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河汾诸老》简介

一、研究的逻辑起点：金末元初，中国北方曾存在过数个地域性文学群体。它们在易代之际文坛产生过重大作用和影响。河汾诸老是其中之一。正确地揭示、认识这种现象，关系到准确把握当时文学发展的特点和规律、重绘中国文学历史地图的重要问题。而这一现象是文学史家长期以来所忽略的内容。亟有必要加以重新研究。     

论《河汾诸老诗集》的地域特征

元代学者房祺所编《河汾诸老诗集》收录了河汾间八位诗人的诗篇 ,内容丰富 ,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社会现实以及文人心态。本文主要从房祺编录此集的角度、河汾诸老的游踪、河汾诸老具体的诗篇等几个方面来阐述这部诗集的地域特征     

河汾诸老探赜

河汾诸老是金末元初一批出生或落籍于黄河、汾河流域的诗人。他们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丰富了文坛巨星元好问“以唐人为指归”诗学思想的内涵,为肇启元明宗唐复古诗风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严格说来,他们应被称为诗人群体而非诗派。其群体性活动和文学创作可先后以金室南渡和蒙古灭金为断,分为三期。其诗作以反映战乱带给人民的灾难和表现隐逸生活、山林情趣为主,兼有“陶之达”和“杜之忧”两种倾向。其诗学宗尚与金末元初学唐复古诗风相一致,但在学唐诗诸家方面特别强调转益多师,不拘一格。河汾诸老是金元易代之际文坛的重要现象,是一个有影响的金遗民诗人群体,对当时文学的继往开来和促使元诗繁荣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河汾文化与山西旅游

黄河、汾河孕育的河汾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根基和核心之一。河汾文化主要包括河东根祖文化,晋商文化,宗教文化和河汾主体文化。它为山西旅游业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文化根基。根据河汾文化的分布特点,可将山西全境划分为:河东根祖文化旅游带、黄河河域文化旅游带、晋商文化旅游带、汾河河域文化旅游带、五台山恒山宗教文化旅游带、雁门大同历史文化旅游带、太行历史风光文化旅游带。要把山西建成旅游文化、经济大省,必须作深度战略思考。     

论陈寅恪“续命河汾”的学术理想

历史上有隋末王通讲学河汾,传道解惑,培育人才,卒开唐代贞观之治的说法。“续命河汾”是陈寅恪一生的学术理想。他所认定的“续命河汾”的学术路径有二：一是守先哲之遗范,文化续命;二是托末契于后生,开启来学。这种守先待后的学术理想,不管在炮火连天逃亡办学的困厄中,还是在双目失明个体生命的逆境下,陈寅恪都有很好的坚持坚守。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实践者与播种人,陈寅恪着意将“续命河汾”理想与“学术独立”的观念转化为大学和社会的共识。陈寅恪在纪念王国维的过程中,升华前贤,救赎自我,鼓励新读书人,超越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走出前辈学者憔悴忧伤的遗民情感自设,赤地新立,做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现代学人。这种自度度人的情感救赎,使陈寅恪“续命河汾”的学术理想,更臻圆满。     

河汾之学与初唐文学观的建构

隋末唐初,王通续《六经》以绍儒业,并于龙门开筵讲学。受王道观念的影响,王通的文学观具有明显的功利特征,如对《诗经》的阐述及历代作家、作品的评论上,王氏皆以儒家政教观作为衡量的标准,强调文章经世致用的教化作用。此外,河汾之学也深深地影响到唐初文学观的建构,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即唐初史家、政治家对王通经世致用文学观的继承;受一定的家风和区域文化的影响,王绩、王勃等人的文学追求既有家学因素,又呈多样化趋势。     

汉末河汾名士风气的演化与“林宗巾”效应

河汾文化是隋唐文化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将其源头追溯至汉末魏初,探讨其时河汾文化的形态,其中又以名士为考察中心.认为名士经由汉到魏,由汉代以经术、道德为依据转向汉魏之交的尚侠义、尚谋略等标准.其中构成河汾文化形态的太原郡更能反映此时期的变化,太原郡士人郭林宗倡导了此时期的人物评议之风,不单是汉末名土的代表,也更好地呈现出了河汾地域文化的形态特征.     

