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正统史观的历史考察

中国封建正统史观至两宋而趋于理论化;以“居正”、“一统”、“严夷夏之防”为核心内容的两宋正统史观不仅反映出宋代史学思想的演变和史学政治功能的强化,而且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剖析两宋正统史观是解读传统史学思想演变的一大关键。     

转换视角,深入挖掘史学民族精神的创新之作--陈其泰<史学与民族精神>评介

陈其泰教授的新著《史学与民族精神》具有转换视角 ,创辟了“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的新途径 ;深入挖掘史学中体现的我们民族的优秀精神 ;对中国史学演进规律提出新看法 ,正确认识中国传统史学、近代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地位 ;以及采用个案研究与总体认识相结合的新的研究方法 ,创立史书编撰的新体例等特点 ,是在新形势下研究史学的创新之作     

史学品格和艺术品格的完美统一--《中国绘画通史》的美术史学价值

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学从古典形态走向现代形态,其间出现了德国、日本、苏联三种主要叙述模式,而王伯敏作为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美术史学科研究领域的杰出带头人之一,他撰写的《中国绘画通史》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突出成就:一、史料的拓展使中国绘画史研究朝着“真实”“全面”迈出了历史性一步;二、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朴学的基础上,集其大成地创立了绘画史叙事方式的新模式;三、知行合一,经世致用,关注中国绘画的前途与命运。史学品格与艺术品格的完美统一决定了《中国绘画通史》将对今后的美术史学研究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民族史纲要·绪论

一、学科性质与研究对象 中国民族史学,由族别史、民族关系史、通史体中国民族史、中华民族形成史、民族考古、民族地区历 史地理等几个部分组成,不仅全面探讨中国各民族及整个中华民族起源、形成、发展的史事、人物、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层面的发展过程与特点,并力求探讨其中的规律性。 中国民族史学,是中国历史学有机的组成部分。缺少中国民族史,不反映中国各民族对中国历史发展所 作的贡献的中国历史,是不完整也不科学的;背离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去探讨和叙述任何中国民族的历 史,则违背了中国民族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和本质特征,因而也是片面和不科学的。本书属通史体中国民族 史,既力求按不同地区反映中国各民族历史的基本面貌;又力求从总体上叙述中国古今众多的民族如何形成 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及各民族对祖国历史的贡献。     

从“史官史学”走向“史家史学”：当代中国历史学家角色的转换

中国史学素来有“史官史学”与“史家史学”双重传统，这两种传统都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在长时间中，“史官史学”都居于支配地位，“史家史学”基本上笼罩在它的根本宗旨之下。近代以来新兴的“史家史学”一旦在政治上取得统治地位，也常常不免演变为新的“史官史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家的角色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真正的“史家史学”在崛起，包含官方组织的史学研究、史书编纂，也越来越倾向于建立在史家独立思考、对历史多元反省的基础上。这一重大的转折反映了中国社会本身正在以近代壁垒分明的二元化、两极化、高度政治化的结构，转变为多元化、多极化、经济与文化日益突现为社会主旋律的历史性变化。     

察古今之变:面向未来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兼论中华民族历史观形成的知识社会学基础

中国一直有悠久的史学传统,对历史的评价亦有相对稳固的评判标准体系,但古人并不能自觉意识到“史观”的存在。严格说来,历史观是近代史学研究兴起之后特有的概念,是对历史科学认识和价值取向的统一。用历史观检视,长期主导古代中国史差异族体书写的是“华夷之辨”族类观,这种族类观在民族史书写上呈现出“先诸传次夷狄”的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族政治文化的不平等性。近代以后,剧烈的政治社会变迁引发了中国人历史观念的重大变革,传统史学的立意与范式遭到颠覆性的挑战,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四夷传”等文类亦失去了存续的土壤。与此同时,基于抵制外侵和自立自强的现实需要,以新的历史观念来阐释中国历史上多民族体系的起源与演变成为史学救国的重要内容。在此背景下,突出各民族“共同性”的历史观逐渐代替了“华夷之辨”族类观,成为中华民族历史观最终形成的重要知识社会学基础。就根本而言,中华民族历史观是近代百年来国人对各民族历史关系追溯、多元一体民族国家建设、中华民族未来前途命运等重大问题进行知识社会学建构以及中国具体政治社会实践的结果,深刻蕴含着“察古今之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涵。     

