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批判

金庸小说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批判安凌摘要金庸的新武侠小说，除了在语言、艺术上臻于较高境界外，更主要的是他对于中华民族心理的准确把握与批判。笔者试图分析金庸小说中的民族心理、文化对他的影响以及他对这种心理、文化的批判。关键词金庸小说，反传统我们在金庸小说...     

论香港新派武侠小说的历史生成与式微

新派武侠小说的生成有其时代的必然性。在当时中西方政治矛盾尖锐对立、而港英政府采取“无政策”的政策的背景中,香港的文学语境既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是相对开放与自由的。这不仅要求作家具有较敏锐的政治视角,而且也为其创作思考提供了较大的空间。此时的南来文人满怀被放逐的失意,在文学中展开了对现代国家、民族的想象,表现出强烈的悲剧意识。梁羽生与金庸因家变等因素亦产生类似的心态。种种原因加之一定的“触媒”作用,他们终在传统武侠小说的基础上开创了新派武侠小说。但这一小说流派在经历了繁荣期之后,却逐渐走向衰落,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深思的。     

“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学”成为了中国新保守主义的一种话语资源。一些学者使用“后学”的话语理论，提出“中华性”的建设方案，对新启蒙主义的现代性立场进行解构，以本土文化的重建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后学”的新保守主义文化姿态以及自身存在的悖论，引发了新启蒙主义者的强烈不满，导致了“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后学”与新启蒙主义是新时期知识分子面对现代化、西化与民族化的错综问题，所做出的两种重要的回应姿态。在全球化的时代，如何建立中华的文化形象，有效推进现代化的文化进程，以化解内外的文化、精神困境，是“后学”批评家和新启蒙主义者必须共同谋划的问题。     

“人性的小庙”与现代性——对沈从文“浪漫传奇小说”的解构批评

沈从文在1930年前后创作的一批“浪漫传奇小说”，在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它们强烈、浪漫地表达了沈从文“理想的人生形式”，可以说是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内核。创作这批“浪漫传奇小说”，是沈从文寻找湘西苗族文化“传统”、建设湘苗文化主体性的一种努力。沈从文通过对汉语中心霸权的颠覆和改写，获得了苗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和肯定，“发现”、重塑了湘西苗族的“人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庙”，并且，沈从文试图从湘西苗族文化的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用以对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现代性），以“人性的小庙”作为边缘文化反抗“现代性”的抵抗性话语。     

交流焦虑与教堂隐喻——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交流问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嘈杂的声音体现出一种交流的焦虑，这种焦虑既是现代社会“祛魅”以后价值主观主义的体现，也是工具理性片面发展带来的对人的物化、异化的结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的复调小说形式和其中蕴含的对话精神，既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工具理性对人的物化的批判，又是对现代交流危机的突围尝试，他的小说世界，就像一个容纳许多不同声音于其中交流、交汇的教堂。     

亚当·斯密的个人自利及其道德性

亚当·斯密对个人自利的强调是古典经济学理论建构的基础。斯密的个人自利不仅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而且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这一个人自利在斯密的时代就蕴涵和表现出了一定的道德局限性，现代兴起的对正义的研究正是对个人自利局限性的克服。     

“以美育代宗教”：蔡元培审美信仰建构的双重价值追求

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是意图在宗教精神阙如而儒家礼乐法度业已崩解的现代中国文化场域中,以美育为手段实施一种信仰重建方案。美育所含之审美精神的特殊性和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语境决定了“以美育代宗教”的信仰建构逻辑包含了某种双重性的价值追求,具体表现在信仰的世俗性与超越性、个体性与社会性这两组二元对立之中,这也反映出现代知识分子在信仰重建过程中复杂的文化现代性心境。     

时代新青年的颓废叙事——重读茅盾的《蚀》三部曲

1927年茅盾被动的由政治工作者的心理身份向文学创作者的身份转换后，以《蚀》三部曲宣泄了他的颓废苦闷心理，展示了“时代新青年”的世纪末颓废。《蚀》与欧美式的现代主义颓废派有着显著的差异，属于“现实主义颓废小说”，具有现代性的意义。《蚀》中“时代新青年”的颓废表现在：幻灭虚无的人生体验和疯狂报复的心理机制；歇斯底里的精神气质；寻求强烈的感官刺激，在刺激中略感生存的意味；对时间的恐惧。     

走向新的起点：沈从文的四十年代

沈从文在四十年代的创作呈现出新的探索姿态，他试图超越以往乡村与都市的固有价值体系，而寻求一种建立在两者结合基础上的人性形式，它包括主体性人格的构建、在文学的功利与无功利之间寻找平衡并建立起新的生命信仰等几方面内容。这一价值追求是在传统的转型与现代的反思之间展开，它既蕴涵着古老民族传统的优秀内核，同时也体现出现代性品格。     

