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南戏的珍贵遗存--莆仙戏《王魁》、《刘锡》、《陈光蕊》考述

宋元南戏剧本流传于世者甚少,给今人的研究造成极大的不便。然而,在被誉为“宋元南戏活化石”的福建古老剧种莆仙戏中,却完整地保留了一批佚失已久的南戏剧目。比如《王魁》、《刘锡》、《陈光蕊》等剧目,与早期南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是研究南戏十分宝贵的资料。通过对其考察与辨析,将为南戏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材料,也可为南戏研究开拓一条新的途径。     

论宋词对戏曲的影响

戏曲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了宋代曲子词的影响.宋代以前,歌舞相结合的表演形式为同处于萌芽状态的曲子词和戏曲所共有.到了宋代,曲子词成为雅俗共赏的歌唱艺术,曲子词的曲调在宋代杂剧和南戏的共时态横向交流中融入戏曲曲调,并对后来的戏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曲子词的缠达、唱赚和诸宫调三种表演形式是戏曲发展的艺术渊源.     

宋元南戏与民间生活伦理

宋元南戏最初来自民间,其曲词、念白广泛吸收了当时社会通行的成语、谚语及格言、警语等,不仅有力增强了戏曲舞台表演效果,更向基层民众巧妙传授了切于实用的生活伦理,有效发挥了戏曲社会教化的功能。宋元四大南戏《荆》、《刘》、《拜》、《杀》频繁引用民间谚语、格言的现象颇具代表性。南戏中这些通俗且警拔的语句又见于宋元以来的一些道德教育读物如《名贤集》、《增广贤文》、《事林广记》等。对照考察宋元南戏中谚语、格言与《增广贤文》等读物内容相同相近情况,可以从一个独特角度梳理、归结出宋元民间社会所推重的一些生活伦理价值,进而探讨民间生活伦理与戏文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     

柳暗花明又一村——读刘念兹《南戏新证》有感

把南戏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这是本纪初才真正开始的。在此之前,众所周知,宋元明清四代仅有一部徐渭的《南词叙录》是专门论述南戏的著作,除此之外,就只能在一些文集、笔记或戏曲论著中读到一点有关南戏的零星记载和评述。自王国维《宋元戏曲考》(1912)辟专章论述南戏的渊源、时代、文章之后,南戏才逐渐受到重视,不少专家、学者开始撰文探讨南戏的有关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85年止,已有专门论述南戏的文章近四百篇,专著或专集十余种。南戏研究已受到愈来愈多的专家、学者、戏曲工作者和戏曲爱好者们的关注;南戏在我国文学史和戏曲史上不仅占据了一席地位,它的重要性亦已为愈来愈多的人们所认识。     

宋元戏曲融合勾栏伎艺检视

宋元时期瓦舍勾栏的百戏伎艺演出名目繁多 ,可概括为歌舞伎艺、表演伎艺和说唱伎艺三大类别。宋元戏曲作为一门高度综合艺术 ,主要是在瓦舍勾栏融合多种伎艺发展起来的。检视宋元戏曲所融合的几种主要勾栏伎艺 ,可以反观瓦舍文化所带来宋元戏曲的繁荣、变化和成熟     

古代戏曲音乐南戏及其特点

南戏 ,亦称戏文 ,是我国古代最早成熟的戏曲音乐艺术 ,被人们誉为“戏剧之祖”。明祝允明《猥谈》云 :“南戏出于宣和之后 ,南渡之际 ,谓之‘温州杂剧’”。它是用南方语音、民歌小曲合成的一种民间戏曲 ,自北宋末年至元末明初 ,在浙江省的永嘉一带极为流行 ,故又称之为“永嘉杂剧”。徐渭《南词叙录》亦有记载 :“南戏始于宋光宗朝 ,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 ,另曰‘永嘉杂剧’”。南戏的产生早于北方杂剧 ,最初只是一种以村坊里巷歌谣小曲为基础的歌舞小戏 ,在发展过程中 ,大量汲取了宋词、元曲以及诸宫调养分 ,逐渐完善…     

论宋词对戏曲的影响

戏曲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了宋代曲子词的影响。宋代以前,歌舞相结合的表演形式为同处于萌芽状态的曲子词和戏曲所共有。到了宋代,曲子词成为雅俗共赏的歌唱艺术,曲子词的曲调在宋代杂剧和南戏的共时态横向交流中融入戏曲曲调,并对后来的戏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曲子词的缠达、唱赚和诸宫调三种表演形式是戏曲发展的艺术渊源。     

试论南戏《张协状元》的价值

宋南戏《张协状元》是现存最早的完整南戏剧本,具有多方面的价值认识宋代社会生活,特别是由科举制度带来的婚变;认识早期戏曲表现戏剧冲突、塑造人物形象、安排戏剧结构、提炼戏曲语言的艺术经验;认识南戏的戏剧形态,并通过剧本中留存的宋杂剧片段,探索宋杂剧的艺术形态;认识当时剧作家、演员和观众的戏剧观.     

