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茅盾传统文化渊源与文化性格之异同

本文从马克思关于人们只能在“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自己的历史”这一基本文化哲学观点出发，从文化模塑论的视角，考察了鲁迅与茅盾传统文化渊源和文化性格的同中之异：一、在“刚健有为”这一传统文化总体精神的承传方面，鲁倾向于“独立不惧”，茅则倾向于“健止、大正”，在“厚德载物”的自律原则方面，鲁持“个体—群体—国家”思维方式，茅则反是；二、在传统人文主义的承传方面，鲁持“人本”观，表现为强烈的生命哲学意识，茅则关注社会的“人”，持“民本”观；三、在吴越文化影响方面，鲁性近“山”，多承越文化阳刚一面，茅性近“水”，多承吴文化阴柔一面，并由此而显示迥异的审美取向和美学风格。     

《越谚》声母古音考

《越谚·音义篇序》曰:“盖以人声之发根于天地之元音,土著不同,言语自异。帮滂莫辨,晓厘不分,风土使然也。吾越南山北海,东西界江,边塘中潴,(钅监)湖沃野,言既音殊,义由音出。有土音之操,深合乎字母者;有事义之取,散见字书者。不辨厥音,莫知越谚之异;不载厥义,莫达越谚之门。”《越谚》作者范寅的这番话,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由于地域的不同,各地的语音是有差异的。越地的语言不同于他地,主要是语音有别于别处。越语虽为方言俚语,但其音亦有“深合乎字母“者”,其义则有“散见字书者”,绝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故要真正了解《越谚》作为越方言中特别有特点的民间谚语的字     

《越谚》词语的结构、注音与释义

《越谚》是晚清绍兴学者范寅编辑的方言研究方面的著作,全书析为语言、名物和音义三卷,辑录了越地方言的词语、谚语、俚语、歌谣等,是我们了解当时越方言、越文化弥足珍贵的语料。该文从词汇的角度探讨《越谚》的词语结构、注音与释义。     

《〈越谚〉点注》商榷

《〈越谚〉点注》是《越谚》第一部整理本,它的出版,为人们阅读、利用和研究《越谚》提供了很大便利。由于《越谚》有些文字、语汇艰涩难懂,整理工作颇为不易,点注本也存在着不少缺憾。文章从"注""点""校"三个方面提出商榷,希望对《越谚》以及吴方言研究有所裨益。     

鲁迅意识深处的越文化“场”

鲁迅在绍兴生活了他一生的三分之一,不管他是否意识到,在他的意识深处,始终存在着一个越文化“场”。这表现在在鲁迅各种形式的作品中,不时浮现出一种“故乡情结”;鲁迅的精神气质,可用“硬”和“韧”二字概括,而这正是越文化的传统;在鲁迅的思维方式上,也显示了越文化“崇实”和强烈的批判意识的思维特征。     

论外语教学中的“语言意识”和“文化意识”培养

在外语教学中要逐步提高培养“语言意识”和“文化意识”，“语言意识”和“文化意识”在外语教学和学习中起著很重要的作用。本文从英语语言文化教学对加强语言意识和文化意识的要求入手，讨论了语言意识的内涵和文化意识的跨文化交际及培养途径。     

诗与歌、谣、谚、语

诗学批评界一向将诗与歌、谣、谚、语笼而统之为诗 ,实为不妥。诗与歌、谣、谚、语在人类文化发展中同源异流 ,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它们产生的原因不同 ,现实的目的不同 ,发展的道路也不同。理清诗与歌、谣、谚、的性质和它们的关联 ,会有助于对中国诗歌发展及诗学批评纲领“诗言志”的理解。     

论孔子的编辑意识

作为编辑家的孔子，具有他的编辑意识。本文认为：孔子的编辑生涯应分为中年时代和晚年时代两个阶段；孔子的编辑意识可分为“文化积累意识”“文化传播意识”和“文化导向意识”三种类型。孔子中年时代编辑意识的主流是“文化积累意识”和“文化传播意识”，晚年时代编辑意识的主流是“文化导向意识”。孔子编辑《诗》《乐》的编辑意识的主流是“文化积累意识”；编辑《书》《礼》的编辑意识的主流是“文化传播意识”：编辑《易》《春秋》的编辑意识的主流是“文化导向意识”。     

扬州民间俗语浅考

俗语,古时称谚。《礼记》记述:“谚,俗语也。”《汉书·五行志》记述:“谚,俗之善谣也。”《说文解字》记述:“谚,俗所传言也。”谚,古代就是广泛流传的俗语。探讨一下扬州民间流传的俗语,这对研究俗文学和扬州乡土风情是有所裨益的。据笔者所阅资料,扬州地方俗语主要来自以下四个方面,兹略举例证明。     

试论“风土谚”的性质——代《中华风土谚大典》的序言

欧州人有句俗话:“没有中国的花卉便不成花园”,欧洲人最为惊叹的是开遍我们原野上的山杜鹃品类的繁多。我们乡土文化中的风土谚,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百花园中的“山杜鹃”。     

论战国时期吴越地区的越文化与楚文化

“吴文化”和“越文化”是指吴人和越人的生活方式及其所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春秋末年吴国灭亡以后吴地的吴文化就被越文化取代了,战国中期越国被楚国灭亡以后吴越地区的越文化又被楚文化覆盖了,所以在战国时期我们在吴越地区只能见到越文化和楚文化的遗存了。通过对战国时期吴越地区越文化和楚文化的研究可以看到一个地区的文化是怎样随着人群的流动而变迁的,因此用一个固定的词例如“吴文化”或“越文化”来称呼这个地区前后更替变化的文化是不合适的。     

