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参在唐“非边塞”诗人析论

通过考察唐代和唐以来与岑参及其诗相关的文献资料,论证岑参在唐“非边塞”诗人,而是在唐以后随着时代的推进,读者及研究者对岑诗认识的深化,才最终确立了岑参在中国文学史上“边塞”诗人的地位。     

论岑参的佛教情结

岑参的涉佛诗歌,充满浓厚的佛教意趣.岑氏家族的灾难以及岑参祖上与佛教的结缘,对岑参心向佛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求取功名、宏扬祖先伟业的抱负,使岑参一生奔波于仕途;世道多变,仕途坎坷,忧谗畏讥的心态和多愁善感的性格,又使岑参渴求皈依佛门,解脱世俗烦恼和精神痛苦.因此,岑参一生都处在禅心与尘惑的矛盾之中.     

论岑参诗歌创造奇象奇境的艺术

"实中求奇"和"想象出奇"是岑参创作边塞诗和山水诗的两种表现方法。他最擅长运用夸张、拟人与比喻。他的诗歌构思新巧,善写奇幻的梦魂。造语奇峻,起句尤奇丽警拔。多用因果句和名词语句,并与杜甫同时创造颜色字置于第一字的奇句,更奇妙的句式是使抽象词与具象词直接联结。他炼字以意胜,常把名词与形容词用作动词,其动词诗眼平字见奇,常字见险,使诗句的意象活灵活现。     

论陆游写景诗的人文色彩

山水景物是陆游诗歌的一大主题。陆游赏景时带着强烈的主观情志,每逢会心之处便诗兴勃发,故景无巨细、美丑,皆能入诗。陆游写景经常联想到与景物相关的人文活动,尤以绘画与诗歌为多。经过此种联想,自然景色便接受了人文精神的投射。陆游览景常会思及与之相关的古代人物,故写景诗中的江山风月无不打上人文历史的深刻烙印。此外,陆游的写景诗中也经常闪现今人的身影,景物与诗人自身及当时人们的喜怒哀乐密切相关,故多情思勃郁之佳作。总之,陆游的写景诗具有特别浓厚的人文色彩,这是陆游对古典诗史的一大贡献。     

岑参诗中的西域主将和僚佐

岑参两度赴西域公职,写下大量诗篇,他在诗中不仅交代了自己和府主高仙芝、封常清及继任的赵玼(泚)的关系,还多次写到了与自己共事的很多同僚,其涉及幕府人物之多、叙及交往细节之详,在亲历西域的诗人中是罕见的.     

唐代边塞乐舞诗综论

在唐代姹紫嫣红的诗坛中 ,边塞诗历来备受推崇 ,而边塞特有的地域文化形成的边塞乐舞诗更具有特殊的韵味和魅力。这与唐代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 ,无拘无束的自由精神和宽容博大的审美意识息息相关。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交河郡腾过人马与岑参诗关系考论

吐鲁番阿斯塔那五○六号墓出土的第三十五件文书为交河郡长行坊部分驿馆的马料帐,时间全部为天宝十三年,所涉及人物多为当时安西北庭及朝廷遣使的军政官员。这件文书为研究岑参在北庭的行年、岑参诗中的相关人物和岑参北庭诗中的重要事件,提供了一些可靠的新证据。     

试论后村的写景诗

后村的写景诗是一个不断渐进的过程,首先是接受王维、姚贾和四灵的过程;其次是接受韩愈、孟郊等人的过程;最后是一个熔铸议论,超越写景的过程。后村写景诗的特点首先是直书所见,绝无“滑溜机械”的缺点;其次,后村出游时对古人的碑帖和题诗尤为感兴趣,总是一目十行地诵读或者长时间地把玩。因此,后村的山水诗充满了浓郁的文化色彩。     

