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经纬及其省思

<正>今年是"七七事变"78周年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为了纪念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及8年间失去的三千五百万同胞,笔者从维护历史事实和坚持人类公义的立场,对该事件的历史真相作如实叙述。"七七事变"之经纬1937年7月7日,日本的华北驻屯军以"军事演习"为名,蓄意挑起事端。日军演习直至深夜,当日24时,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向冀察当局提出交涉,诈称日军在"演习"中,失落兵士1名,要求进宛平城搜索,当即遭冀察当局拒绝。事实上,据当日率领日军"演习"的中队长清水节郎的笔记载称:"行     

危机公关和政府形象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 济的发展和新旧体制的交替,处于转型期 的中国社会正面临着一系列新变化、新问题和新挑战,危机事件的发生日益频繁。如何面对这些新变化、新问题和新挑战,如何有效、及时地处理突发性的危机事件,直接关系到政府的形象,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危机公关,成为政府管理和政府形象工作中不可回避的话题。     

论公安机关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应对与处置

公共危机事件是由于某些特定的或无法预测的因素诱发产生的对公共安全、公共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形成重大威胁的事件.公共危机事件的处置已经成为信息时代背景下,检验执政党执政能力和政府应变能力的前沿课题.作为我国政府体系内具有强制执行力的重要力量,在不同事件引起的公共危机中,公安机关应根据不同情况,准确把握在公共危机事件中角色定位,应用相应的法律框架,组建完备的应时体系、妥善应对大众传媒焦点,处理好与媒体和公众的关系,为高效应对公共危机事件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在公共危机事件背景下,更好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公安机关应当从完善应对机制,强化队伍建设等方面着手,不断强化公共危机应对的意识和能力,以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新期待、新要求,更好地完成党和政府赋予的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职责和任务.     

政府的媒介素养与重大突发事件的处理

媒介素养是现实个体对各种媒体信息的解读、评判以及运用能力。在当今的信息时代,各种媒体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一个政府如果不会或者不善于面对媒体,就很难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合格政府。有鉴于此,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来说,具备良好的媒介素养既是一种处理日常工作问题的基本能力、一种必备的内在修养,也是在处理危机事件或重大突发事件中彰显政府执政能力不可或缺的现实要求。这决定了政府人员的媒介素养教育必将深刻影响着政府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处理策略和舆论引导效果。     

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次贷危机是近年来国际经济金融领域最受关注的事件之一。对于正处于经济繁盛期的我国来说,这一场危机为中国敲响了居安思危的警钟。通过分析美国次贷危机的产生过程和原因,可以从中找出有益于我国的启示。     

危急事件中对传播的管理以及传播策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洪水、地震、飞机失事、矿井塌方以及病毒传染、恐怖袭击等危机事件频繁发生,引起了越来越多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开放的信息环境中,媒体的报道使得各种危机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传遍全球的每一个角落。通过借鉴国外危机事件中对传播的管理,对我国危机事件的传播策略进行分述。     

论日本新闻媒体在公共危机中的传播效能

当今世界公共危机频发，新闻媒体快捷有效进行舆论控制和危机应对意义重大。本文从日本新闻媒体在公共危机传播中的角色定位；日本新闻媒体对公共危机的快速应对；日本新闻媒体在危机传播中的舆论调控和媒体对危机事件的报道原则方面阐述了日本新闻媒体在公共危机中的传播效应和功能，从而为我国新闻媒体应对公共危机事件提供借鉴。     

城市危机处理系统亟待完善

<正>连玉明(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在《北京日报》撰文认为:近年,我国各地大灾小灾不断,这势必涉及到危机处理问题。尤其是四川汶川地震更加提醒我们今后要进一步建立城市危机处理系统。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表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处于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时,恰好是"非稳定状态"的危机频发期。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相当数量的大城市人均GDP已经达到或超过3000美元,这标志着我国城市进入快速建设期和发展期,我国大中城市也同时迈入了"非稳定状态"的危机频发期。     

影响旅游者主观风险认知的因素及对旅游危机管理的启示

旅游是以前往异地寻求审美和愉悦为主要目的一种短暂体验,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旅游者缺乏对目的地的了解,旅游的这一属性就决定了一方面旅游者对旅游风险的认识比较淡漠,另一方面,旅游者又对旅游风险十分敏感,一旦发生了负面事件,就会引起旅游供给和需求的重大波动,使旅游业蒙受重大的经济损失.世界范围内不断发生的负面事件,如9.11恐怖袭击和SARS事件中已经让我们目睹了这一事实.本文考察了影响旅游者主观风险认知的因素,并提出了如何将这些因素纳入旅游危机管理中的建议.     

