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树一帜 异彩纷呈——1992年《东方丛刊》评介

由于《东方丛刊》上时有老师、朋友、师弟、同事的大作,我才有缘与它相识。读了该刊的1992年第1至第4辑,收益颇丰,深感该刊很值得向学术界同行们介绍。可以说,《东方丛刊》在中华大地的哲学社会科学园地里,独树一帜,异彩纷呈。《东方丛刊》创刊伊始,就旗帜鲜明地告白刊物的宗旨:在东方这个定义下,将它办成一个研究东方文化机制、东方美学、东方文艺理论、东方文学、中国与外国及东方与西方比较研究的丛刊(见该刊主编梁潮第1辑上的代序《国内东方文艺、美学研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以及本丛刊的研究方向》)。从1992年所出的4辑刊物来看,这一宗旨是已经付诸实践了。这     

《东方杂志》及其台湾版

《东方杂志》系商务印书馆的定期期刊之一,1904年(光绪30年)创刊于上海。1910年,《东方杂志》与1901年创办的《外交报》合并,刊名仍定为《东方杂志》,在内容上加重了对国际外交资料的汇集,嗣后直至1948年12月停刊终,国际关系的资料与专论,一直是该刊的重点内容。该刊原为月刊,从1920年第17卷起,改为半月刊,1947     

“都掌蛮”铜鼓与“僰人悬棺”——兼评夜郎“五茶夷”的族属

我国古代悬棺葬,分布于江南十三个省(区)。悬棺葬的族属很复杂,学术界对此有着不同的认识,其中包括川南一带广为流行的“僰人悬棺”说(参考石钟健先生《悬棺葬研究》油印书稿)。关于川南僰人的族系,当前史学界主要有氐羌说和濮僚说两种观点。其中,僰人是否使用悬棺?也是这两种观点分歧的焦点之一;此外,悬棺与铜鼓,也都在古代川南一带广为流行,这两种特点突出的古代民族文化,是否同为一种民族所使用?也存在不同的认识。《文物》杂志一九八○年六、十一期上,发表了一批悬棺葬的清理报告和论文,其中,对于珙县悬棺葬的族属,就反映了对川南僰人族属的不同观点:有的同志同意当地方志上的“僰人悬棺”说,认为珙县悬棺葬的墓主,是属于僚人的“都掌蛮”;也有的同志否定“僰人悬棺”说,认为“都掌蛮”属氐羌系统的僰人,与珙县悬棺的墓主——土僚无关。由于这一讨论,涉及对川南     

评《杜太后与“金匮之盟”》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七日,《河南日报》发表了《杜太后与“金匮之盟”》的论文,这是一篇有史有论的佳作。其文依据历史上官私记载和传说,阐明了几个具体问题:第一、它论述了“金匮之盟”的由来。文章一开头就说北宋初年的赵宋政权立足未     

中西古文明比较

一、前人对中西两大文明历史起源及其特点的比较　　 (一 )中国学者的比较早在本世纪初 ,在中国爆发的“新文化运动”高潮中 ,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就对中国文化与古希腊、罗马以来的西方文化的异同作过许多比较 ,并进行过激烈的论争。当时主编《青年》杂志的陈独秀 ,在 1915年发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当时人们所说的“东洋民族”主要指中华民族 ,所说的“东方文明”主要指中华文明 ;所说的“西洋民族”和“西洋文明”指的是古希腊、罗马以来的地中海—欧洲各民族和他们的文明 )一文中 ,认为“东洋民族”和“西洋民族”的“根本思想”…     

到底什么是真理——与吴家麟同志商榷

吴家麟同志在一九七八年八月七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概念要明确》一文,说“是想呼吁一下进行学术讨论必须遵守形式逻辑的一个起码要求:‘概念要明确’”。“概念要明确”,这是十分必要的。列宁就说过:“要进行论争,就要明确地阐明各个概念”(《列宁全集》第23卷第344页)。但     

