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性法律文化重构的基本内涵

在全球化环境里,法律文化重构是同构性与异质性相协调的过程,是以承认多元存在为特征的多样性重构。这是法律文化的自然发展,体现了一定程度上法律价值、规范、制度的全球性共同建构。全球性法律文化重构是人类社会开放性显著增强的标志,反映了法律文化生存发展的时代要求,这是全球经济、科技、教育等领域协同发展作用于法律文化系统的必然结果。     

法律移植的现实分析

法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在国家和民族间创造性地移植和借鉴是历史的必然。法律移植推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但也存在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从法律移植与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构建、与法学教育改革、与农村法治化建设等方面的现实分析来看,法律移植必须与民族固有的法律文化相融合、与本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     

法律移植与中国立法——中国借鉴外国法律问题研究系列论文之二

:法律移植是一个古老的话题 ,70年代以来国际上再度掀起研究法律移植的热潮 ,并对中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法律移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必须立足中国 ,洋为中用 ,重在经济 ,遵循国际惯例。中国不仅可移植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 ,也可移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 ,移植的重点是经济、人和自然关系等方面的法律。法律移植是一个复杂的立法过程 ,文章提出了法律移植的方式     

清末礼法之争背后的法律思想价值

礼法之争实质上是近代中国社会内在矛盾在立法过程的必然反映,对其的评价不应脱离当时的社会客观情况。本文首先从沈家本重视中国传统、学习引进西法、谋求中西法的融合为切入点深入分析了法理派的法律思想。其次,分析了礼教派法律思想的合理性,冲突论争只是体现了中国法律思想家移植西方法律文化以及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心路历程。     

论我国立法中的法律移植

法律移植是促进法律变化、完善立法以及社会变革最直接、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它可以提高立法的效率,节约立法的成本。本文对法律移植的对象、方式、学界关于法律移植可行性的观点和争论进行了阐述,对法律移植中的本土化问题重新进行了解读,提出外来法律与本土文化应当双向适应的观点,还就我国法律移植的历史与现状、存在的问题、完善的手段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法律文化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路探析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学理论看来,法律文化是一定社会条件共同作用的产物,具有历史延续性、精神启迪性、多元兼容性和认同的规约性等特征.就法律文化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来看,法律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和手段,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则是激发法律文化建设活力的重要源泉;法律文化现代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应体现其阶段历史的前瞻性和预测性.     

法律传统论纲

法律传统是在长时期的历史当中逐渐形成而延续至今,从而对一个社会的法律现实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实质影响的有关法律的价值观和法律思维。法律传统属于法律文化,但法律文化并不就是法律传统。法律传统具有历史延续性、精神性、整体性、民族性和无意识性特质,它主要由法律心态、法律意识、法律价值观念、法律思维方式和法律行为定势等基本要素构成。法律传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缓慢地演进,而这个过程也就是法律传统的社会化的过程。     

法律移植视域下的翻译策略

策略是实现特定目标的最佳途径,法律移植是跨文化、跨语言、跨法域的法律规则迁移,是广义的立法活动,往往通过翻译途径实现。文化决定法律规则的意义,法律移植视域下的法律翻译是文化翻译,不是语言翻译。要成功实现法律移植的目标,译者需要发挥共同立法者的作用,以学术研究式的方法理解、判断、阐释、表达文本意义,要通过语境化的方法提供充分详实的文化语境信息,以保证立法者准确理解文本意义,做出科学的分析、判断。"丰厚翻译"策略能够解决意义传达中的疑难问题,彰显不同法律文化的异同,传达深厚的文化思想,有利于译者的职业发展。     

法律移植与法律文化的关系

法律移植是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立法工具。关于接受国本土文化对被移植法律在司法实践中的影响,学界鲜有关注。从现有理论推演出的"与世隔绝的法律精英"假设和"文化决定"假设都不能充分解释中国法官在违约损害赔偿案件中对可预见规则的适用情况。根据中国法院的实践,可以对法律移植和本土文化的关系提出一个新的假设:一个法律规则被移植到另一国之后,接受国的法官能够了解该规则的含义,但当该规则与本土文化发生冲突时,本土文化会成为补充考虑因素,影响法官对法律责任大小的判定,一般不影响归责。     

近代中国法律教育转型与法律人才的成长及异化

近代中国法律教育是在中西法律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发展起来的,经历了一个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型。这种转型一方面体现了以西方法律教育模式为范本的政策创新和文化借鉴,培养了大批法律人才;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对新式法律教育人才培养认知上的扭曲与错位。     

