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利益”之界定

"公共利益"是当代各国宪法和法律中常见的概念,我国宪法第二十条和第二十二条修正案分别规定了:"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但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并没有对"公共利益"作出解释;理论界至今也没有完整而权威的界定,甚至在国际公法学界也找不到精准的诠释,造成实践中"公共利益"的滥用。通过综述各种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可以找出其中共性的结论,为描述我国宪法条文中的"公共利益"含义,以及限制其随意使用提供借鉴和佐证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征收征用之公共利益的界定--在现行宪法语境下的思考

征收征用是现代行政的重要手段,而公共利益又是行政征收征用制度的核心,但由于这一概念的内涵的不确定性,从而使之成为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绝佳理由。因此,公共利益在宪法层面上的明确界定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物权法》颁布与我国征收征用概念之重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的颁布为我们重新认识和界定征收征用的概念提供了契机，也提出了要求。借鉴域外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应将征收征用的客体界定为财产权，将公益限制纳入征收征用概念体系，应以时间和法律效果的不同来区别征收和征用，应将普通征用和人力调用也纳入征用的范围并予以补偿。整合后的公益征收征用是指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强制有偿取得或限制公民财产权以及临时使用公民财产和劳务的行政行为，包括公益征收、公益征用、公益限制三种类型。公益征收和公益征用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永久性取得公民财产权，后者是临时使用公民财产和劳务。公益限制是指国家对公民财产权的限制、管制超过必要限度造成损害而由国家承担补偿之责，既不同于征收，也有别于征用。     

我国土地征用的公共利益性及其体制的重塑探讨

本文从我国现行土地征用制度的现状与问题着手,对我国土地征用制度进行了相关制度评价。同时,对公共利益进行了一般解析,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各国(地区)的立法规定,对我国目前土地征用中的公共利益进行了界定并提出了对我国的农村土地征用制度进行相应改革和完善措施。     

浅析征地中“公共利益”的内涵与价值

土地征收征用中"公共利益"的界定一直是立法部门难以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公共利益的内涵和价值的法律分析,认为公共利益应该是一个区分绝对公共利益和相对公共利益,符合社会的公平观念,符合效率的价值要求,符合文化、道德、宗教等价值判断的综合利益。     

公共利益的界定及程序保障之设置——以规范我国征收征用制度为考察目的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是行政征收征用的前置要件，今年新出台的《物权法》也规定了我国的征收征用制度必须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然而，在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中，对“公共利益”并未做出明确的界定，这不仅容易造成地方政府对“公共利益需要”的滥用，而且还会损害相关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应当通过立法对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做大致界定，并通过正当程序的设置，进一步保障有关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得以实现，以规范行政征收征用行为。     

论征收与征用概念的界定

我国的征收和征用存在理论不能解释现实、制度之间不能协调统一的不足。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对完善我国征收和征用制度提供了宪法依据。宪法修正案第20条和第22条,在充分保障公民财产权的前提下,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过程中形成、发展,具有很强的宪政精神。但在学界征收与征用这两个概念的界定、使用非常混乱,需要以宪法修正案为依据加以澄清。     

论公共利益的法律保护——以法的价值理论为视角

随着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公共利益纳入其范畴以及因土地征用和城市房屋拆迁而引起的对“公共利益”事件的普遍关注,引发社会各界对公共利益进行法律界定的强烈诉求。因此,分析公共利益的本质及内涵的界定．揭示我国公共利益的立法现状与缺陷,并就公共利益的法律保护进行探讨,很有必要。     

城郊结合部征地中农民利益保护问题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城郊结合部征地中农民利益保护问题是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之一。没有必要在同一区域内区分"公共利益"与"非公共利益"征地补偿标准,中国C市"国际社区"的材料证实了不区分"公共利益"与"非公共利益"征地补偿标准的好处。明确土地征收和征用的内涵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推行"片区综合补偿价"是让农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分享土地发展权价值的关键。     

关于行政征用补偿问题的研究

本文通过对行政征用及行政征用补偿的原则、我国现行行政征用制度的现状等问题研究,进而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征用制度的若干建议:科学界定公共利益、制定公平的补偿标准和行政征用程序,并完善合理的事后补偿机制等。     

论"公共利益"与"公共使用"

行政征收条款中关于"公共利益"的判断是长期困扰学界和法律实务界的难题,对这一概念模糊的界定导致了许多行政征收行为的偏差.在我国现行众多包含"公共利益"的法律文本中,其立法意图上存在着明显对公权力的授权和对私权利的限制倾向,这种状态甚至达到了近乎被滥用的趋势.美英法律实践中对"公共利益"和"公共使用"差别含义作出的厘定,以及它们采用的"逐例"(case by case)原则下的"公共利益"评判标准,对我们准确把握"公共利益"有着十分有益的启发.     

