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转移行为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分析——以北京地区为例

利用因子分析法构建技术转移指数,并以此表征技术转移行为。通过筛选可持续发展指标,采用影响效益模型和灰色关联分析法,综合测算了北京市2007-2012年技术转移行为对可持续发展系统及子系统的贡献。研究结果显示,北京市技术转移行为对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较大贡献。其中,对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的贡献呈增大趋势,但是对区域资源贡献呈波动状态,亟须采取必要措施,提升技术转移行为对区域资源贡献。     

贸易企业“用脚投票”?——基于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不均衡的视角

贸易企业转移既受到劳动力成本和产业聚集的影响,也受到金融要素的制约。以往学者主要从要素禀赋、规模溢出效应等角度研究贸易企业的转移,鲜有对金融要素作用机理的直接研究。本文的研究表明只有高生产率企业能"用脚投票",转移到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同时也发现传统因素对我国贸易企业转移的影响正在减弱;金融变量中,股票IPO和银行信贷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贸易企业转移均有显著影响;股票二级市场对东、中部地区贸易企业转移具有一定影响,对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信用债市场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贸易企业转移作用均不明显。上述结果说明,在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不均衡的现实条件下,企业跨区域转移替代了金融要素在企业间的流动,从而实现了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本文从企业跨区域流动的视角提供了对金融资源重新配置的解释。     

我国可耗竭能源资源最优开采模型研究

可耗竭能源资源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综合考虑资源储量、技术进步、资源价格、开发成本、市场结构、政策等不确定性因素,以最终产品生产部门和资源供给部门收益最大化以及消费者效用最大化为目标,构建了考虑各部门同时最优的一体化模型,求解出稳态下可耗竭和可再生能源资源价格和产量的增长率,进行了数值模拟和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技术进步是影响可耗竭和可再生能源资源价格和产量增长率变化的关键因素;最终产品生产部门规模报酬和跨期替代弹性影响可耗竭和可再生能源资源产量增长率;最终产品生产部门规模报酬不变,则可耗竭和可再生能源资源产量均无增长。据此,提出政策建议为：规范我国可耗竭能源资源价格和开采路径,应突破可耗竭能源资源勘探和开采技术;为实现节能目标,应提高我国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的规模报酬;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耗竭能源资源价格会继续下跌,政府应提前做好战略部署,合理配置能源资源,推进企业转型升级速度。     

资源耗竭型企业分类退出模式选择问题研究——以煤矿企业为例

<正> 根据国家有关的产业政策、宏观经济形势,结合资源耗竭型企业的实际,从战略角度寻找资源耗竭型企业有效的退出途径,探索这些企业的重建之路,无论对资源耗竭型企业本身的发展,还是促进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以及保持社会的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有鉴于此,本文以衰老型煤矿企业分类退出为例,研究资源耗竭型企业退出问题。 本文的煤矿企业分类退出,是指将煤矿城市、煤矿企业、     

基于临界价格的易变质产品生产企业 RFID技术投资决策

RFID技术可以优化易变质产品的流通速度,降低变质率对该类企业收益的影响。现代市场是开放型的系统,然而当前RFID技术投资成本过高,因此迫切需要研究开放系统下不同成本的易变质产品生产企业投资RFID技术的可行性。本文建立了不同成本易变质产品生产企业未投资RFID技术时的竞争博弈价格模型和合作博弈价格模型,分析了变质产品数量对产品定价的影响,得出竞合模式下保持企业较高收益且对新企业不产生吸引力的临界价格。在临界价格基础上,分析了投资RFID技术对易变质产品生产企业收益的影响,得出企业可承担的最大RFID标签成本,为该类企业RFID技术的投资提供了科学决策的依据。最后,通过数值模拟分析验证了所建立的模型。     

强势企业与弱势企业联盟的博弈分析及其启示

在现有战略联盟理论研究中,传统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只是关注联盟伙伴之间的互补性收益,忽视了竞争动态环境下强(弱)势企业联盟的战略选择.实际上,强(弱)势企业建立战略联盟不仅是为了获得互补性收益,更重要的是预防损失,也就是为了预防被排斥在联盟活动之外所带来的潜在损失.而竞争性动态是企业建立战略联盟的一个重要因素,强(弱)势企业的联盟战略需要根据竞争者联盟行为所带来的可预防损失与联盟成本的比较做出相机性战略选择.     

