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福建在明清中琉关系史上的地位

明初，凡外商入贡者皆设市舶司以领之。“在福建者专为琉球而设”①。清袭明制，福建仍是中国通琉球（今日本冲绳）的唯一口岸，因此福建成为中琉关系发展的重要省份。中国册封琉球使团在福建造船、招募使团人员，福建是中国册封琉球使团启航和返航的地点；琉球来华进贡使团均在福建上岸，进京人员均由福建政府派人护送；琉球政府曾派遣大批的留学生在福建学习各种生产技术和文化艺术；为了发展中琉友好关系，明政府还曾颇令让闽人36姓移居琉球。由此可见，福建在中琉两国之间政治交往、文化交流、贸易交通等方面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福…     

明朝中琉封贡关系论析

明初,琉球与明朝建立了朝贡与册封关系,成为明朝的藩属。对于琉球的朝贡,明朝将之看作是"万国来朝"、"四夷咸服"的盛世象征,而琉球却认为是难得的赢利机会,频繁来贡,使明朝不胜其烦。至于对琉球国王的册封,虽说明朝很重视,派遣给事中、行人等近臣涉险渡海前往琉球,但其中亦包含有贸易成分,即册封使随从携带货物过海以牟利,以至于到后期的册封几乎是流于形式。不过,琉球通过与明朝建立的封贡关系,大量吸取中国的先进文化,而中国文化亦通过明太祖派往琉球的闽人三十六姓和册封使等传播到琉球。     

明清之际遗民学术论片

“遗民学术”之为名目似乎就是可议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时代性”之外的其他属性,通常像是对其的贬低。然而学术毕竟为人所从事。“学术”固不必属“遗民”,却不可能避免遗民性的介入。遗民处特殊时世,系特殊族类,其加之于学术的印记,本来不难辨识。可以认为,明清之际“遗民文化”的价值,首先是由遗民学术体现的。     

论明清之际戏曲叙事的类型化

明清之际,戏曲叙事出现了突出的类型化现象。主要表现为离魂—还魂—入梦—画中人/镜中人、误会—错认—冒名、信物—道具等三种模式。戏曲叙事类型化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生活现实、戏曲创作实践和戏曲理论批评等因素密切相关。叙事的类型化体现了古典戏曲的艺术精神和创作思维的惰性特征。     

论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思潮

明清之际,旧的传统思想观念与新的先进价值理念产生了激烈的冲击,在批判宋明理学和西学传入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经世致用”为价值核心的经世实学思潮。反对经学空谈心性,主张实学,实行实用,把学术研究的范围从儒家经典扩大到了自然、科学、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反对理学束书不观,提倡崇实黜虚、舍虚务实的学术新风尚。明清之际思想界在“复古”外衣下的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为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做了思想文化的前导工作。     

明清之际士商关系问题研究

明清之际,商业经济的发展,江南地区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现以及新市民阶层的崛起,使得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遭到破坏,出现了"工商亦为本业"的思潮,传统士商关系开始发生巨大裂变.士商渗透、官商融合、弃儒就贾、亦贾亦儒渐成风气,中国特有的儒商精神也在商业实践中日渐形成,在明清社会经济思想文化领域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论明清之际西学传播的思想张力

从明末万历年间至清代乾隆年间,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学,在中国流传了二百多年。当时的西学主要是天主教教义和某些科学技术。西学得以传播的重要条件之一,是明清之际的王学风行和实学高涨为其提供了思想张力。学术界长期来对此甚少论及,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缺憾。一、王学对西学的张力王阳明的心学至明末风行于世,压倒了曾笼罩一切思想文化领域的程朱理学。“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派和王畿使王学成为广泛的社会思潮而席卷明末,因而这里主要分析他们的思想对西学传播所产生的思想张力。第一,王学的良知准则论引发出对儒学思想权威的破坏作用,创造了西学得以输入和传播的文化氛围。     

论明清之际实学思潮中的学术精神

明清之际社会上出现了一股由虚返实的实学思潮,从学术层面上说,这股实学思潮实质上是一种反思理学思潮,是对宋明理学特别是阳明心学及其末流的一种批判。针对理学"束书不观"、"空谈心性"的弊端,明清之际的实学家们一致强调学以经世的为学宗旨;针对理学无根游谈、空疏不实的弊端,他们在为学方法上倡导征实之学。这些共同体现出实学"崇实黜虚"、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     

论明清之际总结批判思潮的历史贡献

明清之际随着占统治地位的理学就虚蹈空的弊端进一步暴露,学术思想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朱之喻、陈确、傅山、黄宗羲、方以智、顾炎武、熊伯龙、王夫之、李(?),唐甄、颜元等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虽然他们的贡献各有侧重,但对传统思想的总结批判却是共同的特点。他们的思想交织在一起、浑然一体,并贯穿于我国整个十七世纪,成为学术思潮史上的一个重要思潮,即明清之际的总结批判思潮。他们顺应历史潮流,应用历史和逻辑统一的理论原则,批判地继承了古代哲学的丰富遗产,以崇尚习行注重功利的经世致用之学,批判空疏无用脱离实际的理学;以人欲天然合理的理欲观批判“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和奴性思想,提出了要求个性解放的自由思想;他们批判了明清的专制统治和腐败政治,提出了各种改良主张。现就这一思潮的主要思想作一简要论述,以揭示其历史意义。     

