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诗言志”中的赋诗与答赋

《左传》、《国语》中所载的赋诗言志,是一种独特的传播接受机制,是一种用诗者依据当时普遍认可的伦理观念和价值取向,采用相似性联想,通过断章取义的吟唱诗章委婉含蓄地表达意愿,且需对方揣测意会、双向互动才能完成的复杂而微妙的机制。     

对《左传》所载赋诗言志的比较考察

《诗经》和《左传》是两部关联度很密切的经学著作,它们都经历了正典化的过程。作为儒家思想的两部正典,《诗经》和《左传》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在《左传》中有着大量的赋诗言志的记载。赋诗言志是一种修辞术,具有明显的修辞效果;赋诗言志是一种话语方式,具有强烈的指向性。戏剧性是《左传》较为突出的文体特征。《左传》记录了两次大型的赋诗言志活动:一次是郑国六卿为晋国大臣韩起饯行,另一次为吴公子季札于鲁观周乐,它们都得到了戏剧性的再现。《左传》有关季札观乐的记载,较为充分地论述了诗歌和礼乐的关系,初步确立了中和美在中国人审美观念中的地位,因而可视为文学批评的一份文献。赋诗观乐是赋诗言志的一种扩展形式,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展。     

赋诗与歌诵

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三·〈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中说:赋诗就是歌唱入乐的诗,诵与歌意义本同,所谓“不歌而诵”,不过是汉人妄生分别的区解。他举例说: 但歌诵原是互文。先就动词方面看,……‘公使歌之遂诵之’……可见是同义的。再就名词方面看,《小雅·节南山》说“家父作诵”,《四月》说“君子作歌”,《大雅·崧高》和《烝民》说“吉甫作诵”,《桑柔》说“既作尔歌”,可见是同义的。但这些话都靠不住,俞平伯先生已商榷之。作为旧话重提,今为撮录其要,参以己意,辨之如下:     

“赋诗断章”新论

《左传》所载"赋诗断章",作为先秦一种重要的用诗方式,标志着先秦《诗》学的转向,对于先秦《诗》的传播和阐释,以及先秦诗学观念的塑造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春秋时期"赋诗断章"的价值应得到公正评价,那种视之为"乱说诗"的陈腐观念理应予以摒弃。     

《左传》郑人赋诗考论

春秋时期,诸侯、卿大夫朝聘会盟、应对酬酢每每赋诗以见其志。《左传》郑人赋诗具有与他国不同的鲜明特色,他们的赋诗多出于《郑风》,而其它各国赋诗无一例出于《郑风》的,《郑风》在当时又是遭到批判的,可以看出郑人对本国文化的尊重和推崇。《郑风》又多情诗,以男女欢爱喻君臣相得不仅能起到“微言相感”之功效,而且使外交谈判中的氛围显得轻松而愉悦。     

春秋赋诗及孔子说诗之辨正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大部份作品是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流行于黄河流域一带的各地民歌,也有一些是歌颂“先王”的文治武功和统治者用以祭祀天地的赞美诗。由于它流传广泛,结集较早,又由于后代统治者将它抬举到了“经”的地位,所以《诗经》对我国政治、道德、文化、艺术等各个思想领域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无论《诗经》成书于何年何月,无论孔子“删诗”之说其真伪如何,总之,这一批古代诗歌在现在所见到的《诗经》一书成书以前早已在社会上广     

春秋“赋诗”及其它

古代典格记载，春秋时期有“赋诗”的习俗．《左传》所记最多．东汉郑立云：“凡赋诗者，或造篇，或诵古．”（《毛诗正义小雅·常棣》孔颖达疏引《郑志》）这段话对我们理解上古的“赋诗”是有启发意义的．据笔者初步考察，春秋时候所谓的“赋诗”大约有两层意思．一、“赋诗”是指吟诵诗歌例如：《左传》禁公二十七年：“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于西、子产、子大叔、二号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宠吾也，请皆赋，以卒君现，武亦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绸之贲…     

《左传》各国赋诗共性考论

从《左传》各国赋诗的情况来看,除郑国赋诗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外,其它各国赋诗都是以《雅》为主的。产生于周故地的《雅》是用更为规范的“雅言”写成的,是“雅言”之中的“雅言”,“雅言”就是标准化,标准化的同时也就是文雅化,赋引《雅》能增强言语的说服力和庄重感。《雅》是周代礼乐文化的结晶,在“礼崩乐坏”的局面下,赋引《雅》之多表现了各国对周文化的尊崇。     

《左传》赋诗研究百年述评

赋诗是春秋时期一种特殊的活动和文化现象,这在《左传》中有详尽而生动的记载。赋诗历来颇受学者们关注,20世纪20年代以后顾颉刚、朱自清等的研究代表了传统研究模式向新型研究的转折;80年代以后的研究注重新理论、新方法的借鉴和吸收,并进行了多维度的开拓,创获甚多;这一时期台湾地区的研究也颇为引人注目。     

论赋诗

春秋时期诸侯国中曾经存在的赋诗风习,其实不仅仅是会盟、朝聘和宴饮等社交活动的仪式,也是一种对三百篇特别的解释活动。赋诗所以成为那时贵族必备的人生教养,乃是因为诗在文本极度匮乏的时代取得了神圣文本的地位。赋诗作为一种公共生活形式而与神圣文本相为配合,共同构成为那个时代的贵族文化。这种赋诗言志的诗诠释活动,一方面遵守一个共同认可的文本,另一方面又十分讲究通过对诗篇、诗句的巧妙运用,传达赋诗者的某种意图。于是赋诗的风习开启了断章取义用诗方式的兴起,它留下言志和观志的命题,在其后儒家诗论中衍生出不同的意义。     