试论中国政府的危机管理

危机管理是政府管理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危机事件在中国频频发生,对中国政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研究中国政府的危机管理,建立和完善危机管理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媒体视域的危机传播机制与治理探究

社会转型期的危机事件借助新媒体的裂变式传播已成新常态。新媒体的广泛使用加速了危机事件的即时和迅捷传播,当事方的政府或组织如何有效地利用新媒体应对和处置危机以及重塑形象,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需深入探讨。新媒体环境危机事件的传播要素、传播过程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新媒体环境危机传播的多元治理策略是藉此的些许思考。     

旅游业的危机管理

旅游业具有脆弱性的特点，易受各种事件的影响和打击，从而造成旅游业的危机，影响旅游业的正常发展。因而，对旅游业的危机进行管理吴有重要意义。视危机的性质、影响的规模和范围的不同，危机管理的主体包括各级政府、旅游主管部门、行业组织和旅游企业等。做好危机管理，要求危机管理的不同主体在危机的不同阶段，发挥不同的作用，采取有效措施，力争使旅游业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China’s Role and Influence in the Incidents in Po-land and Hungary in 1956

在苏联处理波匈事件的初期,中国因情况不明未及参与。而在苏联决定从布达佩斯撤军和再次武装占领匈牙利的问题上,中国的意见起了主导作用。这就是说,在危机处理的后期,苏联听从了中国的建议和主张,其结果是毛泽东既批判了苏联的大国主义,又保证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波匈事件标志着中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声望已经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论预警机制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在企业危机频发的今天,如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危机预警机制已成为现代企业面临的重要课题.企业危机类型一般有两种:由企业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危机和由企业内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战略、财务、产品、人员等危机.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和杜绝危机的发生,防止企业因此遭受损失,企业应该针对各种危机类型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企业预警机制体系.这一体系由自然突变、经济环境、政策法规、技术变化等企业外部环境预警机制和财务、营销、生产、组织、决策等内部管理预警机制等共同构成.企业还应建立一个从信息收集、分析、评估、发布到危机处理等一系列程序化的运作流程,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从而防止因某一因素的变化而引起企业较大的波动.     

政府危机管理中公民有序参与的路径选择

近年在我国频发的“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作为公共危机管理主体的政府面临着严峻挑战.解决政府危机管理困境的办法之一,就是积极推动公民有序参与.但当前我国公民参与政府危机管理,还存在诸如法制欠缺、形式单一、参与无序等问题.本文以促进公民有序参与为宗旨,分析我国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指出政府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对公民参与政府危机管理的方式、内容及制约因素等方面进行阐释,试图为推进公民积极有效参与政府危机管理,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具体建议与举措.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对中国的影响

一、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自2008年开始的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是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世界上最严重的一次危机。这次危机的发展是从次贷危机发展到债务危机,再发展到流动性危机,然后发展到信用危机。从范围上讲是从美国向世界各国扩散,从虚拟经济领域向实体经济领域蔓延,造成了一次严重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印孟边境冲突与印度的邻国外交

今年 4月中旬 ,印度同孟加拉国在边境上突然发生近 30年来最严重的武装冲突。联系到不久前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发生的大规模反印暴力骚乱 ,这次印孟边境冲突事件再一次暴露了印度在处理同南亚邻国关系中所面临的困境。现根据印孟报刊上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和评论作一简单综合介绍 ,以资参考。一、边境冲突事件的真相今年 4月 1 6日凌晨 1时 ,孟加拉国边防部队 (孟加拉国步枪队 -准军事部队 BangladeshRifles- BDR)包围了印度边防部队 (边境治安部队 -准军事部队 Border Security Forces-BSF)设在皮尔迪瓦村 ( Pyrdiwah)的哨所并驱逐印在…     

关于转型期的中国政治

一、危机中国已进入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社会转型期。这一判断意味着:中国已经或将要面临所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必不可免的六种危机: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深入危机(又称行政命令贯彻危机)、参与危机、整合危机与分配危机(美国“比较政治委员会”归纳),这是由新旧交替而使社会充满异质性和不平衡所决定的。只有坚定的改革决心和高明的改革策略才能引导中国渡过这一漫长而又艰险的途程,到达成功的彼岸。十三大向世人表明:中国共产党正是具备这种素质的领导力量。自从党把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后,干部队伍素质低以及机构设置不合理与新时期任务的不协调成为深入危机在中国的表现形式,它日益严重地影响着国家对有限资源的动员和利用,制约着经济的发展。为克服这一危机,十二大以来,党即开始对政府机构进行改革并对干部队伍实行新老交替和四化的工作(1982-1984年)。遗憾的是,这次     

流行病瘟疫与集体生存意识——关于海宁地区应对禽流感威胁的文化人类学考察

本文在田野实地考察、深度访谈和挖掘历史记忆的基础上,通过对2005年秋冬时节浙江海宁地区从各级政府和防疫部门到普通民众应对禽流感威胁的策略和措施的分析,揭示在危机过程中得以充分焕发的“集体生存意识”, 是如何促使传统“调适性智慧”与现代流行防疫知识的有机结合,并融入了抗击流行性瘟疫的现代实践中,发挥难以替代的职能。此研究的另一重要意义是力图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和研究手段来重构这一对日常社会生活造成巨大影响的危机事件的过程,为观察和分析全球化条件下不同语境中应对流行病瘟疫的地方性策略提供有价值的民族志文本。     

抗战时期回教界的民间外交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到了危急关头,面对敌强我弱的危险局面,回教同胞克服种种困难,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的组织领导下,以个人身份或组织团体奔赴海外,广泛开展各种民间外交活动,赢得了穆斯林国家对我国抗战的广泛同情与支持,为争取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