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四友”和盛唐边塞诗——兼谈边塞诗的文学渊源

<正> 关于边塞诗繁荣的原因,论者多从社会背景,诸如边境战争频繁、边塞与内地交通便利、诗人向往边塞立功等等方面去解释,而很少从边塞诗自身发展中进行探讨。有的文章竟得出这样的结论:唐以前的文学史,“边塞之作只象夜空里时隐时现的几点孤星”,“盛唐边塞诗人在接受传统方面基础极其薄弱”。这种论断很值得研究。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边塞诗源远流长。《诗经》中《东山》、《采薇》,即已涉及边塞生活。汉乐府中的《出塞》、《入塞》,便是年代很早、影响很大的—种边塞诗。     

论陈子昂的边塞行与边塞诗

唐代诗坛,群星灿烂,流派众多。其中边塞诗派以写边塞战争、边塞风光、边塞生活等独特风格别树一帜,深得后世喜爱。学术界讨论边塞诗,往往盛称岑参,高适,并有许多专文研究;但对于唐代初期的边塞诗作,却很少有人论及,至于对开有唐一代诗风的陈子昂的边塞诗作,尽管许多论著中提到了,但迄今未有专文加以论述。事实是:陈子昂早在青年时期就满怀报国志向,慷慨从戎,两历边塞,在筹策安边的同时写下了许多与边塞有关的著名的诗文,是一个身体力行的边塞诗人;陈子昂的边塞诗作内容丰富多彩,格调质朴刚健,曾经对盛唐边塞诗产生过重大影响,是边塞诗从初唐转入盛唐的里程碑。     

盛唐边塞诗的繁荣及内容再探

在盛唐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大量文人渴望到边塞建功立业,他们直接成为了边塞诗的新的创作主体,写下了许多关于边塞战争、边塞风光、边塞风俗的诗歌,创造了一个个新的审美对象,由此促成了盛唐时期边塞诗的空前繁荣。     

边塞风物与诗歌意义——论岑参的边塞诗

大密度地出现富有特色的边塞风物是岑参边塞诗的特色之一,岑参把自己对边塞风物真切的生命体验用多种修辞手法表现出来。这些边塞风物蕴涵了岑参边塞生活的真实情感,也是形成岑参边塞诗奇巧悲壮美学风格的重要因素。     

古代边塞诗派的成熟兴盛与大西北

关于边塞诗的概念存在混乱现象。我们所说的边塞应该是指古代中央政权统一时候的边塞 ,即主要指沿着长城的走向所形成的地域。在国家处于分裂状态的割据政权之间的边界是不能算作一般意义上的边塞的。边塞诗的成熟和兴盛离不开大西北。没有大西北边塞卫国战事和奇丽风光 ,就不会有唐代的边塞诗派的兴盛与成熟。边塞诗在宋、元、明三代衰落了。边塞诗在清代取得堪与唐代媲美的成绩。     

论中唐边塞诗繁荣的原因

边塞诗在唐代诗坛上闪烁着异彩,吸引了一大批唐诗研究者以极大的兴趣进行整理、探讨。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人们也开始注意去讨论中唐边塞诗,这是非常必要的。和盛唐边塞诗相比,中唐边塞诗确实具有独自的风貌。一个显著特征是中唐边塞诗作者多,诗歌创作亦丰。据粗略统计,中唐存边塞诗五首以上的诗人约二十五人,共存诗约三百五十首。可见边塞山川、风习是为中唐诗人所喜爱的题材。中唐边塞诗之所以如此兴盛,除了唐代边塞诗所共具的创作条件外,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从时代看,中唐边患日重,引起朝野之士的密切关注,边塞战争自然就成为他们的日常话题;从诗人的生活经历看,中唐以后,文人入幕成为     

从边塞诗到边塞画——对新疆山水画创作的探讨

自唐代产生边塞诗歌以来,一直到清代,边塞诗人辈出,但没有产生边塞画家。作者从边塞诗中受到启发,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探索边塞画,对表现技法进行创新,由此拓宽了中国山水画的领域。     

唐代边塞诗与民族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唐代的边塞诗,是中国文学宝库里一笔珍贵的遗产。边塞诗的“边塞”,是当时中原地区以汉族为主体的封建王朝的边塞,远不是现代国家的边境概念。边塞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各民族在祖国统一过程中互相交往的历史。 唐代建国以后将近一百年间,与边塞的少数民族特别是与北方的突厥族进行了频繁的战争。这些战争,从最终的结果来看,促进了祖国的统一,在历史上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边     

