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公共安全治理的公民参与——基于社会资本的视域

公民参与社区公共安全治理体现了社会职能的自主特性,同时也为相应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合理性根据和合法性基础.从实际效果来讲,社会资本对于这种参与具有基础动力的作用,而当前的问题主要在于社会资本的存量不足以及分布不平衡等制约瓶颈.这种情况不仅可能造成“小群体”利益聚集的安全隐患,诱发新的不稳定因素,实际上也直接削弱了公民参与社区公共安全治理的积极性.因此,合理投资和有效使用社会资本,完善社会资本应该具有的公共精神、信任、规范.以及网络等正向职能,成为建构公民参与社区公共安全治理机制的重要途径.     

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困境与出路——以石狮便民服务体系为例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条件。公民作为治理主体中的一员,对社会的和谐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基层社会中,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是公民权利的一种表达和实现。但在参与的过程中存在公民自身参与水平不足以及来自政府行政环境的阻碍因素,为了提高公民参与的有效性,特以县级市中的石狮便民服务体系为例,分析体系中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现状、困境,最后提出相应的出路。     

试论公民社会培育中的公民主体建设

传统的中国社会始终持续着皇权无可替代、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力控制模式,这种模式无限地放大集权主义甚至个人独裁,而民众的权利长期被压制。但随着现代民主社会的发展,信息资源迅速扩展与共享,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主法治进程得到快速推进,社会上非权力因素的成长与公民民主意识的普遍增强,要求我国在传统控制模式中融入社会非权力因素的有效参与以及公民的社会事务自我管理,稳定地推动我国公民社会健康成长,为我国民主法治建设提供持续的推动力。而公民社会一切实践与发展最终取决于其中的主体——公民的意识、能力、行为等。     

社区治理中现代公民意识培育

社区治理是实现政府善治与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之一,是社区的未来发展方向。社区治理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发展,社区居民更多地参与到社区治理之中是其本质特征。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与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客观上促使国家对社会与经济的干预逐渐减少,由统治变为治理,通过公民社会来维持社会的和谐稳定。公民意识的觉醒是公民社会发展的动力,同时也是促使居民参与到社区治理中的助推剂。首先分析了社区治理中公民意识的觉醒,进而更深一层次的探析了社区治理中公民意识缺乏所引发的困境,最后阐明了社区治理中公民意识培育的紧迫性。     

转型社会的公共安全治理——从公民社会的维度分析

转型社会是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过渡期间所处的特定阶段。这个阶段的多元性特征使国家权威受到削弱,公民得以广泛参与政治。与此相对应的是脆弱的国家治理能力无力保证社会的公共安全,而尚不完善的公民社会在公共安全自治方面还缺乏足够的经验和力量。思考完善公民社会在公共安全方面的自治角色,不仅可以拓展公共安全治理研究的视角,还可以有效预防国家对人的安全的侵害,维护公民社会自身安全,实现社会的良好治理。我国公民社会在参与公共安全治理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也存在不足,必须加以改进。     

试论我国地方治理中的公民参与

全球化浪潮和新公共管理运动推动了地方治理模式的转型。从把握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现状着手,深入研究突出问题,分析其根源,寻找我国公民参与发展的特定规律,使其符合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注重从公民、政府、非政府组织、外部制度环境等各个层面入手,通过多种渠道逐步构建以符合中国国情的公民参与模式,从而形成以公民参与为中心,面向公民需求、积极回应外部环境变化、富有活力的新型社会管理模式。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人本化实践——以中国西部C市W社区为例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话语体系,其侧重于解决乡村社会中的公共生活参与、公共利益联结、公共秩序构建、公共意识凝聚等问题。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一种以村(社区)党委为核心,以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为平台,以村内公共生活的有效参与为途径的价值共同体,其主要表征是公共利益的紧密联结、多元主体的充分参与和公共意识的集体唤醒。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路径的“三部曲”可归结为：村民日常生活的深刻嵌入和良性联结、初级社会政策的有效教化和正向引导、公共生活参与制度化和共同体价值观凝聚。通过共同体成员“尽责-享有-认同”的日常生活道德实践,增强村民归属感、社区认同感和共同体意识,建立良序善治、以人为本、相互信任、利益联结、多元参与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     

政务新媒体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提供的机遇及挑战

政务新媒体的介入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机遇,节省了时间与空间成本,提供了公民合理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为政民沟通创造了便捷交流的平台,在一定程度上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更便捷的客观条件。但同时,政务新媒体在公民参与社会治理中也显露出诸多问题,如政务新媒体自身定位模糊、缺乏与公民之间的双向互动、内容供给存在不足。因此,必须在明确政务新媒体的定位基础上,提高政府回应力度,强化内容供给,实现社会治理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社会治理的创新

我国公民社会建设是随着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一系列改革而展开的。公民个人的自我发展和道德选择、民间组织、公民社会对国家的监督制约和抗争,构成了公民社会的主要内容和问题。适应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必须创新社会治理,建立健全包括政府、民间组织和公众参与的新的社会治理模式。     