制度下的赋学视域——论赋体文学古今演变的一条线索

文学与制度的关系,学界已有关注,以宫廷文学为主体的辞赋文学创作与制度的关系,则尤为深密。就渊源而论,“赋”的源起就与先秦时期的“赋诗”制度相关,而由“赋诗”之“赋”到“赋体”之“赋”,又孕生于宫廷文学制度的形成。就嬗变而论,从汉代的礼乐制度与献赋、唐宋科举制度与考赋、清代的翰林清选与考、献赋,迨至现当代辞赋创作及研究的冷落与复兴,无不维系于制度的变迁。就赋体而论,从汉代文学侍从待诏献赋的散体巨制,到唐宋举子考赋的律体小篇,再到清代馆阁体赋及当代的语体赋,充分体现了古今制度变迁下的赋学命运。     

秦观赋论与诗词创作

秦观早年深习赋的创作,总结出了一套作赋的理论。他的赋论深刻地影响了其诗词的创作。本文从炼字、炼句、用典及声律四个方面论述了秦观婉约词风及"女郎诗"均受其赋论的影响。     

汉赋模式影响唐诗考论

两汉文坛摹拟之风甚盛,赋体文学尤为突出,由此形成了许多描写模式,而描写模式又与修辞模式密不可分,这些对唐诗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描写模式在音乐题材与田猎题材中较为突出,修辞模式则以比喻和夸张较为典型。唐代诗人对汉赋模式的袭承,重在创作手法的吸收,而不是字句上的亦步亦趋,字摹句仿,袭承中同样有着新变。将汉赋的文学模式运用于诗歌中,体现了唐代诗人的创新精神。文学模式由汉赋到唐诗的体现,对唐诗的发展有重要作用,同时,对整个文学的发展流变亦具积极意义。     

游仙题材之汉乐府论略

游仙题材的汉乐府在不同时期、不同阶层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汉初至武帝时以贵族乐府为主,其游仙题材的表现主要同祭祀相联系,语言古奥典雅,是武帝大一统的君权与渴望升仙的愿望的集中表现。游仙题材的民间乐府绵延两汉,通过对"列仙之趣"的描述表达普通民众的一种超越生死、丰衣足食的理想生活状态。而文人乐府游仙诗重在寄寓,往往借游仙以抒怀,成为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寻求济世理想破灭后的心灵慰藉的方式。     

杜甫咏物诗情感内涵试论

作为中国古代咏物诗发展历程中的一位重要诗人,杜甫的咏物诗体现出儒家仁民爱物的现实主义情感取向、以时事入诗、咏物以议政的政治情怀,同时在诗歌中杜甫以物抒怀,寄寓人生遭际之感,丰富了咏物诗创作的情感内涵,在咏物诗发展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     

鲁迅诗与屈原赋

鲁迅诗与屈原赋同是中国诗坛瑰宝,它们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鲁迅继承和发扬屈原与黑暗势力斗争的精神和爱国主义思想,使自己的诗歌成为剌向旧营垒的利剑,成为进军新世界的鼙鼓.鲁迅诗借鉴屈原赋的创作经验,出奇翻新,自铸伟辞,在诗歌领域中开拓了广阔的天地,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风格.鲁迅的继承不是机械摹仿,更不是食古不化,而是在前人基础上创新,是为着实现新理想、建设新文艺的创新.     

论钟嵘《诗品》中的赋

中国古代诗学理论大多重比、兴而轻赋,而钟嵘在《诗品》中对赋的含义提出了新的解说,明确指出了赋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性,既突出了诗歌的审美特征,又强调了方法论意义。     

玄言诗赋的先行者:陆机

著名文学家、东吴贵族子弟陆机出身于儒学世家,也懂得曹魏前期的时髦理论,而对正始时代以来中原地区新兴的玄学则不甚了解;等到他进入洛阳谋求政治出路以后,为了融入中原文化的主流,不得不努力进修新的学说,并很快达到了相当的理论水平。由于他缺乏高级清谈对象,又习惯于动笔,遂成为玄言赋、玄言诗的先行者。陆机一向急于进取,根本无从践行玄理,也是他转而在诗赋中大谈玄心的一个重要原因。     

论唐前赋得诗的特点、地位和影响

摘要： 赋得诗是随着南朝文人即席分题赋诗的出现而产生的诗歌新类别。在命题上,唐前赋得诗一般采用“赋……得……诗”、“……赋得……诗”、“赋得……诗”的形式。在题材上,唐前赋得诗主要指向咏物、咏诗、咏史、赠别。在形式上,唐前赋得诗主要是五言四韵,至于七言、杂言的赋得诗,四韵以外的赋得诗,都很少;绝大多数押平声韵,押仄声韵和换韵的情况比较少见;分韵赋诗和题中用韵的情况也已经出现。唐前赋得诗创作推动了南朝永明体、宫体和以陈后主为首的三个诗歌创作群体的形成,对南朝诗歌不断追求“新变”产生了影响,推动了齐梁以后诗歌题材的大发展,也使齐梁诗歌诗体短小、精雕细刻、讲究四声、语言绮艳的特点进一步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