毛泽东与现代性：一个基于文献基础的理论考察

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中是否含有现代性因子,其究竟是否是一位现代主义者,构成了不断拷问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重要命题。现有研究大致可界划为“四大解读模式”,即承认毛泽东现代主义者理论谱系学定位的“肯定契合型”解读模式、从对西方现代性价值反拨或超越维度上展开的“另类现代性”解读模式、新“左”派基于理论资源与象征情结意义上进行的“扩张式”解读模式,以及从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立场出发的“后式”解读模式。上述四大解读模式更多停留在一种概览性描述阶段,尚存在进一步深化的理论空间。毛泽东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单向线性理论命题,而是蕴含多元张力关系于一体复杂命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主调与近代中国现代性问题特殊的历史语境相结合的双位视角加以辩证理解。     

沈从文本土文化阐释视域的人类学分析

沈从文上海创作时期，以湘西本土文化代言人的身份，针对现代都市文明的虚伪、堕落和汉儒家理性文化的机械、板滞，对包括苗、瑶、土家、侗等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湘西文化的地方性知识系统进行深度描写，来展示湘西异样的生活世界，揭示湘西文化的精神特质。这种对湘西文化的本土阐释，是把湘西文化作为都市文明的反观之镜，也是作为拯救现代都市文明诸多病态的良方，这是沈从文此期的文学题材选择与创作思想的人类学向度。面向边远之地，聆听异域之音，寻找文化他者，以此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思想资源，这是沈从文对中国文化转型时期所存在的中国文化复兴问题的积极应答。     

马克思、恩格斯悲剧观的文化批判精神及其当代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观所蕴含的文化批判精神指向一切既有的和将要生成的事物,它最主要的批判维度有三：一、指向尚未生成的可能性的疆域;二、指向现有的造物（包括自然存在物和人的造物）的自在性和异己性;三、指向主体自身,进行理论和实践的自我批判和自我觉醒。由此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观从悲剧与政治、经济、历史的多重内在建构关系中来阐明悲剧的本质,建构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通过揭示人的存在具有自相矛盾、二律背反的悖论性质,显现社会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空间,从外在的价值批判转向历史的自我批判,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思想文化的批判与超越。     

回瞥与悲悯：沈从文的现代性体验

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全面转型，沈从文身处其中，表现出的回瞥与悲悯体验是他对“传统”与“现代”的独特思考。本文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一、语境断裂与回瞥冲动，通过在乡村与都市，古典与现代的断裂层面来阐述其带有古典意味的宇宙模式，价值观念和人生趣味。二、审美建构与桃园理想，揭示其作品自然、和谐，充满诗意的审美取向，以及寻求超脱于现实的思想寄托。三、挽歌气息与末世情绪，仔细阅读其创作，文本在渲染桃园乐境时萦绕着的哀惋感伤的悲悯情怀，正是对现代社会这一特定处境的生存感悟。     

从先验逻辑到符号形式：卡西尔的认识论转向

卡西尔早期的认识论思想囿于康德哲学和新康德主义的理论框架内，将“科学事实”作为认识批判的出发点和最终所与。通过对康德“理性批判”建构术的改造和扬弃，卡西尔的认识论思想历经从“发生学”认识论和“符号”认识论的演变。他将神话、语言、科学视为人类活动所创造的不同符号形式，提出一切概念认识都必须基于最原始层次的神话世界，突出表现于自然语言，终点是理论科学。由此，卡西尔不仅将认识论的论域拓展到人文科学诸领域，更重要的是推进了认识反思的层次，并为其寻找到新的基础和起点。这是对自己早期认识论思想进行的修正，也是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与传统的康德和新康德主义最本质的差别。卡西尔认识论的转向是继康德之后哲学认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卡西尔以“符号”整合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从人类文化整体观来把握理性，探索人的本性。卡西尔哲学思想所具有的高度包容力和开放性，为现代西方哲学走出理论困境开辟了更为宽广的道路。     

女性乌托邦：《她乡》和《红楼梦》中的“女儿国”

来自于远古母系社会的“女儿国”，已经成为一种代表“女性空间”的文学形象，在中外作家的笔下屡被涉及。将美国女作家夏洛特·柏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arkins Gilman）的《她乡》（1915 Herland）与曹雪芹的《红楼梦》中所塑造的“女儿国” 进行比较，便会发现两个文本间诸多的互动和契合。尽管两位作者所处的国家不同，性别有异，但他们的女性主义思想却不谋而合，他们借助想像所建构的“女儿国”不仅是对男权文化的挑战，也是为超越两性二元对立、建构和谐两性关系模式所作的积极展望。     

