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赋论的经学色彩

王逸的赋论是汉代赋论的一个重镇,成就主要表现在对屈原骚赋文本的论与评。受汉代赋学与经学互动的影响,王逸赋论充满经学色彩,这最集中地表现在他的三个赋论命题上,即"依托五经以立义"依《诗》取兴"独依诗人之义"。王逸的这三个命题共同说明王逸是依《诗》说赋的,《诗》乃赋的范本,赋的意义之源,是衡裁赋文价值的尺度。王逸赋论所依托之《诗》是《诗经》经学,故其依《诗》论赋本质上是用经学来绳律骚赋文本。王逸论赋的经学角度导致他对屈原其人其文的读解基本上都是错误的,但对中国经学对审美的文艺现象的思与说,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张惠言《七十家赋钞序》批评研究

《七十家赋钞序》是清代一篇重要的赋学批评文章。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对这篇赋论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在学理渊源上,张惠言熔铸古今,继承了情因物感的创作论和诗为赋源的文体论,并将其熔铸在序文之中;在批评原则上,张惠言主要着眼于君臣之义的雅正批评和推尊赋体这两点;在批评方法上,这篇赋论主要运用了历史批评、摘句批评和比较批评。总而言之,从这篇赋论中我们可以观照出张惠言的赋学研究气魄。     

体国经野与空戏滑稽 ——北大藏西汉简《妄稽》为文人所作俗赋蠡测

2009年初北京大学受赠一批西汉时期竹简,竹简内容除了十七种抄写于西汉中期或是久已亡佚,或是独具特色之古书外,另有两篇赋体的文学作品,其中一篇定名作《妄稽》,形式以四言句式为主,内容则叙述当时一个士人家庭中发生的故事,通篇含有浓厚的俗文学特征。而《文心雕龙·诠赋》以为赋体在汉初经陆贾、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王褒、扬雄、枚皋、东方朔等文人将其开端发展,继承扩大后,形成赋作有"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等雅正端肃之内容特色。     

小说文本视阈中的赋学形态与批评——以《镜花缘》中的赋与赋论为中心

《镜花缘》倡"诗赋取士"之风,既托名武曌之世,习赋、考赋之例与唐初景况大致相符,然亦有不实之处。《天女散花赋》是篇以题为韵的律赋,原作字数有二千四百余字,因小说结构限制,删减为一千一百九十五字,亦当非唐代科考场闱所能立就。小说中的赋论、赋韵探讨较正统赋论之作多了份谐趣和韵味,迥异于正统的赋学批评,在赋学史上具有独特价值,且赋韵论可作《李氏音鉴》"双声"、"叠韵"论的实例补充。李汝珍对先唐赋作经典了然于心,认识到赋是"雅颂之亚",具有"兼才学"、"似类书"、"有韵之文"的特征。小说文本中赋作、赋论、赋韵集体呈现,雅俗结合、韵散兼行,是连缀章回、襄助叙事的自觉选择。援辞赋入小说,有尊体之考量,辞赋以写物图貌的描绘性文体加入小说的创作,呈现出一幅参差错落的"文类互渗图景"。     

扬雄四赋作年新论

目前学界对扬雄四赋写作年代的判定,主要依据《汉书·扬雄传》《汉书·成帝纪》等相关记载,形成了影响广泛的"持《汉书》论"。此论主要特征是将《汉书》作为判定扬雄四赋作年的最可信的证据。由于《汉书·成帝纪》和《汉书·扬雄传》的相关记载并不同时,"持《汉书》论"内部也存在分歧和争议。通过分析《汉书·扬雄传》中颜师古一则注释的错误,指出《汉书·扬雄传》并非是录自扬雄《自序》的第一手材料。"持《汉书》论"之外,《文选》李善注所引《七略》中记载的扬雄辞赋作年,与《汉书》的纪和传均有明显不同。目前学界对于《七略》的有关记载采取相对忽视或简单否定的态度。本文结合汉成帝时郊祀制度变迁的舆论背景、"预先献赋"的文学传统以及扬雄本人"归蜀葬子"的活动,论证《七略》的记载更为合理。扬雄四赋的作年,应该为永始三年(前14)完成《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绥和元年(前8)完成《长杨赋》。     

花性·仕途·国运——唐宋《牡丹赋》的“赋家之迹”与“赋家之心”

通过对唐代舒元舆的《牡丹赋》、唐代李德裕的《牡丹赋》、宋代宋祁的《上苑牡丹赋》、宋代蔡襄的《季秋牡丹赋》四篇唐宋牡丹赋作对牡丹的体物和描绘特点的分析,以及对于牡丹所承载的士大夫个人仕途、国家命运、道德与友情等意识形态内涵的叙述,认为唐宋牡丹赋作在赋家之迹和赋家之心方面均深得赋体之要。这不但显现了牡丹赋的文体意义,而且文学叙述与历史真相,政治与士大夫精神的复杂关系也可由此角度加以观照。     

“论”须有据,切忌臆断——读赋论刍议三题

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产生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文学作品即是这灿烂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即以赋体文学而言,自战国至清代,名家辈出,名作蜂起,略无间断,浸浸乎盛矣。梁萧统组织编辑的《文选》所收赋作,凤毛麟角而已,且止于宋、齐间之作。《文苑英华》收赋千余篇中律赋居多,约占三分之二。宋姚铉编辑的《唐文粹》所收者以古赋居多。清张惠言《七十家赋钞》也不过206篇,且截止北周庚信之作。唯康熙四十五年陈元龙奉敕编辑的《御定历代赋汇》共184卷,收赋4161篇,为迄今录赋最多、时代跨度最长之赋体文学总集。然亦非清代以前赋作的全集。至于赋论,自汉代扬雄以下,虽代不乏人,但多片言只语。堪称专论者,除刘勰《文心雕龙·     

前修未密 后出转精——试论《文心雕龙·诠赋》的理论价值

赋,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至汉代而特盛。据班固记载,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的进御之赋就有千余首。创作的繁荣促进了批评的兴盛和理论的拓展,汉魏以降,论赋之言日见其多。刘勰之前,已有不少论赋文字见诸文史典籍。但大都是零缣断简,片青只语,均有“各照隅隙,鲜观衢路”之弊。而求其能“弥纶群言”,“擘肌分理”者,当首推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诠赋》集前人赋论之大成并加以发展,是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第一篇全面探讨赋     

表现世俗内容的《僮约》与作为宫廷作家的王褒

《僮约》及《责髯奴辞》是汉代赋家王褒入仕之前的作品,在艺术上颇有成就,表现出作者世俗化和诙谐性的创作兴趣。入仕之后,王褒的创作风格和内容与此迥异,这与当时宫廷的政治需要和审美趣味有关。     

巴蜀先秦散文史稿

凡言巴蜀文学,皆始于西汉。巴蜀先秦文学一直是一令人遗憾的空白。 汉代巴蜀文学洋洋大观,赫赫灿烂.一下子涌现出司马相如、杨雄、王褒等一批极有影响的大手笔,似乎世上真有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本文对巴蜀先秦散文史作一试探性的论述。文章包括慨述、东巴上古神话与古史传说、西蜀上古神话与古史传说、《鹖冠子》四个部分;《尸子》一书成于蜀,作者也葬于蜀,列入本文的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