南戏改本新论

从戏曲本身发展特性的角度看,各种南戏改本在艺术上(人物性格塑造、剧情安排、文辞润饰等方面)大都比接近原作的早期本子有所提高,而且显示了戏曲发展演变的轨迹,应予认真研究和重新评价。     

赵景深教授和戏曲研究

年逾八十高龄的赵景深先生以对古代戏曲的深刻研究与显著成绩闻名中外.从1933年接受郑振铎先生的影响,把精力和时间从创作、翻译与民间文学的开掘转移到戏曲方面以来,他五十年如一日有计划地就宋元南戏、北曲杂剧、明清传奇直到近代民间广泛流传的花部诸腔,进行细致的探索,先后写出了《宋元戏文本事》(1935)、《元人杂剧勾沉》(1953)、《元明南戏考略》(1958)、《曲论初探》(1980)及《读曲随笔》(1936)、《小说戏曲新考》     

昆山腔的产生与流变考论

元代有两种昆山腔,一种是顾坚等文士创立的清唱昆山腔,一种是民间艺人创立的作为南戏四大唱腔之一的昆山腔。明代嘉靖年间魏良辅将清唱昆山腔的演唱方式引入剧唱昆山腔,演唱方式的改变引起了南北曲曲体的变异,昆山腔的曲体指义增强,有了“昆曲”之称;而这时的“昆山腔”或“昆曲”,实已超越了昆山一地的限制,流行南北,成为全国、全民族的“曲”。     

略论黄梅戏的语言艺术

黄梅戏语言艺术颇具特色,比兴、反复、比喻、用典等修辞手法的积极运用增强了黄梅戏语言的典雅性、生动性,增加了黄梅戏的可接受度,有助于黄梅戏的传播。韵脚的和谐使用,使黄梅戏便于传唱,同时其押韵可充分体现黄梅方言特点,这是黄梅戏与其他剧种的重要区别之一,是黄梅戏独领风骚的重要标记之一。可以说,黄梅戏的语言艺术是雅俗共赏的优秀文化特产。     

民国时期乌鲁木齐秦腔艺术的发展

秦腔是在新疆流行历史较久的剧种之一,解放前与河北梆子、京剧并称新疆的三大戏。自传入迪化(今乌鲁木齐)后,秦腔即深受社会各界人士的喜爱,获得了巨大发展。民国时期秦腔艺术在迪化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历程:"三合班"成立后秦腔艺术在乌鲁木齐取得发展;新中舞台成立后秦腔艺术在乌鲁木齐的发展出现繁荣景象;抗战胜利后秦腔艺术在乌鲁木齐发展至鼎盛并逐渐走向衰落。     

武陵山区阳戏形态及其佛教文化辨源

在国家重视发展传承民族文化的形势下,研究武陵山区阳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武陵山区阳戏具有形态多样、佛教氛围浓厚的特点,前者指它的表演形式有仪式戏、仪戏结合戏和民间小戏三种基本形态,后者指在武陵山区,佛教的传播要早于阳戏,并且阳戏在传入伊始即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该地区阳戏与佛教文化的汇融经历了文化碰撞、渗透,最后混融的历史轨迹。     

承认“秦剧”并重构其体系的思考

西北戏曲的"龙头"秦腔与同地起源的"眉户"等诸多小剧种的定位模糊,秦腔一直担当着"以腔代剧"的角色,包含了"眉户"等不同声腔的剧种。与秦腔称谓并行的"秦剧"称谓早已存在,无论从剧种、声腔源流衍进趋势还是当代文化价值取向看,"秦剧"应该得到承认。重构"秦剧体系"既是对古老秦腔与诸多秦地小剧种的地位的肯定,又是应对流行文化冲击和多元化艺术挑战的一项理智选择。"秦剧体系"应是以秦腔为主的多声腔并存机制,借鉴川剧的"昆、高、胡、弹、灯"的剧种分法,"秦剧"应包含"腔(含秦腔、阿宫腔、弦板腔、碗碗腔、皮黄腔(汉调二黄)等)、曲(含眉户、东、西府曲子等)、调(含陕南越调、西秦"咙咚调"、陇东调、劝善调等)、歌(含秧歌剧、陕北民歌剧等)、戏(含线胡戏、弦子戏、跳戏等)"不同剧种。     

川剧老艺术家口述史(成都卷)之唐思敏篇

唐思敏,1938年生,原成都市川剧艺术研究所研究室主任。1962年四川大学毕业后即进入到成都川剧院工作,从事川剧评论五十余年,先后在《人民日报》、《中国戏剧》、《戏曲研究》、《戏曲艺术》、《文艺报》等刊物发表川剧评论、川剧论文数百篇,共计百万字。其评论、论文多次获得全国、省、市不同奖项,显示了他对川剧浓厚的感情与深刻的认识。     

荆河戏曲牌[大开门]外八调名称重解

考诸史料，荆河戏器乐曲牌之考证尚无专论，已有研究只是提及荆河戏与楚剧、汉剧等存在关联，而对曲牌名未作深入阐释。以挖掘出来的代表性谱本为基础，通过论证荆河戏曲牌[大开门]外八调名称与曾侯乙钟铭、传统《周易》之辩证关系，探析荆河戏曲牌[大开门]外八调名称之含蕴，是破解这一课题的可行路径。     

湖南花鼓戏与傩俗渊缘考

湖南花鼓戏与巫傩习俗有着深厚的渊缘：人们在元宵节中表演舞龙、舞狮、打花鼓、唱曲等,用以祓除灾疫,祈求平安,这些宗教色彩浓厚的民间表演与歌舞是湖南花鼓戏的前身。值得注意的是,早期花鼓戏主要由童子妆扮故事演出,它是一种童子“沿门逐疫”仪式,明显具有古代侲童驱傩的痕迹。花鼓戏与傩戏均有驱傩的宗教功能,它们的表演者往往是同一套人马;花鼓戏的演出剧目与音乐唱腔不少源自傩戏,这是二者同源异流关系的表征。     

徐州梆子剧种特征论略（一）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徐州梆子,是产生与活跃于苏鲁豫皖接壤地区的地方戏曲,是梆子声腔大家庭中一个颇具特色独立的剧种,尤其是其戏曲音乐,虽与豫剧、山东梆子颇多渊源关系,但个性鲜明,在梆子声腔体系中卓然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