高贵·崇高·感伤——试论唐代边塞诗审美情绪的嬗变

我国边塞诗滥觞于《诗经》,长足发展于汉代,大放光芒于唐代。在唐王朝,出现了许多著名的边塞诗人如高适、岑参、王昌龄、崔颢、李益、李颀、于鹄、戴叔伦、王纶、王涯等。大诗人李白、杜甫也写了不少边塞名作。一些帝王如太宗、玄宗也写过少量边塞诗,据人统计,唐代边塞诗达二千多首。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来看,都是空前     

论清代海疆边塞诗

长期以来，边塞诗仅以历代王朝陆地边境内外作为表现的主要地域，清中叶以来，随着外国列强侵略威胁的加剧和海疆边塞军民的奋起抗战，海疆边塞诗创作掀起高潮。本文论述了自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期间海疆边塞诗的发展变化。并从作者队伍的扩大、内容题材的深化、艺术手法的创新三个方面阐述了清代海疆边塞诗的时代特色和艺术成就；着力阐述这些诗歌忠君意识的淡化、爱国思想的飞跃、悲愤风格的形成、客观叙述的偏重、长篇古体和大型组诗的运用等值得重视的特点。     

民间生活的诗意建构——汪曾祺小说创作中的民间意识

里下河文学流派代表作家汪曾祺在作品创作中始终远离庙堂，与当代主流文化也保持着距离，驻足于民间这块自由广阔的空间里深耕。民间意识在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中具有重要地位，他的小说创作具有明显的民间地域特点，表现在小说中诗意的民俗风貌、诗意的小说语言、诗意的民间人物等方面，作品着力于营造出一种自在的民间生活形态，构建出诗意的民间世界。     

社会&#183;生命&#183;民族——论牟心海的诗歌创作与自我认识

“认识自我”是诗人所必然面临的人生课题,自然也会体现在诗人的诗歌创作中,不管是对社会“大 我”的歌颂,还是对自我生命的沉思,以及对民族身份的认同,“认识自我”都是牟心海的自觉追求,也是其诗作贯彻 始终的主题。     

元代边塞诗特征

边塞诗是中国诗歌园地中的一朵奇葩,源远流长,肇自《诗经》,盛于有唐一代。至元代,由于时空的巨大转变及创作主体的多元化,边塞诗被赋予了新的特点：远距离审美观照,关注内容广泛丰富,组诗形式创新运用,边塞旧题大量翻作。元代边塞诗扬弃了边塞诗的历来传统,在诗歌史上闪耀出自己的光芒并给后代带来深远的影响。     

郭沫若时代及其诗美觉悟

1919～1932年是新诗四时代链条上的郭沫若时代,郭沫若、闻一多是其标识诗人.这一时代的诗美创制表明了新诗从"真"到"美"的觉悟历程.     

论苏轼“诗主理”与“主理诗”的理性自觉

苏轼“诗主理”具有高度的理性自觉和审美品格。苏轼异乎常人的政治、学术使命感，以道自任的人格理想和人文精神，表现在其诗歌创作上的主理意识也就分外鲜明，也形成了鲜明的“诗主理”的诗学理论：“有为而作”说、“言必中当世之过”说、“以奇趣为宗”说。而他在诗学理论规范下的创作自觉，使其“主理诗”的特征也愈发显著，这就形成了其“主理诗”区别于一般政治诗的理性美质，即写实品格、批判精神、议论英爽。     

个体主体意识的彰显——试论李贺诗歌悲剧精神的独特性

李贺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一位风格独具的诗人,在政治腐败、战乱频繁、仕途苦闷等各种不幸的命运遭际下,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诗歌创作之中,以之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因此,李贺诗歌所呈现出的悲剧精神是由内而外的情感的自然流露,这和魏晋以来个体主体意识的觉醒有着直接的承继关系。正是由于李贺在诗歌中高扬个体的主体意识,使得其诗歌创作的取材和艺术表现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诗人,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具有长远持久的生命力。     

朝鲜诗家李睟光对摘句批评的承传

朝鲜李睟光的诗学理论,不仅继承了中国诗学的理论观点,更承传了中国诗学的批评方式。其对摘句批评的承传,体现了他独特的审美意识,对后世诗学批评以及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睟光的摘句批评和中国诗家的摘句批评共同构成了独具东方特色的诗歌批评方式。     

高丽诗话对摘句批评的承传

高丽诗话是中国诗话的衍生品,不仅继承了中国诗话的诗论观点,更承传了中国诗话的批评方式。对摘句批评的承传,体现了高丽诗家的审美意识,并对后世诗学批评以及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扬起自我的风帆--诗美创造谈

诗是诗人自我审美沉思、追寻、创造的结晶.诗人的自我表现与张扬,是诗美创造的原动力.自我表现是人之天性;自我意识是自我表现的人格动力;自我表现是艺术规律.小我即大我,缘于文化基因的滋养,社会意识的印迹,人类情感的灌注,接受大众的代言人.诗就是以我手写我心,写人类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