论明清之际思想家对封建纲常的批判

明清之际,由于社会的急剧动荡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发生了巨大改变。当时一大批进步思想家以一定的历史自觉,从不同的方面对封建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体系进行了反思与批判,提出了许多包含近代启蒙因素的命题和观点。三纲,即君为巨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一原则的实际提出,始于战国时期韩非。韩非发展了先秦儒家对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妇“三伦”的概括,并适应从政治上加强专制统治的需要,抽掉了其中相对性的内容,将“三伦”上升到三纲的高度,视之为天下治乱的关键。汉初,董仲舒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王道…     

论明清之际耶稣会士译著文献的思想倾向

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和我国士大夫合作,译著了大量的西学文献,在这些西学文献的翻译过程中,中西方人士常根据自己的需要,在译著文献中渗透入自己的思想。这些译著文献的思想倾向可概括为：宗教类文献中的附儒、辟佛思想倾向,科技文献中渗透着基督教思想。     

明清之际儒学的价值观念

明清之际涌现了一大批思想新星,构成了一个“思想”的高涨时期。顾、黄、王、方以智及稍前一点的李贽、徐光启、李时珍等,在各个方面都达到了高峰,这是一个产生了巨人的时代。时下学术界称这个时代,或为“中国式的文艺复兴”,或为“社会批判思潮”,或为近代“思想启蒙”或“前期思想启蒙”。那么,这时期的思想究竟如何定性呢?本文想从分析这一时期的深层价值观念入手,     

明清之际的历史选择

在三方角逐的明清之际,政治格局的演变呈现出多种可能性并存的多元化走向,明王朝、李自成和关外的清军,都具备成为胜利者的历史机遇。历史最终以满清定鼎中原而尘埃落定,明朝和李自成多次错误的主动的历史选择,发挥了相当的关键性作用。清军原先是愿意和明朝议和的,但崇祯却错失了这个机会。在李自成向北京进军时,崇祯在调吴三桂援京或者南迁问题上又再失时机。李自成进入北京后若与清方谈判或者固守北京,也很可能取得胜利。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归根到底要通过主观能动性的正确选择方能得以具体体现,这就是明清之际历史给我们的启示。     

论明清之际耶稣会士译著文献的翻译特色

明清之际西学译著文献的翻译特色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译著活动主要由传教士与我国学者合作完成;翻译以“达意”为主要原则;文献编译融合中西,中方学者取舍标准视其能否经世致用;译笔风格多样,不乏佳作。     

明代洪武永乐年间中琉关系探微

明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命行人杨载以即位建元诏告琉球国,琉球中山王察度遣弟泰期等随杨载入朝贡方物,此为中琉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之嚆矢.尔后的洪武至永乐年间,明廷遣使谕赐琉球与册封琉球国王、琉球国朝贡明廷、琉球国派遣官生入学南京国子监,与闽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等一系列中琉交流史事,奠定了封贡体制下中琉宗藩关系的政治基础,构成了中琉关系的基本内容,对明清两代中琉关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清之际文学的崇实潮流

时代实录明清易代之际，社会巨变。志士仁人蒿目时艰，十分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及广大民众的疾苦。作家们与时代脉博息息相通，及时反映社会重大事件和热点新闻。天启七年（1627），熹宗驾崩，魏忠贤事败，人心大快。崇祯年间即有好事者敷衍魏忠贤事，编成传奇数种。张岱再加改编，名《冰山记》，搬演于绍兴城隍庙。以同类题材结撰的小说，还有《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和《警世阴阳梦》，《闲评》多种。《铸机闲评》以魏忠贤一生经历为线索，揭露了统治集团的腐朽与凶残，歌颂了东林党人的高风亮节，还述及白莲教起义和苏州民变。此作如一幅明…     

明清之际的文化批判思潮

近现代的中国,由于社会矛盾的错综复杂,历史传统的深沉厚重,西方列强的侵略干涉,致使文化批判与价值重构的工程显得异常复杂艰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种种思想论争,无不归结到“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一个时代主题上.而文化批判与价值重构的工作,正是围绕这个主题逻辑地展开,展现了中华民族新的时代精神,推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促进了人们对中华文明复兴热情的高涨.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特质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 ,既不同于古代的中外文化交流 ,也异于近代的中西文化交流 ,是拉丁文明时代“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其鲜明的特质为后世中外学术界所瞩目 ,总结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 ,无疑对于我们吸纳、借鉴域外优秀文化 ,建设先进文化 ,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交融是大有裨益的     

明清之际“西学中源”说考析

“西学中源”说是明清之际中国士人接触西方文化后产生的一种思潮。这一思潮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它滥觞于晚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又经明末清初方以智、王锡阐、王夫之等发挥、引申,至梅文鼎集其大成,最后经康熙御笔在《四库全书总目》中“钦定”,从而成为学术界颇具官方权威的流行思潮。与这一过程相联系,“西学中源”说的基本内容也随时间推移由简至密,即由最初“学理相通”的推测,发展到“学脉相承”的辨析,进而深入到“历史事实”与“分支学科”层面进行具体而系统的考证。“西学中源”说对明清之际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它有助于减轻西学传播的阻力,舒缓汲纳西学的顾虑;引发对中国文化展开初步反省;推动中西文化的融合、“会通”,以及对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继承、发掘与整理。另一方面,它的流行,限制了国人汲纳西学的视野;不利于进一步吸收、消化西学中的优秀文化成果;不利于近代科学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确立     

论西方传教士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１７、１８世纪出现了以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为主要媒介的中西文化大交流。本文从传教士所起的作用入手，探讨这一次文化交流的内容、特点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