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范畴——兼与邹永图等同志再商榷

政法制度、设施是属于社会意识范畴,还是属于社会存在范畴?这个问题历来存在不同的看法。过去的一些哲学教材,往往把它划入社会意识的范畴。现在有的同志又把它们划入社会存在的范畴。邹永图同志就是持这种看法的。(《对“社会存在”范畴的一些理解》,《学术研究》1980年第5期;《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范畴初探》,《哲学研究》1981年第10期,以下简称《初探》;《对“社会存在”范畴的再理解》,《学术研究》1981年第5期,以下简称《再理解》)但我不赞成把政法制度看成社会存在,仍觉得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我认为,要弄清这个问题,需要解决好以下三个关系:     

从普列汉诺夫的“五项论”看“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范畴——兼与张云勋、邹永图同志商榷

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这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的涵义,长期以米就存在不同的看法,近年来又出现了新的争论。《学术研究》1980年第五期和1981年第三期上分别发表了邹永图同志的《对“社会存在”范畴的一些理解》和张云勋同志的《略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范畴》的文章。     

唯物史观的一个根本问题

“社会存在”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范畴。如何理解“社会存在”是唯物史观的一个根本问题。多年来,国内外哲学界对于这个范畴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目前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上刊登的《‘社会存在’范畴释义》(以下简称《释义》)提出:“从本体论意义看,‘社会存在’相当于作为社会实体的人类及人所改造的、人的肉体之外的自然物;而从现象论意义看,‘社会存在’指人类社会的一切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谈谈我对“社会存在”范畴的理解——兼与王荫庭、何祚榕先生商榷

《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刊载了王荫庭先生的《“社会存在”范畴释义》一文,同年第6期又刊载了何祚榕先生与王荫庭先生的商榷文章。拜读两位学界前辈的文章,颇受启发与教益,但同时又觉得两位先生的观点似有进一步探讨与磋商的地方。笔者初涉学界,特别是作为曾受教于王先生的学生,不避浅陋之嫌,谈谈对唯物史观中的“社会存在”范畴的理解,以就教于王、何两位先生及学界同仁,并冀使这一问题的讨论更进一步深入。     

巴黎手稿和《资本论》中的异化范畴“截然不同”么?——就童星对薛德震文章商榷的商榷

去年《江汉论坛》第五期,发表了薛德震同志一篇题为《驳在异化问题上所谓两个马克思对立的观点》的文章,今年第七期上,童星同志以《具体分析马克思早期和后期的异化理论》为题,撰文同薛德震同志进行商榷。两篇观点对立的文章,集中争议的问题是如何正确理解发展中的马克思的异化范畴,而其全部纠葛似又可以归结到如何评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地位。薛德震同志力主巴黎手稿中的异化劳动范畴,已经是一个有别于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异化范畴的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同《资本论》中的异化范畴是一脉相承的;童星同志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巴黎手稿中的异化范畴同《资本论》中的异化范畴“截然不同”或有“质的差异”,认为马克思     

物质的决定作用和意识的反作用

“决定作用”和“反作用”,是一对哲学范畴,它主要是反映物质和意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一对范畴。马克思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马克思还使用过“决定性的反作用”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1页)。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也曾对这一对范畴作过明确的表述:“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     

物质范畴在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和认识论中的异同——兼与袁宏毅同志商榷

读了袁宏毅同志《关于“物质”定义的探讨》一文(以下简称《探讨》,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觉得文中提出的问题,即如何分别理解、定义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物质范畴,是很有意义的。我不避见识之浅陋,加入这一讨论,以求得同志们的指教。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经典作家对物质范畴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中的异同,可以说并没有十分明确地、具体地划分。在他们的一些著述中多次谈到这一范畴时,都是就整个哲学体系而言的,既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又具有认识论的意义。我国一些哲学教科书比如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物质范畴的定义是这样的:“物质是不依赖于     

试论社会剩余价值范畴

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否存在剩余价值范畴?这是学术界正在讨论的一个理论问题。一些同志认为,剩余价值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范畴,“剩余价值作为剩余劳动的物化形态,伴同剩余劳动的产生而产生,随同剩余劳动的存在而存在”。(《学术研究》1981年第四期第75页)另一些同志认为,社会主义没有剩余价值这个经济范畴。“剩余价值范畴是以劳动力变成商品为前提的。劳动力成为商品既然是资本主义的特有,而剩余价值就应毫无疑问也是资本主义的特有”。(同上,第76页)我认为,否认社会主义经济中存     

也谈“客观性”范畴最基本的含义——与王永昌同志商榷

王永昌同志的文章《“客观性”范畴初探》(见《人文杂志》1986年第4期),对“客观性”范畴的基本含义作了一些探讨。王文在对“客观性”范畴作了一番分析后提出:“‘客观性’的最一般、最基本的含义,是指某物不依赖于另一物的一种属性和意义,即某物具有不依赖于另一物而存在的一种‘两物’相互关系中所显示、体现和表露出来的特性。”并且认为这是“根据列宁的一系列论述”而得出的     