精神的异变与心灵的救赎——俄瑞斯忒斯主题在《悲悼》三部曲中的现代性呈现

作为一个颇具多价性的、富有争议的文学母题，作为古希腊文化对人类命运与生存境况的特别关注，俄瑞斯忒斯主题始终内蕴着古老而又常青的生命回响和神圣启示，各个时代诸多戏剧家借助它展现和寄寓其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和对现实悖谬的反抗。“美国戏剧之父”奥尼尔在其著名悲剧《悲悼》三部曲中，为古老的俄瑞斯忒斯主题注入了现代心理学因素，更深刻地探索到了人类灵魂的最隐秘处，从潜意识层面反映出人类精神上的存在困境，并以重塑自由意志和自愿选择受难的方式，最终从根本上实现了对命运的抗争和对心灵的救赎。     

自由主义话语与人文精神——关于沈从文

作为一个不加入任何党派团体的自由主义者,沈从文的创作历程、生命历验都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命运息息相关;他与主流话语疏离的边缘姿态使沈从文的创作成为与新文学运动、革命文学相异的另类写作,也可以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民间写作。沈从文的一生从开始写作到最后搁笔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作家命运的真实缩影,具有典型意义。沈从文作品在对平凡乡村生活的叙述中表现出来的对千年不变的生存方式的隐在思考,既有着对生命庄严和美丽的感慨,也有着对愚昧、静止背后的隐痛和担忧。到底是用传统文化来救弊现代理性,还是用现代文明来纠偏乡村的野蛮愚钝,这是沈从文没有解决的问题,也是中国的民族道德重建中需要理清的问题。     

数字交往中的“污名感”：网络秽语的体认传播论

网络秽语是交际网语中一种小众而极端的网络方言。为适应新场景的传播-认知语境，网络秽语有其特定的语言变异与修订意图，并日渐呈现出公共化、动态化、可视化的传播特征。网络秽语以男权话语的羞辱故意，经由认知心理的联想机制，使交往对方产生“污名化”的身份降维之感，并因网络围观产生污名泛化之效。一些网络秽语更有反语言、反社会的对抗意指，对传统会话原则、公共交往理性产生重大妨害，加剧社会疏离并弱化政治认同，话语背后有深刻的权力关系。加大社会符号中的秽语规避研究，是边缘文化引导，网络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维。     

从扶乩到灵学：近代科玄论战下的知识与理性

近代知识精英在接受正规科学的同时,受到了西方当时流行的心灵学刺激与启发,将传统扶乩信仰推至灵学研究的崭新维度。灵学支持者期望诉诸理性和科学去认识科学知识之外的灵学知识,以对未知世界的敬畏去促进在精神和道德层面改造已知世界,实现灵学救国。与此同时,以《新青年》为代表的灵学反对者则坚持彻底的科学主义和理性态度,将灵学视为有碍科学发展的落后迷信。两种截然不同立场的背后,是近代知识界在欧风美雨冲击下对现代知识与传统学问的共同反思,亦是对舶来之科学、宗教、迷信等概念以及现代启蒙精神的有益探讨,更为之后的科玄论战提供了理论素材并拉开序幕。在启蒙文化的引领下,中国社会逐渐以理性化、现世化为主导,灵学也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从灵学之争到科玄论战,不仅反映出中国现代化与世俗化之路的复杂性与曲折性,也构成以科学范式研究宗教现象的历史基础。     

“释奠”礼仪特征与精神内涵之变迁——兼论释奠古礼向新礼的演进

释奠古礼起源甚早,属于非时而祭的简约之礼,具有不忘先祖、敬祖归功的礼仪内涵。周代的释奠古礼存在两个受祭系统：先祖先王（多于“庙”中举行）,先圣先师（于“学”中举行）。“学”中所行的释奠礼显示出重视人事经验、知识智慧的理性倾向和文教意味,是中国文化由巫到史的历程在礼仪上的具体体现。伴随着孔子及儒学在国家意识形态中地位的提升,历经汉、魏、晋,释奠古礼最终由对先圣先师的群体祭祀演进为专祀孔子之礼。释奠孔子新礼结合了祭祀礼典与讲经活动,南北朝、隋唐时期更形成为规范隆重、自由辩论的学术盛会,以及国家礼仪文化展示盛典,具有了崇圣重师、继承道统、昌明经学的新的礼仪内涵。当代继承和发展优秀礼文化,应处理好礼仪展示和精神承传的关系,发挥释奠礼在增强文化认同和凝聚人心方面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