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毛泽东的一篇轶文:《序<论持久战>的英译——释抗战与外援》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讲演。讲演后,为了统一全体干部、指战员的思想认识,党中央决定立即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论持久战》单行本,并向武汉,桂林等敌后国统区发行,以影响国民党各战区将领接受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的整个抗日战争需要遵循的战略战术思想。1938年8、9月间在武汉,周恩来为了对桂系将领白崇禧进行诚挚、坦率的统战工作,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亲自将《论持久战》单行本送给白崇禧,叶剑英也亲自向白详尽地解释了这一著作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意义。白崇禧对《论持久战》的立论与见解很佩服,在商得李宗仁的同意后,便将这本书印发给桂系师长级以上干部阅读。然后,白又以国民党军副参谋总长的身份,根据《论持久战》中的观点,提出了“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口号,报请蒋介石批准,遍发全军,作为“对日作战方针”。基于《论持久战》这本著作在国内的影响,为了扩大它的影响范围,周恩来拟将《论持     

试论中国共产党与“两广事变”

“两广事变”(又称西南事变、六一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这次事变,以1936年6月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蒋介石请缨抗日开始,中经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的紧张局面,前后历时3个多月,最终以和平解决为结局,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五十多年过去了,在对“两广事变”研究不多的今日,研究中国共产党与“两广事变”的关系,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党对“两广事变”的分析和认识“两广事变”的发生是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有机交织的产物。     

国民党桂系见闻录——读《李宗仁回忆录》后记

桂系参加淞沪会战经过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进一步暴露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并吞我国的狂妄野心,也进一步激起了我国各族人民的愤怒。蒋介石于事变后在芦山召开军事会议,公开作了“九一八”事变以来第一次表示准备抗战的谈话,会前曾电邀李宗仁,白崇禧上山共商大计,但李、白想到蒋介石过去扣留李济深、胡汉民事件,心有余悸,不敢赴会,只派了黄旭初和夏威为代表去观察动态,同时电复蒋介     

陈济棠与两广事变的发动——兼论两广事变的性质

两广地方实力派在策划两广事变的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 ,当事人有不同的说法。本文认为 ,陈济棠是事变的发动者之一 ,但事变的发起者是李宗仁、白崇禧 ,是他们的策动才使得陈最后下反蒋的决心。从他们发动事变的过程可以看出 ,两广事变实为一次国民党内部中央与地方的冲突和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新桂系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推动作用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集团坚决主张抗日救亡,坚定的抗日救国立场成为了新桂系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政治基础。新桂系根据时局与形势变动的实际情况,利用其作为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政治军事影响积极推进与中共的政治互动及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内部团结以及国共再度合作从而实现举国抗战新局面的最终形成。     

俄共在中共创建过程中的贡献(译文节选)

毛泽东说:“1917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俄国的经验证实了列宁建党原则的正确,首次根据俄共档案库的资料研究,与具体阐明这方面问题和情况的是斯达鲁切夫和乌斯基诺夫发表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显明表现》与《中国人民参加保卫年青苏维埃共和     

李济深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贡献

1936年12月12日,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爆发。远在广西的李济深获悉后,完全赞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12月15日,他通电全国,指出:“惟际强寇压境,危亡即在目前,至盼号召全国所有力量,一致对外,方足以挽救危亡。若再另起纠纷,豆萁相煎,是真使国家民族陷于万劫不复之境矣。”16日,他与李宗仁、白崇禧等联名发表通电,申明西安事变要用“政治解决”。18日,李济深再次通电,反对讨伐张、杨,要求当局“顾念大局”。为了避免内战。确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李济深曾致电张学良,希望他保护蒋总裁的安全,以达到一致抗战;他又分别致函宋庆龄、何香凝,希望她们必要时到西安一行,以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他还给张群、吴稚晖写信,陈述保蒋安全以免内战的利害。张群读了李济深的信后,说:“李济深在福建事变和两广事变中,都演了主角。但从今天这个态度看来,他对委员长还是关心的,以抵御外侮为重,这是值得重视的”。     

共产国际及苏联与西安事变

近些年来,在西安事变的研究中,虽然有些文章对共产国际和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作过分析,推倒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决定的”这一传统说法。但是,比较起来,这方面的探讨仍不够,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西安事变爆发后,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迅速介入了这一事变。1936年12月13日苏联电台播发了《真理报》、《消息报》关于西安事变的消息报导。14日《真理报》发表了社论。16至17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长李维诺夫、副委员长斯托莫尼     

毛泽东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是中华民族转折关头的关键”,毛泽东倡导、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则是打开这个关键的金钥匙。 西安事变的发生,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广大官兵爱国激情的总爆发,是中日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的结果。而在促成这一事变与解决这一事变的过程中,毛泽东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诗》无‘正变‘浅说

“正变”之说,最早见于《毛诗·大序》。其序曰:“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的废,哀刑政的苛,呤咏性情,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诗序》在这里所说的变风变雅的“变”,显然是“达于事变”的“变”,即指因时事由盛变衰,政教纲纪大坏,所以“风”有“正风”“变风”之分,“雅”有“正雅”“变雅”之别。 关于《诗序》所说《诗》有“正变”,其实很早就有人提出过质疑和反对。《诗》无“正变”之说,几乎成了定论。但是,近     

