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诉工作中刑事和解制度的运用

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项新的刑事司法和犯罪预防模式,符合构建和谐社会＂宽严相济＂的要求,是恢复性司法的精神的具体体现;同时,该制度能最大限度地维护被害人的权益,保护被追诉者的人权及预防犯罪。鉴于刑事和解制度的重要意义,结合我国公诉工作中的实际情况,从刑事和解的对象与范围、条件和具体程序等环节出发,改造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以适应中国的法治现代化的需要。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基本问题研究——对相关传统话语的批判性考察

传统话语对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解读存在不少误区,如对"宽严相济"的政策定位、基本内涵、与其他刑事政策的辩证关系等问题的理解就是如此。"宽严相济"这一刑事政策应当被解读为刑事司法政策;"宽严相济"的基本内涵应当被理解为"宽严有度"、"区别对待"。对"宽严相济"与其他刑事政策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应当重新认识。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恐怖犯罪立法中的贯彻及完善

宽严相济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其不仅指导刑事司法,也指导刑事立法。宽严相济之“严”虽然在恐怖犯罪的立法中得以贯彻,但仍存在局限;宽严相济之“宽”与“济”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从应然的角度来看,宽严相济之“严”在恐怖犯罪中应当通过核心罪名的设置、法网的进一步严密以及对顽固恐怖主义犯罪人增设更为严厉的处遇措施等来完善;宽严相济之“宽”可以通过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宽”的精神和正当目的下的比例原则对反恐刑法进行立法限制,对共犯脱离者准用自首从而给予特殊的减免处罚,对特殊立功者减免处罚,对“预备行为实行化”类恐怖主义犯罪的预备行为人设置“迷途知返”条款,加强恐怖主义犯罪立法的“行刑衔接”等措施来达致;宽严相济之“济”通过以宽济严、宽严结合、打击与分化并举来实现。恐怖犯罪的立法,应尽量协调与平衡刑法的人权保障与法益保护机能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宽严相“济”的应有之义。     

构建宽严相济的刑事和解制度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刑事和解作为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更有利于被害人的利益保护和加害人顺利回归社会,更有利于社会和谐在司法领域的实现。为防止刑事和解无限扩大带来的负面效应,我们应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指导,区别不同案件类型,建立宽严适中的刑事和解制度。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及定位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刑事政策的新发展。从内涵上看,它包括宽严并用、区别对待、宽严审势三方面内容;从定位上看,它是基本的刑事政策,既是刑事立法政策也是刑事司法政策,还是应然的刑事政策。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自由刑执行的完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指对于犯罪的惩治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当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结合,以求得最佳的法律和社会效果。从刑罚理论角度观察,实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严”和“宽”都有其理论根基,宽严相济是我国自由刑执行的导向性刑事政策。应该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指导,完善我国的自由刑执行。     

经验与逻辑: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进境

基于对刑事政策实践经验与法理逻辑的考量,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秉持刑法之严,又张驰刑法之宽,其价值体现为预防犯罪、保障人权和惩罚犯罪,定位于宽严并用和宽优于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在要求外化为谦抑与惩戒两种合理向度,由此可在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社区矫正以及刑事和解等界域,廓清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进境.     

“宽严相济”：一个被误读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党和国家为构建和谐社会而作出的重大政治决策。现阶段,＂宽严相济＂是轻刑政策与重刑政策的统一;它是一项刑事司法政策,而不是基本刑事政策。它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组成部分。     

刑事被害人社会保障制度的时代意义

我国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存在重大制度缺失.建立刑事被害人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在诉讼程序之外实现人权保障的重要方式和有效控制犯罪总量的重要途径，既有助于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又可全面恢复被害人的受损权利。     

浅析我国审前羁押制度

羁押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必须运用得当。对待羁押制度必须持谦抑、慎重的态度,需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全面审查,以尊重和保障其人权和合法权益。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从条件和程序两个方面对审前羁押制度作了原则性规定,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尊重保障人权原则,防止不应当或不必要的羁押。因此,为了维护被羁押人员的合法权益,必须对我国现行审前羁押制度进行改革,以实现其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职能之间的平衡,推进我国司法现代化进程。     

“魔”“道”较量未有期——刑事政策实施话语下的“重庆打黑”