上市公司高管变更与盈余管理关系的实证研究

通过将发生高管变更的上市公司按变更原因分为常规变更和非常规变更,按继任来源分为内部继任和外部聘任对上市公司在发生变更当年的和前后年份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研究,选取2008-2010年期间发生高管变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Jones模型和检验模型,对上市公司高管变更期间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①对于常规变更公司,变更当年可能进行了调增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变更后一年比前一年更有可能进行调增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②对于非常规变更公司,变更当年可能进行调增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而不是显著调减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变更后一年比前一年更有可能进行调增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③内部继任和外部聘任的公司在变更当年都进行了调增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但内部继任公司调增的幅度大于外部聘任公司。     

会计稳健性与自由现金流的代理成本:基于公司投资行为的考察

会计稳健性要求及时确认损失的发生、延时确认收益的发生.一般认为会计稳健性较高的公司,信息不对称程度低,具有较高的公司治理水平.本文从公司投资行为视角考察会计稳健性对自由现金流代理成本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非效率投资在我国企业普遍存在;高的会计稳健性具有抑制非效率投资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自由现金流的代理成本.但要彻底解决非效率投资问题,仍需进一步规范公司的现金持有政策,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本文的研究也为控制自由现金流的代理成本提供了一种可行性的解决方案.     

面向可持续发展的可耗竭资源管理

本文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探讨了可耗竭资源管理、资源开发管理、资源财富管理、资源生态环境管理和资源收益管理。     

政企实物-生产能力应急物资储备与采购定价的微分博弈模型北大核心

政企实物-生产能力储备应急物资能够有效提高突发事件应对效率.为控制政府成本和保障企业收益,本文构建了政府和企业联合储备应急物资的微分博弈模型,研究成本分担和协同合作两种模式下政企最优储备决策,并进一步分析政府采购定价对政企最优决策与双方收益的影响.最后,结合汶川地震应急物资储备实例进行验证.研究发现,应急物资储备量轨迹随时间呈单调递减特性,声誉轨迹的变化趋势具有多样性,两者在协同合作模式均达到最优.成本分担模式下双方储备努力水平与采购定价呈现倒U型分布,即当政府采购定价低于某一阈值时,企业生产能力储备的合作意愿较高,反之亦然,进而避免企业诱发机会主义行为;而且只有满足一定条件,政府才会为企业提供成本补贴,可避免政府储备成本失控.协同合作模式能够有效降低政府采购成本,提高应急物资储备数量,实现了政企双赢.此外,讨论了若干重要参数对政企最优决策的影响.     

协调多零售商横向转载的收益共享契约

本文研究了协调多零售商横向转载的收益共享契约。该契约包含批发价格和收益共享比例两个参数,由独立于零售商的第三方转载公司制定并实施。在建立多零售商转载博弈模型的基础上,给出了该契约协调零售商转载的充分必要条件;然后以包含两个零售商的转载系统为例,分别给出了协调情形下转载价格和收益共享比例需满足的条件及其解析表达形式,并设计了一类启发式算法来计算零售商的最优订货量、转载价格和期望利润。最后,通过一个算例对文中的相关研究结论进行了验证,并就相关参数对零售商期望收益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收益共享是对称性零售商的占优选择;非对称情形下,较高的转载成本将导致协调情形下零售商的期望利润降低;较高的产品残值将要求选择较低的转载价格,确保协调契约对于零售商期望利润的帕累托改进;当产品的边际价值较高时,提高转载价格可改善零售商的期望利润;另外,灵敏度分析显示契约参数将显著影响非对称性零售商的期望利润。     

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生产力困境——企业社会责任的视角

在“用工荒”已经出现并将持续存在的情况下,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面临其特有的“生产力困境”.追求高度分工的运营策略虽然提高了企业的运营效率,但也使企业变得脆弱且反应迟钝,难以应对“用工荒”的挑战.本文尝试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寻找帮助企业走出困境的办法.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通过对大样本(N=1185)企业员工问卷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员工感知到的企业的社会责任努力能有效降低员工的离职意愿,同时提高其工作绩效;而且当企业采用高度分工策略时,上述关系变得更强.员工离职率的降低能有效提升企业应对“用工荒”的能力从而降低企业运营风险,员工工作绩效的提升将有助于改善企业整体运营效率.因此,我们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有助于缓解企业运营效率与运营灵活性之间的矛盾,帮助企业走出“生产力困境”.     

考虑消费者环保意识与政府补贴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决策研究

在绿色经济时代,绿色技术创新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途径。本文基于消费者需求偏好,在不同的政府补贴情形下,构建了包含绿色产品与普通产品生产企业的双寡头竞争模型和斯塔克博格模型,分析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驱动因素和行动时机。研究表明：消费者环保意识有助于提升绿色产品市场份额和企业利润,而绿色产品的单位成本增加会降低其市场份额和企业利润,且绿色产品的单位成本与普通产品企业的利润呈倒U型关系;政府对绿色产品的补贴,可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补贴消费者与补贴企业两种方式下产品的市场份额和社会总福利相同,考虑到补贴的执行成本,补贴消费者更优;绿色产品生产企业作为追随者时,绿色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最高,社会总福利也最高,因此,后发行动策略是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占优行动策略。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axation and the business cash flow tax

Investments and business profits are internationally mobile. Countries respond by tackling international profit shifting. As a result, the international allocation of taxable profits becomes an increasingly complex and costly issue. Reform proposals either address the Organis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profit allocation or target tax bases that are less mobile than profit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cash flow as a tax base. A business cash flow tax abolishes current accrual accounting and has the potential to block international profit shifting. Financing vanishes to become a tax-planning tool because the investments’ market return is tax free under a cash flow tax. Profit shifting via intra-group transactions is eliminated if the business cash flow tax is based on the country of destination principle. However, a destination-based business cash flow tax might distort the investment decisions of international groups.     