多友鼎“京堆”地望考辨

多友鼎铭发表以来,诸家讨论文章对“京自”考释颇有歧异,见于《人文杂志》的就有京自即京堆,其地在今山西省太原以南之洪洞、襄汾一带说;京自是京师,即公刘所居之幽说。本文试略作考释,以表己见。 多友鼎铭中“京”凡六见。铭文劈头就写出(犭严)狁之所伐及武公奉王命派多友率公车追击     

再论“积淀说”与“突破说”——兼答朱立元、陈引驰先生

拙作《试论“积淀说”与“突破说”》在《学术月刊》1993年第5期上发表以后,曾引起一些学界同仁的兴趣,该刊曾就此问题在上海举办了一个专题讨论会。会上,有20余位学者就拙文以及由此而涉及到的美学、哲学,乃至文化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其中朱立元、陈引驰、夏中义、邱明正四位专家的意见已作为论文在《学术月刊》上陆续发表。此外,并未出席这一会议的曹俊峰、徐梦秋、晓声三位先生也撰文参与了此次争鸣。从已经发表的文章来看,有些学者基本上赞同笔者的意见,并力求在拙文的基础上将问题引向深入,如邱明正、徐梦秋;有些学者对李泽厚的“积淀说”和刘晓波的“突破说”也提出     

“剩余价值”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殊经济范畴吗?

卓炯同志在《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再认识》一文中说:“剩余价值可以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殊经济范畴,而是扩大规模商品生产的共有经济范畴。”(《学术研究》杂志1980年第五期)后来我们又读到他发表于《光明日报》的文章《怎样理解马克思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1981年7月25日第4版)。这篇文章虽然没有再一次明白地提出这个观点,但显然是这个观点的进一步论证。我想就卓炯同志在两篇文章中涉及的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     

鲁迅与契诃夫

鲁迅与契诃夫的作品和作风有若干相似。1944年郭沫若在《契诃夫在东方》一文中发表过这种见解。 1936年苏联《真理报》刊载的一篇文章写过:“外国的批评家以鲁迅先生的作风比之契诃夫的作风。”契诃夫的祖国的作家法捷耶夫同样说:“在同情并怜悯‘小人物’但同时又了解他的弱点的这一点,鲁迅与契诃夫是近似的。”     

王国维与“境界说”

今年第一期《晋阳学刊》《补白》栏内,刊有《“境界说”说非王国维创建》一文,对于发表于该刊一九八三年第五期《论中国古典美学的独立体系》一文中所说王国维“创建独立一     

韩国也是"官本位"国家?--与《环球》杂志记者杨士龙商榷

一、引语 :问题的由来关于本文的主题 ,得从韩国总统卢武铉 2 0 0 3年 7月上旬的访华说起。卢武铉在访华前 ,接受了数家中国媒体的采访 ,笔者所看到的 ,有三篇报道。一是《人民日报》专访 ,人民网上使用的标题是“韩国总统卢武铉接受人民日报专访”。〔1〕二是中国新闻社《新闻周刊》的专访 ,该刊在其第 1 38期 ( 2 0 0 3年 7月 7日 )刊出了这篇专访 ,标题是“清明的政治是时代的精神”。〔2〕三是新华社国际部《环球》杂志的书面专访。该刊在 2 0 0 3年第 1 4期 ( 7月 1 6日 )刊出了这篇专访 ,题目是 :“我将改变官本位的权力文化———专…     

再论“诗缘情”说

拙文《论“诗缘情”说》(见《云南社会科学》85.5期)在谈到我国古代文论中“诗缘情”这一重要学说的形成过程时。曾把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不自觉、半自觉和自觉的阶段,论述了前两个阶段中缘情说的酝酿情况。这篇小文讨论第三个阶段:魏晋时期,缘情达于自觉,即缘情说理论产生的阶段。 鲁迅先生曾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丁汝昌“避战保船”辩