法谚:法律生活道理与经验的民间形态——汉语谚语的法文化分析

法谚是生成并通行于大众中的有关法律的民间用语形态,属于俗文化范畴。在文化或观念的传承上,法谚比同属俗语的歇后语、惯用语要深入或深刻,比雅语的成语要细微。法谚之民间形态的根基,是大众法律生活道理与经验的总结和传授的需要。法谚所反映的法律生活的范围是比较宽广而全面的,囊括了当时社会法律生活的基本领域和主要的法律现象。法谚与法律的关系密切。它们基本上渊源于法律的规定、原则和精神,至少是与其密切相关。法谚与其他谚语关联甚紧,后者对其起支撑、加固或强化作用;法谚有时也衍化为外围谚语,进一步表达一种日常生活道理或经验。从法学、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的学科交叉角度,对法谚进行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     

论传统无讼法律思想对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影响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无讼,无讼就是不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纠纷和争端,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在法律上的反映。传统法律的无讼思想具有注重人际和谐、轻视法律诉讼、重视道德教化、注重犯罪预防、重视贤人政治、轻视个体权利的特点。传统无讼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对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和民众的法律意识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论我国结婚程序中的法律文化冲突

我国《婚姻法》有关结婚程序的规定中存在着法定登记制与世俗仪式制、自愿的婚约与必备的婚约的冲突。这些冲突实质上体现了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文化、观念性法律文化与制度性法律文化、中国法律文化与外来法律文化的冲突。要解决这些冲突,必须要遵循继承传统、借鉴西方,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性法律文化,并促进观念性法律文化现代化的思路进行。     

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的理论分析

城市房屋拆迁是一个敏感而又普遍的社会问题,广为社会各界瞩目。本文介绍了我国现行的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并简要分析拆迁制度的法律特征属性,然后着重剖析具有强制力的城市房屋拆迁的理论依据,即社会公共利益,这也是从法律上判断一项具体的拆迁行为是否合法的唯一标准。为规范拆迁,保证政府拆迁主管部门在拆迁活动中正确履行相关职责,应当借鉴有关国家在城市改建中的公共开发制度和广州市的城市房屋拆迁模式,以期建立一套更科学、公正、有效的房屋拆迁法律制度。     

文化的基本属性及对文化法制建设的内在影响

文化法制建设任重而道远,这不仅是构建我国法制体系的基本需要,也是一种权利回归和真实化的体现,更是构建文化强国的一种必须。文化法制建设遵循其他领域法制建设的基本路径,研究环节始于其基本理论终于文化法制的执行。在整个过程中必须以文化为基本的逻辑出发点,对文化基本问题的研究就成了文化法制建设的基本理论前提。文化具有自由性、整合性、社会性和经济性等基本特征,这些特征贯穿文化研究的始终,对这些问题的深刻研究有利于对文化进行系统和深入的探讨,从而为文化的法制建设的规范性、科学性奠定坚实的基础。     

法律意识刍议

文章认为,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现象的心理、观念、思想和思维方式等各种要素整合而形成的有机整体,法律思维方式是法律意识中不可或缺的渗透性因素,它对法律心理、法律观念、法律思想体系均起重要的制约作用。因此,欲实现法律意识现代化首先就必须转变法律思维方式并努力培植公民对法律信仰的理念。     

我国近代法文化的转型及其价值理念变迁

我国法文化近代化的时间,大致从1840年至1949年,其转型主要发生于清末十年。我国近代法文化的转型是中华法制文明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这一阶段与中华法制文明不是异己的,而是一个变化、演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法的价值理念也随之发生变迁。虽然,这一过程是不充分的,并存在许多不足,但在许多方面却可以为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的法文化事业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法学教育中强化法律伦理教育的必要性

从培养法学专业学生的道德素质、伦理价值思维等综合素质,以及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司法界道德风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角度,阐发了在法学教育特别是大学本科法学教育中强化法律伦理教育的必要性。     

法律理念:法律的社会化进路

中国法律的社会化运动,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实施以来已近20年了,这场旨在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和法观念的法律社会化运动,其理论设计和实践效果昭示:以往的法律社会化运动只是法律条文的社会化,而法律理念的社会化才是法律社会化的进路。     

论循环经济法律调整机制

法律调整执制是从整体、动态的角度来研究法律制度,在人类社会不同的发展模式下,法律调整机制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循环经济是促进社会、经济与生态环保协调统一的“三赢”经济发展模式、研究循环经济法律调整机制有利于从动态的角度系统地把握和理解调整循环经济的各种法律手段,指导循环经济立法。在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应结合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面的力量,对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各种利益关系进行系统调整,综合运用行政强制、行政指导、经济刺激和公众参与等各种不同的法律手段,逐步形成规范而有序的法律调整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