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选择——对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反思

知识产权制度表面上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某种契合性.但实质上,知识产权以私权垄断为创新激励的制度设计理念,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标存在深层次的矛盾和冲突.单纯采用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还很有可能造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标(保护文化多样性)背道而驰的逆向选择现象.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能依靠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而应该在完善国家供给与国家补贴制度方面进行制度创新,并在国际范围内构建“使用他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偿制度”.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

文章在分析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基础上,肯定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取得的一些成绩,详细剖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非物质遗产被不正当商品化、非物质文化载体被忽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管理欠缺、传承出现断脉、民众意识薄弱、保护教育匮乏等,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要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态、保护物质载体、健全保护信息系统、保护传承人及文化空间、提高民众保护意识、开展保护教育及进行旅游开发等一些策略,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法保护

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尚缺乏体系化的立法和精细的制度设计,2011年出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仅侧重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公法保护;现代知识产权法中对权利主体、内容和保护期的要求以及来自“公共领域”理论的限制,压缩了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知识产权进行立法的空间;超越传统的知识产权法理论和权利框架,创新性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权进行知识产权立法,将加速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进程。     

知识产权视角下女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完善路径

女书是湖南省永州市发现的世界上唯一存在的女性文字.它不单单为江永地带乃至湖湘文化增添了一抹色彩,也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舞台上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对于研究语言学、考古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多个学科都拥有重要的价值.然而,商业时代的到来,女书传人的离世,都使女书的传承与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以女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为关注点,在剖析女书知识产权保护现状的基础上,借鉴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有益方式,提出适合女书发展现状并能促进女书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记忆的展示、保护与实践

21世纪初至今的十余年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重要的学术名词。它的出现为民俗学等学科提供了新的学术平台,同时也影响并重构了各民族各地域文化传统与文化记忆。在国家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地方政府、学者、民众形成了三股力量,地方政府通过文化展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政治经济资源,重构地域文化记忆;学者积极参与并推动非遗保护,他们重视地域文化传统的内在逻辑,追求文化记忆保护的完整性与文化本真性,另外由于理论知识体系与地方知识系统不对接,会将一些地方文化经验屏蔽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系统之外;民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载者与实践者,他们因为文化身份与文化角色不同,可以分为传承人与普通民众,传承人是地方文化记忆传承的灵魂人物,他们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改变了文化身份,对地域文化建设会有一定影响,但地方知识话语很难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体系,普通民众而言,则在文化我者/他者之间变换不定。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特殊性,希望在今后的理论与实践反思中,观照到不同力量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与价值,从而为世界提供"中国经验"。     

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之殇:"汤瓶八诊"系列案评析

"汤瓶八诊"系列案反映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知识产权制度在理论与现实上存在着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是由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法制不健全和不完善而导致的,它主要体现在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在处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知识产权问题时存在观点、思路差异."汤瓶八诊"系列案亦反映出我国亟须明确和厘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否拥有私权利、知识产权制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角色等问题.通过修改《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等有关知识产权条款,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拥有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私权利及其他权利类型,改良知识产权权利及创新知识产权制度,将在某种程度上缓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知识产权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机制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迥异于知识产权的特征,能否构建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学界有不同的观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下位概念能否纳入知识产权法律保护范畴,也存在同样的争议。从相关国际公约和我国国内法的有关规定来看,利用知识产权保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可行性,但可行性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知识产权的差异性,而是应该明确利用知识产权法律机制保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合理的法律保护体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相关问题研究

通过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并结合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实践,分析了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一些问题。在深入研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知识产权具体制度和理论,并借鉴国外已有的相关经验后认为,应采取建立统一的保护组织、摸清遗产家底、确定保护重点、加强保护单位和传承人队伍的建设、在基层建立起保护机制、分类指导保护工作等工作措施,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就保护模式而言,应采用知识产权综合保护模式,适时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法规或者指导意见,以建立和完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媒舆论引导

针对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重申报轻保护、开发性破坏等问题,传媒应承担起促进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责任,通过舆论引导来提高全体民众传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自觉。文章同时提出了传媒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中加强舆论引导的具体措施。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标权保护模式与著作权保护模式之比较——兼论我国商标法修改的相关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日益受到重视,是国家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内容.以著作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可采用商标权保护模式,促进文化资源向经济效益的转换,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保护.商标法应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其保护范围,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作为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申请注册.     