王鸣盛对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贡献

在史学宗旨上,王鸣盛坚决拒斥孔子的“《春秋》笔削大义微言”和宋明儒家的“驰骋议论,以明法戒”的传统,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求真为最高目的的史学宗旨;在史学方法论上,系统论说了“考其典制之实”和“考其事迹之实”的实证方法;在史论方面,王鸣盛亦一反儒家传统观念,依据历史事实,为范晔、初唐四杰、永贞革新、甘露之变、温廷筠和李商隐等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翻案,表现出不同凡俗的论史卓识。     

《资治通鉴》简论

中国史家,习称前后两司马。司马迁网罗文献,继承家学,是非当世得失之林,批判地总结古史,写成《史记》一书,自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为历代正史创立了“纪传表志”的体例,成为中国第一部通史。一千年之后,司马光出,直承《左传》,效法《汉纪》,把起自战国、下讫五代的千三百六十二年(公元前403——公元959)间事,按年记载。总为《通鉴》一书,自说:“因丘明(左传作者)编年之体,仿荀悦(汉纪作者)简要之文”。编年而兼通史,消纳《十七史》于一编,比之司马迁又开拓了史学的新局面。所以两司马在史学方面的建树,都是宏伟的。     

司马迁与中国史学传统

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是中国历史学上一座不朽的丰碑。这部通史,不仅以其丰富而翔实的资料,严谨而生动的语言,使之在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开创了我国优良的史学传统。司马迁开创了以记录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研究方法,他通过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的类别表现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代表人物,这些人物的描述十分生动,丰富     

吕思勉论史三题

文明民族见陵于野蛮民族、官僚与官僚政治、历代的武力不振与兵制的关系，这是相互关联的三个问题。文明民族何以见陵于野蛮民族？这是史学大家吕思勉最关切且经常思考的问题，他“反复史事而深思其故”，认为这是文明民族的社会出现了“病态”，其病根一是由于政治的败坏，二是由于民族武德的衰颓。针对这两个病根，吕思勉分别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案：对于前者，当行督责之术与地方自治；对于后者，唯有豫兵于民和藏械于民间。这种“反复史事而深思其故”的治学方式，全是为了给国民而不是给君主帝王提供“有资于治道”的历史启示，这实在是吕氏治史的根本目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吕氏的史学实践为传统的“经世致用”赋予了全新的内容。     

《尚书》历史思想的影响和当代价值

《尚书》历史思想的核心内容可概括为实用理性主义的"王道"史观。发端于《尚书》的实用理性、"民本"、崇尚和平的历史思想是中国历史思想最重要的母题之一,以《尚书》为原点,中国的史学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壮大,并且成长为具有中国特色和民族气派的中国史学。《尚书》历史思想的影响,可以从中国传统历史思想和整个传统文化两个维度去探讨。《尚书》是中国文化的元典,蕴含着中国文化的原初"密码"和基本价值观念,而历史思想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对复兴民族文化、促进国家统一和建设和谐世界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作为中国史书之祖,《尚书》中的历史思想也对于在新形势下融会中西历史思想的精华,铸成更有真理性的历史思想体系,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林语堂文艺美学思想的现代人文精神

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林语堂文艺美学思想曾受到左翼文人的批判,从现代价值观出发。其思想建基于当时中国与西方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以“人生”为核心,关注人类的实际生存困惑,饱含批判与创新,充满了现代人文精神。     

