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学怎样“入史”

少数民族文学早已进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现在的问题只是怎样＂入史＂。怎样入史？一是要做好少数民族文学的翻译工作,扩大其在全国的影响;二是要坚持文学的国家水平标准,准确地反映各民族文学的创作成就;三是要采取融入的方针,从不同民族文学的交流和融合的高度来把握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特色;四是可以撰写单独的少数民族文学史,或者是单一少数民族的文学史,在高校开设少数民族文学专题课。真正的民族平等是基于民族自信的平等,处理少数民族文学入史的问题,也应提倡这样的态度。     

民族文学入史与“新国学”建构

在＂新国学＂视域中审视民族文学入史问题,民族文学入史也是个＂新国学＂建构的重要学术命题,但迄今在某些关键环节包括相关的学术实践仍存在着较多问题,其中,＂民族文学＂概念问题、全国性文学史忽视民族文学问题及＂新国学＂建构与民族文学教育问题格外值得我们关注,本文在对以上三个问题进行具有针对性讨论的基础上,从对策性思考角度提出了建议。     

方法·成绩·意义——“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研究概观

自2005年以来,＂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研究逐渐成为一种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新型学术思潮。＂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研究以知识考古学和文学社会学作为研究方法,强调文学＂周边＂语境对文学的控制,历史化地、＂有距离地＂研究1980年代的种种文学问题。这一学术思潮重新清理了1980年代的重要文学事件以及相关文学史叙述,重读1980年代的重要文本,使得那些曾经是不证自明的观念呈现出一种＂陌生化＂的新面貌。＂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研究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带来了一场重大变革,它必将催生出一种全新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作为含义和意味存在的文学意义

与把文学视为一种活动的看法相适应,我们把文学意义看作是文本含义和作品意味的统一。含义与文本相关,是文本的一种内在属性;而意味则是与作者、读者、世界和其他文本等因素相关联,是一种关系存在。含义是静态的,是意味的潜在形式。意味是动态的,是含义的外在表现形式,是意义的实现。含义转化为意味或者说意义的实现有赖于读者的出现：     

论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任何翻译,其本质都是把一种语言中表达出来的信息传递到另一种语言中去。而作为读者接触外国文学的主要媒介的文学翻译与其他翻译有一个根本区别——它所使用的语言是一种艺术语言,必须能够让读者在阅读译文时产生与原作同样的艺术效果。因此,文学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换,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文章主要通过分析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及其译者创造性叛逆的表现形式,进一步论证创造性的文学翻译对跨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     

客体能动性与文学文本

"文学文本"是文学实践活动的对象,体现着一种主客体关系状态.文学文本分析的实质就是着重强调文学文本客体的能动性,但是文学文本分析不是一种纯粹的客体或语言分析,它并未与主体或文学文本外的客观世界隔绝.     

全球化语境中“宗教文学”的抵抗性及其意义（笔谈）

全球化在促进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同时,可能对民族文学多元文化属性的固守及其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宗教文学自身所具有的抵抗性特质就具有了重要的文化价值.宗教文学在对民族精神与人类存在意义及其远景的终极思考中蕴含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根性,它在民族文学保持民族文化品格、增强自身文化免疫力以及民族文学的主体性建构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代宗教文学的文学史意义由此具有了重新评估的可能.     

论读者接受的趋真心理对文学真实的建构作用

读者在文学活动中阅读文本 ,文本语言的逼真效果使读者在心理上将语言事实趋向于现实事实 ,为语言魅力所诱导产生思想观念的认同、情感的共鸣及价值意义的生长 ,从而实现心灵真实。读者接受文本萌发的趋真心理对文学真实的实现起着重要的建构作用     

民族文学中的"伪民俗"书写

"伪民俗"是一种民俗的虚构与发明,在民俗世界中并不罕见.在文本中,作家摹拟民俗也是民俗与文学常见的互动关系之一,其产品是"伪民俗"书写,尤其在民族文学文本中常常出现."伪民俗"形成了文本的"景观化",参与建构了文本的文学效果."伪民俗"书写出现在文本的各个层面,构成了文本的"场面""段落",形成了"情节"和"母题",形成了广阔的阐释空间.它还标识了作家的文化身份和民族的文化语境,并产生了突破文本之外的动力,甚至成了生活世界的"涵化"力量.民族文学文本中的"伪民俗"书写是一种"系统的文化干预",其展示过程接近"社会戏剧"和"表演",具有"误传"和"神秘化"的文化策略,同时通过文学"前台"拉开了与"后台"的距离,提供了某种意义上民俗的"文学真实",也对民俗本身起到了唤醒和激活的作用,我们应该更为立体多元地看待这一问题.     