<正> 许华同志在《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9年第4期上发表的《李鸿章“避战保船”新探》一文(以下简称“许文”)认为:所谓李鸿章“避战保船”之说,主要见于姚锡光所著之《东方兵事纪略》、蔡尔康编译之《中东战纪本末》等私家著述,而从官方文电档案中可以看出,清廷、李鸿章根本没有命令北洋舰队“避战保船”或株守军港,力主避战保船和株守军港的,是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事实果真如此吗?这是需要进行认真研究的。     

《福乐智慧》研究与历史比较语言学——兼评“共同归属论”

国际学术界对我国维吾尔族古典哲理长诗《福乐智慧》的研究,已有一个多世纪之久。1823年,法国学者卓别尔首次在《亚洲杂志》上发表了该书回鹘文抄本的报告和作品片断;1870年,匈牙利学者万别里发表了其中915个双行诗的拉丁字母转写和德文译文;1890年,俄国学者拉德洛夫影印了这一抄本,并于次年发表满文字母转写本。这些,可视为国际性《福乐智慧》研究的开端。在此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国际《福尔智慧》研究表现出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在研究者的构成中,历史语言学家占了压倒优势;第二,把《福乐智慧》做为历史语言材料,使之成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     

对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批判之二——关于“文明起源”

一汤因比的历史理论的第一个部分是他的关于“文明起源”(The Geneses of Civilizations)的学说。根据他的说法,世界上迄今为止一共出现过二十一个文明,其中有六个是属于第一代的,也就是说这六个文明是直接从原始社会中起源的。原始社会是静止的,到今天还是静止的。原始社会的数量大得多,据说经他们调查登记过的就有六百五十个。为什么这六个社会变成了文明社会而其它社会却没有变成文明社会呢?还有,在这六个文明社会出现以后,又陆续出现了十五个文明,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汤因比的这个学说就是回答这两个问题。汤因比在阐述他自己的主张之前先批评了两种学说:一个是种族说,一个是环境说。他认为文明的起源不是因为某种族比其它种族天赋优越,也不是因为这个种族所在地的自然环境特别安逸,特别有利于文明的起源。接着他就提出了他自已的学说,就是所谓“挑战与应战”学说(Challenge and Res-ponse)。     

“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有无区别

龚杰在《马克思说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湖南师院学报》1983年增刊)一文中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经济形态概念和社会形态所赋予的内容是不同的。社会     

广东理论界举行纪念“两论”发表50周年座谈会

今年7—8月,是毛泽东同志的光辉著作《实践论》、《矛盾论》(简称“两论”)发表50周年。7月1日又重新发表了邓小平同志《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重要的文章。为了更好地学习和发扬“两论”的精神,及结合领会邓小平同志的重要文章的精神,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搞活,广东省社科联特于7月8日邀请了我省30多位社会科学界的同志举行了“纪念‘两论’发表50周年座谈会”。     

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分法”

在中国哲学史上,影响最大的是孔子。他是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他创立的儒家学说,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正统。他和他的学说,被中国历代王朝崇奉为圣人,被世界各国推荐为东方文明的象征,是世界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 孔子的哲学思想是中庸,作为伦理思想就是中庸之道。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意思是说,中庸是最高的道德。他又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礼记·中庸》)可见,达到中庸的办法是“允执其中”,防止走向两个极端,而要把握适当的限度,以保持事物的平衡,使人的言行符合既定的道德标准。他还     

孙中山关于“心性文明”建设的思想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曾经把千头万绪的建设工作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叫“物质文明”建设;另一方面叫“心性文明”建设。这种概括是个非常有意义的创议。这里所说的“心性文明”建设指的是精神文明建设,因为孙中山在使用这个词的同时也使用“精神之建设”、“精神上之建设”等词,都是相对于物质文明建设而言的。本文仅就孙中山关于“心性文明”即精神文明建设思想作些探讨。孙中山关于“心性文明”即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从两个文明相互关系来考虑精神文明建设。他说:“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而后能进步。中国近代物质文明不进步,因之心性文明之进步亦为之稽迟。”这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