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老彭”新考——兼论孔子之“述而不作”

《论语·述而》篇之“老彭”为谁,此为学术界之一大公案。或以为商朝时老彭,或以为尧时彭祖,或以为老聃与彭祖的合称,讫无定论。今依据文献,辨析诸说,结合语音变化规律,考定“彭”即“伯阳”之合音。人多以“伯阳”为老子的字,实则老子字“彭”,“彭”为鼓声,正与其名“李耳”义相关联,“伯阳”乃“彭”之音变。老子喜述古道,正同于孔子之“好古”。孔子之“述而不作”,“述”在于传承文化,“不作”则上通于老子之“无为”。     

“述而不作”的现代意义

中国近代将“创新”与“保守”看作价值相反的两极，孔子的“述而不作”的文化态度便成为孔学研究的一个争论焦点。事实是，任何文明或文化要平稳前进，必须有“创新”和“保守”两股力量。对于孔子的“述而不作”，我们不必讳言“保守”，亦不能讥其“保守”。进言之，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来说，孔子的“述而不作”，正可以纠现代学人一味“创新”之偏。     

王维诗歌中的“天人合一”思想

审美的最高境界是心物一体,天人合一的境界,体现为主客体物我两忘,超脱功利,超越自我,从而达到审美的自由和愉悦。它要求审美主体必须是能够“审象于净心”的“天机清妙者”,才能使内意与外象相融,使人的精神合天地之精神。笔者试图用道家和禅宗的理论诠释王维诗歌中这种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从“天机清妙”到“物我两忘”再到“天人合一”,审美主体实现了最高境界的审美活动。     

“天人合一”思想的三维解读、影响及现代价值——以思维方式为视角

中国传统文化根本特色的"天人合一"思想,长期以来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并体现着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模式。仅将在中国文化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天人合一"思想理解为儒家一家之言,显然有失偏颇。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为主干的,以"道"、"佛"为两翼的三维结构。三维结构的形成与发展也使中国人特有的整体性、适度与执中、对立与统一、直觉与体悟、认识世界与认识自我相统一的思维方式逐渐稳固并传承下来。同样,理解"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价值也不能局限于仅仅将其视为解决生态危机的救世哲学,而还应该立足于时代,思考其对现代理性思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关联性。     

孔子“天人合一”观中的和谐思想管窥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传承来看,“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孔子作为一代圣人,他的“天人合一”思想首当其冲,他将“仁”作为其思想理论的根基,认为具备“仁”的君子应该适应时代的制度及其礼仪,并以此作为自己生活行动的准绳和社会运转的价值坐标。“天人合一”观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实践意义。     

“天人合一”思想对室内设计的启示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蕴涵了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包含了天人统一的整体现、遵循自然规律的平衡观、强调人主体能动性的辩证观、倡导利用规律的发展观.面对当今室内设计的现状所引发的对生态环境破坏、资源浪费等问题,"天人合一"思想对室内设计的生态意识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主要体现在室内设计中要健全生态意识,注重生态美、树立和谐统一的价值观,提倡适度消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倡导节约和循环利用.     

“天人合一”观念与中国古典美学思想

"天人合一"不仅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最重要和最根本的一个哲学命题,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思维方式和基本处事观念,因而也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美学的各种审美范畴,并在传统文学作品中表现出一种注重生命本体、交感、整体直观、意境追求的美学精神。     

论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把宇宙人生或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切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都看作相互联系、和谐、平衡的有序运动，这比较接近于系统论的思维方法，在现代也有其积极的意义。     

从“天人合一”思想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观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见解,作为连接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宇宙论和人性论的命题,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主体性和内在道德性的特征。"天人合一"思想表达的是一种双向的知解关系,既要求人去知解天,也强调天知解人。这种消解了西方自然观中主客体分离困境的思想,对于我们构建现代新型自然观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     

论“天人合一”思想在全球化中的价值

全球化带来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异化等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对此类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以天道观为重的道家的“天人合一”有助于解决人与自然的异化,以人道观为重的儒家的“天人合一”有助于解决人与社会的异化。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与当代可持续发展战略

认识和弘扬"天人合一"的精神实质,对环境保护,协调人与自然的矛盾,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积极作用.     