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前置程序研究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特殊规定可能导致公民的滥诉,这需要设立前置程序加以限制。本文比较分析了国外关予环境公益诉讼中前置程序的法律规定,并对设置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前置程序提出具体建议。     

中美会计准则制定机制比较研究

中关会计准则制定机制存在很大的差异。准则制定的主体,美国是民间型的,而我国是政府型的;准则的目标,美国侧重于“公众利益”,而我国侧重于“政府利益”;准则的法律效力,美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靠职业界认可并自行规范,而我国则具有法律规范性质;准则制定程序,美国较为充分,而我国行政色彩过浓:准则制定方法,美国是“概念框架法”,而我国实际上是“偏好集合法”。通过比较研究,对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的改进提供启发性的思考。     

论环境公益诉讼的利益和权利基础

除了具有公共利益的均享性和普惠性外,环境公共利益还具有共同善和自然人独立享受的特征。环境公共利益是一种与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相并列的人之利益。环境公益诉讼旨在保障环境权利,预防和救济“对环境本身的损害”。环境公益诉讼不应包括基于人身权利或财产权利提起的环境侵权诉讼,也不应包括以动物为原告的动物权利诉讼。     

论高师公共教育学案例教学模式的应用

案例(源于英文"Case")指具体案例,其来自于现实第一手材料,真实、有环境、有情节,案例教学也即具体事例教学。案例教学对于学生掌握学科理论,增加课堂教学信息量,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作用大,效果好。案例教学模式已在国内外被广为推崇。公共教育学课程作为高师必修课,对其进行教学模式研究和改革意义重大。     

农业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实施经验和改进策略

农业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是"十一五"期间新增的国家科技计划,自实施以来,已迅速成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结了农业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的实施经验:在立项目标上突出公益性;在立项方式上择优委托;在项目实施上联合协作;在项目管理上健全制度、搭建管理平台等。分析了目前农业公益性专项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项目征集方式单一;承担单位科研管理部门的作用发挥不足;缺乏具体的绩效考评内容和程序等。进而提出了改进策略:广泛征集项目以确保项目来源更切合生产实际;调动承担单位科研管理部门主动性和积极性;科学设计考评内容和考评指标等。     

法哲学视野下“公共利益”概念之辨析

在当前中国社会,公共利益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一个被误传误用最多的概念之一。欲消除乱象,就需要从法哲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和界定什么是公共利益。关于公共利益,有不存在说和存在说两种对立的主张。在存在说中,又有私人利益总和说、国家利益说、社会利益说、目的价值说等多种学说。鉴于公共利益表现形态的千变万化,与其去界定一个抽象的概念,不如归纳出公共利益的若干特质更加重要。     

劳动公益诉讼：法理基础及原告资格的辩析

劳动公益诉讼作为公益诉讼的一种,具有公益诉讼的一般特性和特征.为了遵循以人为本,尊重和保护人权的理念和以权制权的制衡原理和法治原则,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我国应当建立劳动公益诉讼制度,授予工会组织和检察机关行使劳动公益诉讼起诉权;在用人单位违反劳动保护最低标准的领域中引入劳动公益诉讼.     

法学视角下公共服务民营化改革剖析问题现状及规制研究

法学视角下的公共服务民营化面临着公共服务民营化与传统公、私二分法理论的冲突;公共服务民营化是否同时受公法和私法调整;公共服务民营化中是否适用"法律优先"和"法律保留";公共服务民营化过程中是否存在"责任真空"等问题.中国的公共服务民营化改革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存在诸多问题,进一步改革面临重重障碍.应当理性认识公共服务民营化,构建规范公共服务民营化的法律体系,尤其是要防止出现"责任真空"的问题.     

公共决策中的利益冲突和信息披露

公共政策影响到各方面群体的利益,而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可以通过游说来影响公共政策。他们可以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提供相关的信息,也可以与政策的相关部门形成某种利益纽带。健全的公共决策机制需要同时激励信息披露和控制政策偏向,而合理的信息渠道安排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信息渠道的安排影响到相关的政策信息披露的效率。另外当信息联系的各方出现目标冲突时,会产生信息沟通的损失,一些常见的机制,比如授权、协调中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信息损失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