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与奚兆永同志商榷

拜读了奚兆永同志的《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唯一条件》一文(《江汉论坛》1983年第1期,以下简称《奚文》)。觉得文中一些提法似乎不妥。一、关于社会分工问题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二章“分工和工场手工业”中确实使用过“社会分工”、“社会内部的分工”、“整个社会内的分工”和“工场手工业分工”等一些关于分工的概念。我们与奚兆永同志的分歧首先是在对马克思所使用的这些概念的理解上。     

再论矛盾的锐化和钝化

笔者的《矛盾的锐化和钝化》一文在《内蒙古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刊出后,有的读者谈到,该文对矛盾的锐化和钝化在人类社会中的表现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但对自然界的这种现象却述及很少,似乎是一个不足;还有的同志认为,“锐化”与“钝化”在自然界是不存在的,因而不应肯定它是一对普遍的概念或范畴。与上述问题相联系,有的同志对这一理论是否具有普遍意义,也持有不同的看法。为此,本文再就这个问题谈一些自己的认识。     

精神生产力同物质生产力是两个相对应的范畴

《学术月刊》1982年第9期发表了拙作《生产力是物质的而不是精神的》以后,我听到两种相反的看法,有些同志赞成我的观点,有些同志不赞成我的观点。《学术月刊》1983年第2期尹宣明同志的《生产力范畴应包括精神因素》一文,就属于后一种。早在六十年代初,一些同志在同李平心同志进行争论时,就热烈地讨论过这个问题,看来还要争论下去。下面我仅就精神生产力同物质生产力的关系问题,补充一点看法。     

规律、形式与周期——与赵汇商榷

读了《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刊载的赵汇同志的《论周期是辩证法的重要范畴》一文,我感到该文对本质、规律、形式和周期等范畴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也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本文仅就这些问题谈几点看法。     

《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分歧》一文质疑

读了薛真同志的《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分歧》(见《哲学研究》1979年第8期)后,感到薛文提出的一些问题值得商榷。为了对“合二而一”问题从政治上和理论上作出全面的正确的评价,愿与薛真同志进行商讨。“合二而一”究竟是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     

孔子“三十而立”到底是“立”什么?

通常对孔子“三十而立”有两种解释:一以为立于办教育,一以为立于礼。刘蔚华同志主前者(见《孔子思想演变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3期)宋敏同志主后者(见《孔子“三十而立”非“立于办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4期)。     

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属于半社会主义半民主主义性质

张绍煜同志提出:“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社会性质基本上属于社会主义范畴。”(见《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我认为,这个观点值得商榷。     

楚都丹阳及古荆山在丹、淅附近补证

两年前我与徐德宽同志在《楚都丹阳地望新探》(见《江汉论坛》1983年第3期,以下简称《新探》)一文中,曾列举四条论据以证西周后期至春秋初期的楚国政治中心丹阳当在今河南省淅川县境丹水与淅水会流处附近。今年初,刘和惠同志在《楚丹阳考辨》(见《江汉论坛》1986年第1期,以简称“刘文”)中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就我所知,也不仅是刘同志一位的见解,而是有一些代表性的。因此,拟就此问题继续作一些补充性的论证与考辨,以就教于刘和惠等同志。     

二论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发展不平衡问题

1978年底,我写了《论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不平衡问题》一文(刊《江汉论坛》1979年第2期),对当时我所看到的国内外有关论著,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其中包括张怀瑾同志的两篇文章:《马克思关于艺术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规律是“过时”了吗?》(《文艺报》1959年第4期),《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石》(《外国文学研究》1978年第1期)。本文拟专就张怀瑾同志发表在1981年第4期《学术月刊》上的《再论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兼答何国瑞、刘世钰诸同志》一文(以下引张的话未注出处者,均见此文),与张怀瑾同志商榷。     

再论苗族鼓社、议榔的起源和性质——答李廷贵、酒素同志

我们在《关于苗族的“习惯法”问题》(见《贵州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以下称《问题》)文中,就苗族鼓社,议榔的起源和性质问题,谈了初步的看法。认为鼓社、议榔源于苗族的母系氏族时代,本来意义的议榔不是习惯法,更不是法律。李廷贵、酒素同志《答“关于苗族的‘习惯法’问题”》(载《贵州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以下称《答文》)一文,对此提出异议。这里,主要就《答文》的不同看法,谈一些认识,就教于李、酒二同志及各位读者。     

当心实证主义陷阱——与曾永寿同志商讨

曾永寿同志在《广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发表《也谈“月亮问题”——兼与李振伦等同志商榷》一文(以下简称“曾文”),与拙文《量子力学和哲学基本问题》(载《哲学研究》1992年第11期)中的某些观点提出商讨意见。读过曾文之后,感到在关于“哲学实证化是否可能”这一问题上还有必要进一步深入讨论。拙文在“哲学实证化是可能的吗?”这一标题下所讨论的问题是很明确的,中心思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