虚拟社会是现实社会新的存在形式——以网络冲突事件为例

以网络冲突事件为例说明了虚拟社会中的事件是现实社会关系在网络平台上的延伸和展开。现实社会中社会地位的差异、中西文化的差异与矛盾和由此形成的不同社会特点的行为支配模式的冲突是网络社会冲突的现实来源,网络冲突的影响和解决也是要在现实社会中完成的。虚拟社会并非是独立于现实社会之外,而本质上是现实社会的一种新的存在形式。     

对构建国际流域治理体系的思考：以澜沧江-湄公河为例

由于“湄公河治理”是一个自主运作却又开放的组织集合,这种集合不仅仅是主权国、更是各类型组织组成的,因此它的治理直接面临着两个“根本性的难题”,即国际流域治理碎片化与各成员参与合作的约束与激励问题。因此如果单独采取科层制、市场机制或网络机制来协调澜沧江—湄公河治理中的矛盾都可能导致“囚徒困境”。根据西方各国经验并结合各流域国的国情,“澜沧江—湄公河治理”应着力于“整体性安排”,基本包括：完善合作的组织机构及机制、改善中国参与澜沧江—湄公河治理的方式、流域政府的政绩评价、流域生态补偿与政府间平权机制、多中心的混合制治理制度。     

论新型民事权利的立法转化——以土地发展权为例

对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生利益冲突,过分依赖例外规则会破坏法律的体系性并导致规则冲突与标准混乱,应通过立法生成新的法定权利予以调整。因我国征地补偿存在的制度瓶颈和理论不足,土地发展权被学者引入并在实践中以多种模式出现。土地发展权以土地开发转用的增益分配为核心,属民事权利中的物权,在我国现行土地制度下只适用于集体土地。依霍菲尔德权利理论,土地发展权的内容包括在土地规划范围内自由安排土地的用途和在土地开发转用时主张一定比例的增值利益等权益,以及不得改变规划用途使用土地等负担,土地发展权残缺部分由国家代表社会行使。新型民事权利的立法转化应全面具体,避免沦为解决个别问题的例外规定或填充法学理论的抽象概念。     

论农村工业化视域下的精英治理 ——以皖东七里村为例

农村社区处于转型期的特殊状况,给广大农村社区的经济精英们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平台.农村社区的经济精英依托自身的经济优势,掌握着农村社区众多的资源,在社区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这种优势成为其向政治精英过渡的筹码.集政治、经济特权与一身的农村精英们,为自身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资本,在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凭借这些社会资本,精英阶层介入农村社会事务的管理,并最终发展成为推进农村现代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文学女性从闺内到闺外——以山阴祁氏家族女性文学群体为例

山阴祁氏家族女性文学群体是明末清初比较著名的女性诗群,她们除了在家族内部进行唱和之外,还与家族外部的女性文人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形成了一定的社交性社团.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封建社会,她们的作品得以生存、彰显并流传,男性文人和以男性为主导的官方意识形态的推动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试论形象导向规划模式对地方旅游业的指导——以常州市为例

形象导向规划模式是一种重要的旅游规划与发展理论,对我国很多地方的旅游实践有较强的指导意义。根据常州市旅游业发展现状,拥有的资源特色以及所处的竞争环境,选择形象导向模式理论指导今后一定阶段旅游业的发展是科学而符合实际的。因而,该市今后应该强力塑造旅游整体形象,并围绕旅游资源整合及旅游形象的宣传来提升其知名度,通过整体形象的树立与传播来谋求旅游业的持久发展。     

雾霾治理与低碳城市建设研究--以江苏常州为例

雾霾天气对人体健康、农业生产、交通等产生一定的危害,应通过立法、优化产业结构、绿化等措施来治理雾霾。建设低碳城市是治理雾霾的最佳模式,也是城市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而文明驱动力、环境承载力等是建设低碳城市的驱动力。本文以常州市为例,分析其建设低碳城市的优势及存在的问题,采用情景分析法,重点从工业、交通、建筑三个方面研究未来的低碳发展目标,并提出了相应的低碳建设举措。     

社会治理重心下移视角下的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研究——以H市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为例

基层政府作为基层治理体系的主导者,是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到基层社会的重要组织载体。如何实现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与自身治理与服务能力的有机衔接是当前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面临的重要挑战。H市基层政府改革与创新实践经验表明,实现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与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有机衔接的核心是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统筹与协调功能,关键是推动管理下移改革基层政府行政体制,基础是推动资源下移夯实基层政府服务能力建设基础,目标是推动服务下移建设人民满意的基层服务型政府。     

新农村县域社区教育发展模式研究——以浙江省义乌市社区教育为例

新农村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反映新时期农村社会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社会全面进步为标志的社会状态。社区教育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充分利用各类教育资源,旨在提高全体社区居民整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促进社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的教育活动。新农村社区教育是在县域范围内,充分利用城乡各类教育资源,旨在提高县域内全体成员整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促进县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社区教育活动。文章从目标任务、功能定位、管理体制、办学形式和保障机制等方面阐述了新农村社区教育发展的运作机制和工作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