后非遗时代民族医药跨界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对民族医药的保护体现着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制度逻辑,但在后非遗时代,如何提升民族医药可持续发展能力,并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成为需要研究的问题,对民族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制度逻辑、内在要求与保护目标进行分析与理论总结。研究认为,非物质形态的民族医药文化表现形式是知识财产,从法律属性中受知识产权制度调整,但现有法律在民族医药文化与民族医药文化表现形式的权利归属、权利内容以及在民族医药的非遗保护等方面均存在司法保护不足的问题;为提升民族医药文化财产的传承与发展的质量,以及参与市场的竞争力,民族医药需要从“文化遗产”单一结构向“文化遗产、文化产品和服务、知识产权”三位一体的财产结构转变,并形成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贸易等多种创新发展方式,利用新载体与新传播方式进行跨界发展,积极开发文化衍生产品和服务,推动民族医药文化表现形式资源与其他资源跨界整合集聚,用跨界发展实现财产结构转变;后非遗时代对民族医药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的重心应该由“保存、保护”向“知识产权促进”转移,提升民族医药自主知识产权的研究和运用能力,适时制定地方性民族医药单行条例,打造和保护民族医药品牌,推动民族医药知识产权贸易与融资。     

论知识产权框架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智力活动的产物,本质是信息,是知识产权的客体.利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正当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知识产权制度有专利权保护、著作权保护、商业秘密保护、商标权保护、专门知识产权保护等模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极其广泛,对它的保护依赖于以整个知识产权制度为基础的综合手段.     

小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与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民族一代代人的文化记忆,是世界上各民族特有的文化形态和个性。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社会生活现代化的大潮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迅速变异或消亡。非物质文化环境是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根基,要制定积极稳妥、切实可行的保护与经营政策,保护和经营好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非遗”视角看彝族毕摩文化的法律保护机制

毕摩文化是彝族民众创造的彝族本体核心文化,它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项特征,符合相关认定标准,应当将其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并构建合理的法律保护机制。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私权保护模式的质疑

国内外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以公权力适度干预,帮助改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另一类则是设立私权加以保护,比如以知识产权或者特别权利的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支配权赋予特定的民事主体。比较两种保护模式可以发现,私权保护模式不仅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弘扬和发展,而且与我国的长期利益相悖。同时,将作为私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内容仅仅限定为一种人格权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战略探析

福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的省份。保护、发展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福建省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知识产权的契合性,推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战略很有必要,这也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战略应从保护战略、应用战略、创新战略和人才战略四个方面推进。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的特点及立法建议

已经进入第6稿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吸收了国内外相关法律法规的宝贵经验,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兼顾保护相关物质文化遗产;确立了文化部门的行政主管部门地位;以分级保护管理为原则;实行以行政保护为主、以民事保护为辅的保护措施。但是,《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在命名上有不妥之处,相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规定也不够具体、明确且欠缺可操作性。     

浅析皖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现状及对策——以泗州戏为例

皖北地区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高度重视保护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由于地方文化产业发展过度依赖传统文化资源,缺乏新兴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整体规划不到位等原因,导致皖北地区保护与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上存在很多问题,例如民间文化接班人青黄不接,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识不够等,都必须及时采取措施解决。本文将针对皖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现状进行探讨,同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为皖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若干意见。     

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法保护的障碍:原因及对策

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时代,知识产权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障碍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基于哲学家波兰尼对编码知识与意会知识的分类方法,可以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即其属性与知识产权法预设保护的对象属性的不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私法保护障碍的深层次原因,印证了调整对象决定调整方法的法理。进而,从实证角度分析了知识产权制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度中相同的“保护”称谓不同的现实含义,并从不同保护模式与对象不兼容度的角度,讨论了现有以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尝试的局限及改进。     

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生态环境保护研究

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和发展具有独特的文化生态环境,现今却面临着诸多困境,草原自然生态环境恶化、现代化冲击科尔沁传统文化、部分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消亡。保护文化生态环境是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基础。建立科尔沁文化生态保护区,确立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普及机制,将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形化,科学利用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完善立法,旨在保护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