毛泽东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中国共产党的对蒋方针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国外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非常想把蒋介石弄到延安审判，但莫斯科坚持反对这样做”，①把蒋介石的释放归结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逼迫。国内则往往以“毛主席英明决策”③一语来概述中国共产党制定对蒋方针的过程。拙文试图就接触到的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探讨毛泽东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关系，一则辨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二则说明制定和平解决方针是一个艰难复杂的过程，毛泽东在时局转换中审时度势，几经调整才寻求到了解决事变的最佳途径，从而…     

“集中”不是中国无产阶级特出的优点

“集中”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特出的优点”(也有说“本身的一些重要特点”、“自己的特点”、“特殊的优点”等,文字不同,含意一样),这似乎已成定论。但每当我重温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无产阶级优点(特点)的论述时,总感到迷惑不解:为什么毛泽东同志没有把“集中”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特出的优点”呢?难道是毛泽东同志还没有发现这个“优点”,或一时疏忽?我不以为然!且不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国革命》)为毛泽东思想成熟时期之经典论著,就是在十四年前,毛泽东同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下简称《阶级分析》)一文中就有过中国工业无产阶级(现代产业工人)“集中”的提法。毛泽东同志说,中国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之所以做了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     

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与毛泽东党报思想探析

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是中共党报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毛泽东亲自领导《解放日报》的改版和整顿工作,对改版前《解放日报》党性不强、版面编排不当、“八股习气”浓厚、报道有时失实等流弊进行彻底变革：回归与增强党报党性、重塑与调整党报版面内容、革“八股习气”树“五新文风”等。毛泽东在指导《解放日报》改版过程中所提出的一系列论述和办报原则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毛泽东党报思想与新闻理论也在《解放日报》改版过程中逐步成熟。     

论福建事变、两广事变、西安事变的关系

福建事变、两广事变、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逼蒋抗日的三部曲,毛泽东等称之为“鼎足而三”。本文拟对这三次事件的内在联系作一初步探讨。 国民党营垒破裂的开端──福建事变“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破裂的。”福建事变就是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它代表着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首先进行抗日反蒋的双重斗争尝试。它成为一股强大的冲击波,削弱了蒋的制约抗日机制,打开了国民党营垒的缺     

《毛泽东到八道湾会见鲁迅》辟谬

今年二月,《书林》第一期以显著地位刊登了沈鹏年同志的文章:《周作人生前回忆实录:毛泽东到八道湾会见鲁迅》.大意是说,在“五四”运动之前,经周作人推荐,鲁迅就读到了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发表的《体育之研究》等文,因而引起了他对毛泽东的关切:“五四”运动之后,鲁迅又读到了毛泽东寄赠的《湘江评论》,认为该刊连载的《民众的大联合》“是值得重视的一篇好文章”.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下旬,毛泽东率湖南驱逐张敬尧请愿代表团到达北京.次年四月,鲁迅终于在八道湾寓所跟毛泽东会面.两人“意气相投、一见如故地畅谈了半天”.以上情况,都是鲁迅研究史上前所未闻的事情,自然引起了读者很大的兴趣,加之有几家报纸又相继以“摘要”的形式转载,更扩大了     

李伯元与“谴责小说”的兴起

晚清“谴责小说”的兴起,并非如鲁迅所论兴起于庚子事变后的1901年和受庚子事变的刺激,而是兴起于1903年,原因是以李伯元为代表的报人作家对梁启超发起的“小说界革命”的响应。《官场现形记》开创了晚清旨在揭露官场腐败及其原因的“写实派”社会小说的典范。     

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走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道路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曾经被认为是“文艺为政治服务”,是“文艺服务于政治”。这是把毛泽东文艺思想理论简单化、庸俗化。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51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重新学习《讲话》精神,深刻理解和领会《讲话》的精髓,坚定走毛泽东文艺思想路线的信念,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认真学习《讲话》,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是坚持“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原则”,也就是坚持“我们的文学艺术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这一方向。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认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到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     

从张、蒋政见分歧谈西安事变发生的必然性

对于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过去人们多从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影响;中国人民,特别西北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等等方面进行分析和论证。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与国内改革问题上,因政见不同而发生的。”①本文就西安事变的当事人张学良和蒋介石的政见分歧,谈谈西安事变发生的必然性。     

桂林在抗战时期中的特殊地位

抗日战争时期,桂林处于特殊的地位。桂林能够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的“文化城”,是由于周恩来总理实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果。1936年,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发动了一个假抗日、真反蒋的“六一”运动,即所谓“两广事变”。结果,蒋介石出兵广东,陈济棠首先垮台,蒋继而欲进攻广西。这时,救国会派出杨东莼来到南宁联系李、白,支持广西的“抗日”运动;李济深、蔡廷锴等,也先后抵达邕城,准备在南宁成立“抗日政府”。在面临军阀混战重演、民族危亡在夕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发表了“八一声明”,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     

一本有特色的毛泽东哲学史——《毛泽东哲学的历史发展》简介

《毛泽东哲学的历史发展》(雍涛著)一书,已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武汉大学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组织一批专家撰写、出版的《毛泽东思想研究丛书》之一。全书27.6万字,共8章。第1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第2章为“中国革命运动的兴起和毛泽东哲学的萌芽”;第3章为“中国革命特殊道路的探索和毛泽东哲学的形成”;第4章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与毛泽东哲学的多方面展开”;第5章为“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与毛泽东哲学的进一步展开”;第6章为“从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