共享单车用户机会主义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

目前为止,共享单车用户的机会主义行为是共享单车能否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之一。基于此,尝试用演化博弈理论建立共享单车企业与用户间的演化博弈模型发掘用户的机会主义行为动因及利益相关者作用。研究表明:用户收益是其行为选择的决定性因素,用户机会主义行为收益大于规范行为收益是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根源;共享单车企业的激励约束可对用户行为起到调节作用,约束强度将对用户机会主义行为的程度产生负向影响。最后,针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结果,提出了相应管理对策建议。     

不同减排合同下企业间纵向持股对供应链决策的影响

本文针对节能服务公司融资难、回款难及其与用户之间缺乏信任等现象,结合实际中节能服务公司与制造企业采取的不同减排合同机制,分别构建了减排效益分享型合同和减排量保证型合同下企业间纵向持股的三级低碳供应链模型,并对比分析了不同减排合同下持股策略对供应链企业决策及利润的影响。通过模型分析并结合案例及数值算例发现,在减排效益分享型合同中,当制造商单独持股节能服务公司时,增加持股比例会使产品减排量和链条上其他成员利润增加,同时低碳产品市场价格增加;当零售商和制造商同时持股节能服务公司时,两公司增加持股比例同样会使企业决策和利润得到优化,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供应链企业大联盟,但该种情形会加大持股比例与企业决策和利润的协调难度。此外,在减排效益分享型合同下,制造商对节能服务公司持股可使环保红利和企业效益均得到增加,建议此种减排模式下的供应链企业实施持股策略;但对于减排量保证型合同,持股策略对各企业决策及利润并无明显改善,因此该种减排合同下不建议企业间采取股权合作策略。     

What Survey Data Reveal about Price and Wage Rigidity in Portugal

This paper exploits the information collected from a survey conducted on a sample of Portuguese firms to study the patterns of firms’ price and wage adjustments and the extent of nominal price and wage rigidities. The evidence shows that the frequency of price changes varies substantially across sectors and depends on the intensity of competition, the share of labor costs and firms’ price reviewing behavior. The results also suggest that the constraint imposed by the presence of downward nominal wage rigidity is less important in firms where the fraction of permanent and high‐skilled workers is lower and the share of flexible pay components is higher.     

关税与成本变动下零售商主导的跨境双渠道供应链定价决策

构建了零售商为Stackelberg领导者的跨境供应链博弈模型,通过引入关税、国际运输成本等因素并分析关税变动对跨国供应链产品定价和各成员利润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产品关税的增加,国内制造商产品A批发价格会增加、产品A直销价格和境外制造商产品B批发价格会减少,而关税变动对零售商定价决策的影响与消费者价格敏感系数有关;本国加征关税会使得国内制造商利润增加、境外制造商利润减少,而关税增加对零售商利润影响与消费者价格敏感系数有关：只有当消费者价格敏感系数较大时,本国关税上调才会使得国内零售商利润增加;随着境外产品B国际运输成本的增加,产品A、B批发价格会减少,而产品A、B零售价格都会增加,供应链中各成员利润都会减少。     

不同CSR分担模式下的闭环供应链销售努力与定价决策

本文研究考虑企业社会责任(CSR)闭环供应链的定价及销售努力问题,在制造商、零售商以及二者联合承担CSR三种模式下,分析了CSR行为对闭环供应链销售努力及定价策略的影响。研究表明,无论在何种CSR分担模式下,成员企业的CSR行为不仅有利于降低产品价格,提高零售商的销售努力水平、产品销量及废旧产品回收效果,还有效的增加了制造商的社会福利、第三方及系统的总利润。当制造商或零售商单独承担CSR时,第三方及闭环供应链整体的利润均相等且大于二者联合承担CSR时。当制造商和零售商联合承担CSR时,二者的社会福利均大于其单独承担CSR时,且主导零售商的社会福利较之制造商更大。     

数据优势会使平台企业提高定价吗？——模型推导与理论分析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平台企业的重要生产要素。本文分析了垄断环境与差异化竞争环境下,数据对平台企业定价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垄断环境下,数据会降低平台企业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差异化竞争环境下,数据的丰富使市场中的平台企业可以自发地形成两种定价方式：对于为主流领域提供产品或服务的企业而言,数据会使其提高价格获取利润,而对于面临长尾需求的企业而言,数据会使其降低价格,采取"薄利多销"的手段获取利润。同时,本文也提出了对数据优势作用的进一步思考——数据有助于完全价格歧视的实现与产生新价格歧视场景;数据有助于企业识别自身特征,进一步使平台市场自发形成"主流层次"与"长尾层次"两个层次;数据有弱化市场势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