“重庆打黑”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施中的一次刺激涌动,如果以“小心求证”的谨慎对之进行审视不难发现,重庆打黑体现着公民参与、实用主义及社会资本与国家刑事政策实施之间的密切关联,它们关联着构成了刑事政策实施的动力,亦关联着为打黑开辟了制度通道。由此视角,实现了“打黑”与“反腐”的有效结合,重视刑事政策实施中刚性手段运用和拓宽社会力量在刑事政策实施中的作用,就是刑事政策实施话语下中国反黑的题中应有之义。     

战后初期国民党政权对日“以德报怨”政策之原因分析

“以德报怨”政策作为战后国民党政权对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起源于蒋介石在1945年8月15日发表的胜利演说。国民党政权的对日“以德报怨”政策是非常宽大的,其希望拉拢日本的想法是明显的。战后初期中国事实上的分裂以及美苏支持的有限性迫使国民党政权对日本采取宽大政策,该政策亦使得国民党政权能够在战后初期取得日本军队的支持,顺利地实现对于日占区的接收工作。该政策的实施虽未能阻止国民党政府在内战中的失败,但为国民党政权在台开展对日关系积累了庞大的资源。     

论刑事司法政策的批判特性

刑事司法政策的批判性源自公共政策批判理论。不管是作为一种公共精神还是作为一种方法论,公共政策批判都为公共理性在公共福利的追求中保留了相当的地位。根据公共政策批判理论,刑事司法政策批判,不仅主张多元的刑事司法利益,而且将多元、普遍的刑事司法批判作为刑事司法民主、进步的标志。因此,现在的刑事司法政策研究（包括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仍然存在突出的批判不足问题。尤其是风起云涌的群众司法批判经常越界,这应当受到法律知识和法治原则的严格规制。     

"宽严相济":和谐社会语境下职务犯罪立法的定位与选择

在打击职务犯罪过程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现行的职务犯罪立法存在着贪污罪构成标准过高、渎职罪成立条件过严、贿赂罪法网设置过松及死刑作用之夸大、资格刑功能之错位、罚金刑地位之缺失等宽严失调的现象,故必须从立法降低贪污罪的构成标准、放宽渎职罪的成立条件、严密贿赂罪的法网设置及废止死刑、改造资格刑、增设罚金刑等.     

论我国刑事被害人的权益保护——以恢复性司法为视角

传统刑事司法制度把对罪犯的刑事制裁视为社会正义的最终实现,同时强调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以期实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双重价值,但往往忽略了对刑事被害人的权益保护。在当前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民同等重要的理念下,刑事被害人的权益保护问题备受关注。恢复性司法作为传统刑事司法的有益补充,对保护被害人的权益有着积极影响,如何通过恢复性司法保护刑事被害人权益也已成为刑事司法的重要命题。     

教师宽容品德与“绿色惩罚”

教师品德是一种社会角色品德,它是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所获得的从事教育教学实践所应具有的品质。在现代教育活动中,教师宽容已经成为现代教师品德的核心内容之一,是现代教师不可或缺的重要品质。但教师宽容是有限度、有条件的,对于超出教师宽容限度的教育对象的不当行为,教师拥有合理性惩罚权,确保教育活动得以顺利进行。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三重定位解读

尽管目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被定位于刑事司法政策,但该政策在理论上应当是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刑事执行政策三位一体的基本刑事政策.作为刑事立法政策的宽严相济,应该不仅包括刑事实体法方面的政策,而且还要包括刑事程序法方面的政策;为刑事司法政策的宽严相济,是指在侦查、起诉和审判的过程中,侦查机关、起诉机关和审判机关在适用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时应当遵循的政策;为刑事执行政策的宽严相济,则主要表现在监禁和死刑的执行两个方面,在现代刑事执行制度中,必然是监禁与非监禁化、行刑人道化、行刑社会化的有机结合.     

恢复性司法与被害人权利保护

以衡平和修复为核心思想的恢复性司法在加强被害人保护、促进社会和谐方面有着传统司法所不及的优势,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恢复性司法是一种全新的思维与做法,也对我国被害人权利保护具有启示意义。     

社会正义的实现:从“排斥冶走向“包容性政策冶

我国社会政策经历过一个建构与重构的过程,但排斥性是一以贯之的主基调.随着人类从工业社会逐步迈入后工业社会,基于差异承认与平等实现而形成的二维正义观登场.而现行社会政策既无法体现对差异的尊重,也无法保证平等实现,从而呈现出对正义的偏离.只有建立起包容性社会政策,尊重个体差异,同时保证多元主体享有共同福利的机会和水平,才能实现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