论岑参诗歌的文化性格与艺术风貌

岑界参诗歌，在浓郁的异域情调与夸张色彩中，真实的生活内容与自然景貌或如实反映；或变形展现，在创作主体的敏锐感受中显出神奇的艺术表现力。透过艺术表现能力与技巧的层次。岑参诗歌进而显示出处于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交汇点与结合部的深层的文化意蕴。诗人生性好奇，又长期活动于西域极境的边塞地区，正因这种性格气质与边塞经历，决定了其诗歌的基本个性特征。     

论学人之诗

"学人之诗"有两重意义,本意是指学人所创作的诗歌,派生意是指不是学人所作但具有学人之诗风格和特征的诗歌.学人之诗体现出学术意识和学术精神,在诗歌创作中引进了学术研究的方法,常以专门之学人诗,具有质实沉厚的风格.由于人们在实际使用中的随意或"各取所需",使得"学人之诗"这一概念容易产生歧义和误解.学人之诗同诗人之诗的审美特征有较大的不同,诗人之诗多体现出艺术之美,学人之诗多体现出学理之美.囿于成见和偏见,学界对学人之诗的研究出现不应有的缺位.     

岑参西部风情诗刍议

岑参的西部诗歌真实地再现了祖国西部奇丽的风光、淳朴的人情,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激情。本文在对岑参西部风情诗分析、探讨的基础上,拟对岑参及以岑参为代表的唐代边塞诗人做更深入的了解。     

论中法战争中的岑毓英

作为朝廷命官,云贵总督岑毓英在中法战争中并不完全认同清廷关于完全驱逐法国侵略势力出越南、帮助越南复国的战略目标,而是从实际出发,采取的是切实可行之策.以往学界认为岑毓英在中法战争中的所为系妥协退让,征诸于事实,这有失公允.     

论我国山水文化与山水精神

本文从透析我国独特山水审美观入手,详尽阐述了我国山水文化的主要表现内容、特征及其所蕴涵的深邃精神,极大地丰富我国思想文化宝库,对于进一步研究我国山水文化及其思想精神将产生极重要的启迪意义。     

以诗译诗 形神兼备

诗歌翻译是难度最高的翻译,关键问题在于译文能在多大程度上再现原诗的形式和神韵。要再现诗歌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要再现诗歌的音韵之美,诗歌的译者必须具备诗人的素质。     

元结湘南诗文论略

中唐时期的元结两任湖南道州刺史,治绩卓著,为奏课全治第一。期间写下的(《舂陵行》)、《贼退示官吏》等诗文反映出浓厚的民本倾向,对继起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以重要的影响。元结雅爱湘南山石名胜,为右溪、朝阳岩、浯溪命名,并作铭刻石。始为世所重。故本文首叙元结湘南诗文原始,溯其源流,拟从一侧面提供元结湘南诗文研究的基础平台。     

诗歌辨体论

一部中国诗史,被以朝断代并冠以诗词曲等不同的别名,同时又加以正变、雅俗的辨正,于是诗歌每有新变必先遭冷落,而一旦为文人所受容则又落窠臼。其中有对声律的误解和无限夸大,有对文人雅趣的过分追求,有对大众审美的极度蔑视。这不仅表现在创作理论的滞后,更可怕的是对那些难得一见的前瞻理论的漠视与误读,如曹丕的“贵远贱近”论,钟荣与皎然的“声律”论,刘勰的“通变”论,王国维的“文学代胜”论等,严重阻碍了诗歌创作的发展。于是它使诗歌不断在雅俗之间摇摆,引起后人对“复雅尊体”、“当行本色”及诗必盛唐、词必两宋的不断反思,同时也催生了“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革命。一部中国诗史就是在这种音乐文化和世俗文化的共同推动下,流而不断、变而不变、自下而上不断进行着的革命中写就。     

论王小妮的诗歌

“我看见……”是王小妮诗歌的最常用句式,也是理解王小妮诗歌的一把钥匙。从三个方面考察了王小妮的诗歌:主体“我”(即诗人)的个性特征和与万物齐一的精神境界;诗歌文本所呈现的艺术世界,其核心是对诗人所理解的生命本质的呈现,即诗人之所“见”;主体认识和感悟世界的“看”的直观方式以及“处低”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