试论中国人对拉丁美洲的早期认知——基于明清中国史籍的分析

随着中外交流日益频繁,明清时期中国有关拉丁美洲的记述逐渐增多,主要包括世界史地著作、驻外使节和海外游历使的记述以及译自外国报刊书籍的译作等。有关拉丁美洲记述的增多,反映出中国人对拉丁美洲的认识不断深化:从经由外国人介绍而获得的间接认识到亲赴拉丁美洲各国常驻或游历得到直接认识,由概要的地理历史知识到对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了解。     

胡绳与中共党史学范式研究论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研究及其学科建设能顺利推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党史研究者对于其学科建设理论问题研究的重视。在党史学范式研究方面,胡绳运用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视角与方法解读中国近代史以及中共党史的进程,并且深刻地阐述了这两种史学范式之间的关系,还有力地回击了“告别革命”论的错误观点。他关于党史学范式问题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充实了党史学范式研究的内容,提升了党史研究的理论思维以及为完善党史学的“中介理论体系”指明了方向。      

中国心理学史研究三十年

中国心理学史的自觉研究走过了30年的历程,很有必要总结经验,展望未来。首先是历史回顾,可分为初步创建、开拓探索与深入研究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有其基本特点。其次是总结主要成就,主要成就有：规范了中国心理学史的基本问题,开拓了研究的新领域,丰富了心理学的教学内容,填补了世界心理学史的内容空白。第三是对未来的思考。思考的主要方面是：加强中国心理学史是世界心理学史组成部分的观念,加强中国心理学史人文取向的研究．加强中外心理学思想的比较研究．加强中国心理学史研究与实际的联系,加强对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组织管理。     

《皇朝经世文编》与魏源经世思想的成熟

魏源是晚清经世学风的倡导者,他以编选《皇朝经世文编》的学术实践开创了晚清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极大影响。《皇朝经世文编》的编纂,不仅使魏源掌握了倡导改革的理论上和史料上的依据,同时也反映出他所具备的改革家和思想家的基本素质,标志着其经世思想走向成熟。     

民国初期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

史学界一直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因而把它纳入中国近代革命话语体系.而从清末各种类型的民族主义竞争与结果来看,五四时期各文化派别都试图完成清末民族主义未竞的民族文化的重构任务.而如何看待传统的中国文化,如何吸收西方文化,中西文化是否被解释为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各派别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模式呈现出多元性、对立性、不耦合性,因而无法形成统一的民族主义话语,文化整合的任务依然是未竟事业.     

汪奠基的中国逻辑史研究

从特有的逻辑观和逻辑史观出发,汪奠基的中国逻辑史研究是颇具特色的:涉及了与中国古代逻辑发展相关的各种因素;也揭示了中国古代推理理论的特点,并对之进行了历史性分析。汪奠基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对20世纪初中国逻辑史比较研究方法进行反思的结果,但他的单纯历史分析方法、特殊的逻辑观和特殊的逻辑史观也引起了后来学者的反思,直接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中国逻辑史研究。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儒将张俊》与西北近代史的若干问题

《儒将张俊》是一部乡土史学新著,涉及湘军和甘军平定西北叛乱诸问题,提供了不少新史料和新见解,但主导观点仍然沿袭着民国暨新中国以来的正统看法,认为左宗棠、刘锦堂、董福祥、张俊等平定陕甘回民起义有罪。其实有大量史实证明这种一向政治正确兼学术正确的正统观点有误,应该有所反思,因为它既不合历史的实际,也不合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利益。     

社群主义与个人主义争论的实质与启示

西方社群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争论表明其在价值观上并没有根本分歧,不同的观点主要体现在方法论上,其实质就是要用社群主义者的研究方法来理解西方个人权利价值观得以确立的历史渊源。与之迥然不同的是中国儒家文化传统,是一种“关系型社群主义文化”,解读这种文化,在方法论上与西方社群主义的主张没有本质不同,但在价值观上出现系统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