论文革地下文学的价值

＂文革＂期间,浓重极＂左＂色彩的地上文学沦为了政治权利的工具,作品造假、夸大、溜须拍马的踪迹甚多,很多几乎没有艺术阅读价值。而与其相对立的地下文学,具有＂情绪和心声的真实吐露＂、＂人性与艺术的觉醒＂和＂打破政治禁忌＂的价值,在中国文学史上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韵味。     

作为"要素"的文学与作为"活动"的文学

以文学活动中的某一要素来概括文学本质的反映论、作者中心论以及作品中心论等各有自己的理论缺憾,它们都把文学作为静止的、物态化的事物来看待。但文学的本质是一种活动,文学意义也是在文本与文本、作者与读者、文本与读者、文本与其生存其间的文化语境以及文本的上下文之间的不断对话中生成的。离开“活动”这一基本界定,文学的意义将无从产生。     

文学翻译之我见

文学翻译的意义在于文化和艺术的传播,因此文学翻译在进行语言转换的同时,应注重语言所反映的文化和艺术内涵.文学翻译者在熟练驾驭两国文字的同时,必须具有双文化乃至多文化的知识,特别是对两种语言的民族心理意识、文化形成过程、历史习俗传统、宗教文化等有深厚的了解,才能掌握好再创造这个灵魂,把文学翻译变成翻译文学.     

文学的人类学与人类学的文学涵义辨析

文学的人类学与人类学的文学是两个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概念.文学的人类学主词是人类学,是一种借助于文学的语言和形式来实现思想表述的人类学文本.而人类学的文学的主词却是文学,即借助人类学的方法、手段来写作文学文本,或从人类学的角度解读文学文本.它们之间是有着明显分别的,但如果不加仔细辨析,也很不容易区别.     

中国语种文学关系及其研究意义

所谓语种文学，就是使用某种语言和文字所表现出来的文学形态。为便于探讨，我们把用汉语和汉字所表现出来的文学称为汉语种文学，而用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字所表现出来的文学称为少数民族语种文学。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表现出了多层次性。从语种文学出发探讨各民族文学关系，有助于开拓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有助于全面认识历史与现实的各民族文学关系。     

从文学寻根到知识考古——论N级编码的文学史意义

N级编码理论将知识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视野引入文学批评,不仅文学史获得了一个更宏大的背景,文学文本也成为潜意识与意识、历史与当下、神话与现实的交叉点,从而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阐释空间.N级编码是对文学史乃至文化史的一种新的解读视角,相对于以往启蒙立场上的寻根指向,打破了以往二元划分的条块和界限,从而勾勒出一幅更为完整的人类精神图景.经由这种视角,我们得以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之中审视文学乃至文化符号,这也正是文学人类学的最终目标所在.     

“改造民族灵魂”能够统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总主题吗？——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再思考

黄子平等人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这一新的文学史概念及其背后的文学史观念在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在当下新的语境中,对这一概念有重新检视的必要。作为统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总主题的＂改造民族灵魂＂并不能敉平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之间的政治、社会、文化断层,而传统文学史分期至今仍有其自身的合理性。     

“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及民国旧体文学研究现状

一部客观完整的＂民国文学史＂既需要关注＂新文学＂,也需要关注＂旧文学＂,对近年来＂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过程进行梳理,对民国时期作为古代文学延续的旧体文学如诗词、戏剧、小说等的研究现状和前景进行分析,都将有利于我国文学研究的全面深入开展和繁荣。     

文学人类学方法与古汉语研究

古代汉语是研究古代汉民族语言发展及变化的课程,作为一门古老的课程,它肩负着传承传统文化知识的重任。文学人类学发端于西方,近几十年在国内以星火燎原之势迅猛发展,其学科整合的方法论值得其他学科借鉴。古代汉语与文学人类学实现学科交叉,不但可以更新研究方法、转变思维方式、增加多重视野,还可以实现文史哲知识的融会贯通,使古汉语知识探究从平面向纵深延伸,从文字文本向文化文本靠近,从而更加立体化,生动化。     

文学之“轮”与语言之“辕”——被现代文学史叙述所遮蔽的语言之维

现代文学的发展以形成民族共同语为鹄的,而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又以便于建立民族国家为最终的旨归。＂国家＂与＂语言＂的这种隐性关系,决定了现代文学史的＂文学＂与＂语言＂的关系,不是＂文学＂的发展带出＂语言＂问题的讨论,也不是＂语言＂论争和运动配合着＂文学＂的发展,作为文学史发展的零部件而随其运转。恰恰相反,语言是＂辕＂,文学是＂轮＂,驾辕的＂语言＂决定着＂文学＂之轮的方向和快慢,而国家意识形态则是挥鞭人,统率着驾辕的马。     

接受美学与文学翻译之“度”的把握

接收美学属于文艺理论的范畴,它揭示了文学翻译的审美本质和最终目的。本文以接受美学理论为指导,对如何正确把握好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行为及其限度问题进行探讨。文学翻译是接受美学视角下的＂度＂的艺术;作为特殊的读者,译者能否像普通读者那样去确定原语文本的具体意义,取决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能否对文学作品进行有＂度＂的、合理的创造性叛逆。如何运用接受美学理论去把握好＂度＂的艺术,是每一位文学翻译工作者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