阿Q及其恋爱悲剧解读

《阿Q正传》是世界文学史上一篇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通过对小说主人公阿Q性格特征的阐释，认为阿Q是中国禁欲主义文化模塑出来的典型，一方面，他奉行禁欲主义，扮演着禁欲主义文化的卫道者；另一方面，他的潜意识里又涌动着情欲。进而指出他的人生哲学和行为表明了一个精力充沛的青年在封建伦理道德的“灵”与人性本能的“肉”、超我与本我的激烈冲突中，性本能被严重压抑并发生畸变。     

日语“虫谚”及其文化特性探讨

日本谚语形式多样、内容包罗万象,是日本语言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日语中的"虫谚",根据其来源及意义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实体意义上昆虫的"虫谚";一类是想象中的"虫"的"虫谚"。日语"虫谚"反映了日本文化中关注和珍爱自然、企望与万物融洽相处、观察事物细致入微、喜爱精细化的民族特性。     

散文作家的文化意识

散文，民族文化之骄子。艾煌随着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文化热”的持续升温，我国当代散文作家的文化意识得以普遍强化。这种强化的鲜明标志，就是在整个华夏大地铺展的文化座标上的重峦叠嶂中，凸现出巴金的《随想录》和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两座高峰。《随想录》是作家“大梦初醒”后，用“今天的”目光、文化人格和真话建立起的那场“革”文化之“命”运动的“博物馆”；《文化苦旅》被人称为“文化散文”，其实称什么散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家将强烈的文化意识注入作品，借山水风物、人情世事，浑饨地融汇了人、历史与自然，抒写自己对各…     

闽粤赣交界地区原住民族的再研究

具有越人遗俗的“山都”是闽粤赣交界地区古代越人的后裔，与西汉初南海王织领地的越人一脉相承，是该区的原住民族。畲族与“山都”的文化习俗大别，不可能与“山都”同为本土越人的后裔，不是原住民族而是迁入民族。     

论中国古代诗文对巴金散文的影响

本文从忧患意识、反封建意识、忏悔意识和艺术表现的功利意识四个方面，论析中国古代诗文中的“民族精神”对巴金及其散文的影响，进而探讨这种影响的原委，认为巴金散文创作虽然受到西方文化的很大影响，但其根本性的影响却是“中国社会生活”和“民族精神”——“其中重要的就是现实生活、‘种族遗传、地域水土、风俗民情、宗教习惯’等和历代文化典籍及其代表人物”。     

从耻感文化视角分析日本社会秩序现象

现代日本社会民众在日常生活以及应对突发自然灾害的过程中，表现出非常有秩序的现象。日本社会的良好秩序现象和日本社会长期以来深受“耻感文化”的影响、“耻感文化”在民众意识深处扎根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耻感文化”在日本社会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耻”作为一种不知不觉的潜意识蕴藏于日本人的道德体系之中，制约着各种行为，贯穿于日常生活的全部。日本的“耻感文化”是中国儒家文化中解析出的一个文化元素，但又不同于中国社会的耻文化。日本“耻感文化”社会的形成是通过吸收外来文化并逐渐与本土的制度规范等相适应，外力作用导致了本土文化习俗与传统的突变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入、日本人的共同体意识、等级意识、各种宗教对日本人的影响等是日本“耻感文化”社会形成的主要原因。“耻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对日本社会影响巨大。     

论浙东乡土作家的文化意识和特点

作为一个作家群体，二十年代浙东乡土作家的文化意识的形成有其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他们都先后受过“五四”新文化的洗礼，受过外来的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和进化论的影响，并最终都以信奉马克思主义为归宿。在文学上，他们则呈现了一种开放的多维取向。在主要信奉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的同时，也不排斥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而他们作品所表现的浙东人顽强抗争的思想则承传了浙东先贤刚强气节、爱国为怀的品德及越文化反传统的批判精神。他们文化意识的特点是激进性、多元复合性和相对的浮浅性。     

略谈谚语在古诗中的应用

谚语是千百年来劳动人民从自己的观察和切身体验中总结出来的一种中肯而生动的格言。它反映着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思想,往往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谚语,《广雅》解释为“传言也”。《说文段注》:“传言者,古语也。”陆德明又解作“俗语”。总之,凡经传所称之谚,无非是前代的故训。论“谚”,最早见于《礼记·大学》:“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可见“谚”这个字,很早就出现在我国古籍中,并且在古代就已进入诗文。例如《诗经·小雅·宾之初筵》:“侧弁之俄。”孔颖达疏:“醉不自知,     

探寻现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历史化”阐释学——论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新趋势

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在“新时代”的问题意识之下出现了新的研究动态，“历史化”成为学界倡导的口号。然而对于如何实践，却有不同理解和路径。从贺桂梅等一些学者的近期研究来看，当前形成了三个研究热点的成果及其方法论意识：对1940—1970年代社会主义文学和文化的再解读、对1980年代文学的新探索、对21世纪以来文化现象的新阐释。而这种研究贯穿始终的是新的“建立中国(文化与政治)主体性”的意识，伴随着这种主体性建构自觉的是“认知中国”的清醒努力。在方法论上，这种文学分析和文化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化”原则所要求的“反思性”和“总体性”为指导，来探寻新时代中国主体性建构的历史/政治阐释学实践，也是一场新一轮“重写文学史”的范式革新。为此所提出的“打开中国视野”“书写中国气派”的新思路、新论断，展现了新时代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努力。这种在自觉的新研究方法指导下的领域重构，反映了当下中国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新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