化保护的文化自觉意识、加大对他留民族文化保护工作的宣传力度,是他留人火草麻布纺织技艺保护与传承的有效途径。     

清明祭祖节俗的城市化进程——以香港“清明思亲法会”为中心

清明祭祖节俗依附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对土地的依赖.随着社会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香港清明习俗并未因为取消土葬而日渐式微,反而衍生出清明思亲法会的新节俗.这意味着传统清明祭祖的仪式空间由户外转向室内,参与仪式的主体由个体家庭转为群体,仪式目的从传统的思亲报恩扩大到了具有公益性质的慈善事业.2008年清明节被列为中国内地法定假日之后,香港清明祭祖的新节俗,也已经在部分内地城市如温州、三亚等地出现.     

茶叶经济的兴衰与传统文化的调适——西双版纳南糯山僾尼人的个案

本世纪初,以茶叶生产与贸易为载体的市场经济深刻地影响着西双版纳南糯山的(亻爱)尼人。茶叶经济的兴衰导致(亻爱)尼人传统文化发生了急剧的变迁。但与此同时,(亻爱)尼人传统文化的调适力也得到了彰显。在外部经济环境急剧变化的今天,这一个案为我们理解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关系,认识文化自身的调适机制,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和有益的启示。     

水族习惯法及其变迁——以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塘党寨为例

本文通过对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的一个典型水族村寨——恒丰乡塘党寨——的田野调查,描述了水族习惯法的表现形式、维护机制及其变迁。文章认为,水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权力的深入、长期的“送法下乡”活动以及宗教信仰等文化背景的深刻变化,是水族习惯法发生变迁的主要原因。研究这些变迁及其原因,对于理解和认识少数民族地区乃至整个农村的法治建设,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东苗、鸭子苗与东家人：贵州畲族的历史演变

贵州畲族在1996年被识别为现有民族身份之前被称为“东家人”,史称“东苗”。据史籍记载,东苗源自唐代的“东谢”,历史上的分布地主要为贵阳及其周边地区。明代以后,部分江西人进入黔地,逐渐融入当地少数民族中,他们也因为擅长养鸭而被称作“鸭子苗”。从清中后期到民国初年,东苗的住居地渐向黔东南区转移,集中在福泉、麻江、凯里等地,且多与汉人杂居。其间他们与“鸭子苗”完成融合,被人称作“佟苗”。贵州畲族历史演变及来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充分印证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客观事实。     

青海大通县广惠寺蒙藏小学校创办考论

民国时期,青海省大通县广惠寺寺主七世敏珠儿活佛与省教育厅联合创办了大通县广惠寺蒙藏小学校,成为近代青海藏区寺院开办带有世俗教育性质学校的典型。依据档案材料对该学校的建校过程和发展制约因素进行考察,有助于深入理解青海区域教育及社会的近代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