试论河湟地区的民族地理学研究意义

"河湟"地区是中国西北多元民族文化共生的典型区域。"以水为据"梳理该地区少数民族聚落的分布特征,为该地区民族地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河湟地区多元文化反映了西北民族文化分布格局,少数民族人口的时空变迁,少数民族文化与自然环境间的调试关系等,对于研究民族文化地理空间具有重要价值。河湟地区是整个西北民族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整个汉藏边界民族文化研究具有典型意义。     

金元诗人“黍离”之吟的意蕴超越性

金元诗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其黍离之吟实现了意蕴的超越，突破了民族感情与故国之思的界定。表现为对中华民族文化积淀的追墓怀思，是黍离主题的新变和升华．     

万历年间汾州升府与地方控制——基于《新设汾州府碑记》的考察

文章以收载于清乾隆年间《汾州府志》中的《新设汾州府碑记》为基础,结合《明史》、《明实录》等史料对明代汾州府这一统县政区的设置原因、过程、结果及其意义进行了论述.认为,万历年间汾州升府作为明代山西政区变动的重要内容,与政府对地方社会控制需求加强之间有重要关系.     

金元之际诗人房皞探微

房是金末元初的重要诗人,"河汾诸老"之一。他追随元好问积极参与开创"以唐人为指归"的诗歌创作局面。史料散佚是其生平、思想、创作和地位长期以来隐而不显的主要原因。对有关史料的考稽辨析,对房文学思想、成就、贡献和地位的探赜发微,有助于从特定侧面揭示金末元初诗坛风尚和诗学思潮。     

论金末元初知识分子的境遇及其历史作用

本文主要论述了金末元初知识分子的境遇和命运,探讨了这一特殊的社会阶层在金末抗蒙救国活动中及入蒙元后在新政权建设中的历史作用和贡献等问题。     

金元俗词概论

金元二代词,素以含蓄蕴藉、雅正清丽著称于世,对其俗词众多的特点,长期以来并未被评论者注意到.这一特点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统治者、文人学士及下层人民的提倡.而俗词的具体品格,又体现在其民谣俗语化、草原民族化和散曲化诸多方面,并由此导致了金元词题材的新变,针砭世态人情、嘲弄戏谑、表达闲情逸致、修真向道之作大量出现.     

论金元之际庙学碑记文的文化内涵

金元之际的庙学碑记文以其特定内容反映了当时文人的特殊文化心理特征,包括乱世烙印,通过对学政、学风的追忆而曲折流露出的故国之思以及对新朝文治的极大期许等.同时,这些庙学碑记文的地域分布还有助于印证元初北方以平阳、真定、东平三地为支点所构筑的文化布局;可以显现元初儒学的尴尬处境和南宋理学北传的轨迹和影响等.     

论金元易代之际河东段氏兄弟的诗词风格

金末遗民文学家段克己、段成己,身处金元易代之际,采取了淡泊名利、超然世外、独善其身、冷眼旁观的处世之道,这一处世之道决定他们选择了隐居田园、放情山水、饮酒赏花的生活方式。反映在其诗词创作中,则多写上述生活内容。段氏兄弟对于社会、人生的态度,决定了其诗词冷静、淡然的基调,从而表现出清冷超旷、恬淡疏朗的风格。     

徽州路遗民诗人群考论

本文详细考证了元徽州路遗民诗人群的成员构成、生平经历及诗文成就,明确指出浓厚的理学背景不仅是该地遗民诗人群的重要特征,深刻影响了其诗文创作,而且是元代理学与文学关系的具体体现,从而明确徽州路遗民诗人群的价值和地位。     

从《名儒草堂诗余》看江西词派

《名儒草堂诗余》作者大都为南宋遗民 ,集中作品既继承了辛派词人慷慨悲烈、豪宕恢宏的气度 ,又延续了南宋末年词人善用咏物的方式传递内心情绪的手法 ,表情极为深挚。宋元时期特殊的社会状况赋予了词集鲜明的政治指向性和浓郁的地域风格 ,由此得以另立江西一派。与同时代的“浙派词人”相比 ,强烈的兔葵燕麦之感、悲愤激楚之音溢于言表 ,内容形式与艺术风格别具特色 ,在词坛留下可书的一笔。     

金元时期医学繁荣的思考

金元时期是我国医学流派争鸣、学术创新的繁荣时期。通过对金元时期医学繁荣的另类思考,认为其因素有四:即惯性与矫枉、灾难、少数民族统治者对实用性技术的重视和北方医家们挣脱理学的束缚等,并略述了金元时期医学的繁荣对现代中医学发展的启示。     

《全宋诗》误收金元明诗考

《全宋诗》由于卷帙浩繁,规模宏大,编辑过程中存在一些诸如误收、重收或漏收等疏误。对此,学界虽已尽了很大的努力,在辑侠补正方面积累了比较多的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并未解决。笔者在翻检《全宋诗》的过程中即发现了十余首金元明诗被误收入《全宋诗》之中,而补正《全宋诗》之文章尚未注意到,故特以拈出,以期对《全宋诗》将来的修订,能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