为国学大师钱穆再立碑传——评陈勇著《钱穆传》

20世纪后半期,随着世人对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重作理性的审视,钱穆对中国历史和学术文化所作的全面和深刻的阐发,对中西文化比较所作的独到精辟评点,逐渐引起愈来愈多的关注和赞同。所以为钱穆树碑立传,还他一个历史公道便成为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文化界应尽的责任。陈勇先生的《钱穆传》,为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名人传记添列了一部力作。     

荀学“天人合一”思想探讨

荀学体系中的多个命题包含"天人相分"思想,但其真正目的在于证成"天人合一"。否定思孟学派"心性合一"的认识论致思模式,荀学从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模式中寻求论证。"心物之合"的本质在于从结果上论证二者之合产生的概念、思维等如何有效地反映客观实际;"性伪之合"的目的是实现人自身内部的合一,在自然之"性"与后天之"伪"二者之间实现相互沟通与化成;最后达致"天地人之参"的世界之"合"境界,这是荀学"天人合一"思想的真义。     

钱穆与新考据派关系略论——以钱穆与傅斯年的交往为考察中心

新考据派主要是指以傅斯年为领袖、以史语所为中心、以整理和考订史料真伪为职志、以"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态度相标榜的史料学派。该派内以乾嘉史学为依托,外以西方近代实证史学为应援,曾雄霸民国史坛达20多年,是当时声势最盛的史学主流派。钱穆与史料学派的领袖傅斯年的交往、二人治史异同反映了20世纪中国史学曲折而又多途并进的发展历程。     

钱穆“中国文化最优论”评析

钱穆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创造性重建的国学大师。钱穆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从文化的发生论维度、文化的时空维度、文化的个性维度、文化的包容性维度、文化的生命力维度、史学维度等论证了中国文化优越于西方文化,得出了“中国文化最优论”的结论。在当前的“国学热潮”中,重拾国学大师钱穆的精神财富无疑是必要的。钱穆的这些思想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也有其历史局限性。     

中国传统音乐“天人合一”的美学思想探析

＂天人合一＂是中国音乐美学的终极目标。加强对中国传统音乐＂天人合一＂的美学思想的研究,能够进一步明晰中国哲学思想与音乐的关系。本文从＂典籍＂和＂思想家＂两个方向出发,回顾了中国传统音乐思想的重点,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传统音乐中＂天人合一＂的美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笔者认为＂,天人合一＂将主体与客体整合,是音乐与审美的合一...     

简论钱穆与新儒家的关系——读《钱穆与新儒家》有感

钱穆先生与新儒家之间,有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认同的最低纲领,但是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上有很多不同看法,他们不属于一个学派,所同不胜其所异。     

“述而不作”与训诂的传承和创新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孔子一生治学为文的重要理念和行为准则。历来注家皆以孔子治学只述不作,却又极力为其回护,以为“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遍览《论语》全书,通观孔子终生进德修业的言论行事,其所谓“述而不作”之“作”,乃“诈”字之假,即他所极力反对的“不知而作”的“虚假妄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尊重历史、观照现实,温故知新、不妄作解人的重要命题;是学为人师、实事求是作风的具象表述;同时为一切训诂之根本大法,并铸就了中国经典文献诠释的基本范式。     

“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在中国园林中的体现

“天人合一”宇宙观是我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哲学思想之一，它对中国园林朝自然式方向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园林是由建筑、山水、花木组合成的，具有诗情画意的、供人颐养和游憩的综合艺术品，是艺术的宇宙图案。其构思从“象天”到“法地”，从对大自然的简单模拟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最高创作理念，都是“天人合一”宇宙观的“具象”化。该文在简要介绍了“天人合一”哲学思想起源的基础上，分析了其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的体现，最后指出了这一哲学思想对现代园林建设的指导意义，提出现代园林的设计理念是：尊重自然、回归自然、以人为本，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人类、自然、文化、生态、城市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浅析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就其他三个曾经并称为文明古国，但如今已经消失了的国度而言，中国的存在是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特殊性的。文化的传承是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但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和谐思想，即天人合一思想，是其文化得以传承下来的一个主要因素。探讨中国先贤们的天人合一思想，并借此来反思现如今人与自然关系的尴尬境地；探究和谐社会的理念和天人合一思想的关联性，思考“法先王”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