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经济关系与地区整合的前景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济合作近年来呈现出较快发展的态势,正成为东亚地区整合的重要模式。这不仅体现在中国与东盟以及日本、韩国为预防东亚金融危机的再次发生,努力推进清迈倡议多边化的进程中,更体现在双方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过程中。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关系促进了双方关系在更多领域的发展,对构建东亚地区整合具有积极意义。中国对支持东盟在地区合作中发挥领导者作用的立场不仅稳定了双方关系,对构建东亚新秩序也具有积极意义。     

克服知行矛盾：中国—东盟合作与地区秩序优化

从1991年到2021年这30年,中国与东盟的地区合作取得很大成功,并优化了东亚地区秩序,堪称中国周边战略和地区合作的最佳实践。中国与东南亚的合作,总体上形成以东盟为基准,多层次、多渠道、多进程的合作模式。在此过程中,中国与东盟克服了种种地区合作的知行难题,形成知行共同体,在促进双方关系的基础上,优化了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地区秩序。当前,中美在东南亚的战略博弈加剧,各方“印太战略”兴起,中国与东盟合作面临新的知行难题,也蕴含了双方进一步升级合作并优化地区秩序的新机遇。在此背景下,中国可通过接纳和推动“东盟印太展望”,实现与东盟合作的升级,共同推进包容性地区秩序的构建。     

权力、制度、认同——东亚安全合作的多维视角分析

东亚一向是“安全困境”表现十分突出的地区,维护东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是东亚各国的共同利益,但共同利益的存在并不能保证安全合作的顺利实现。目前,影响东亚安全合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现实主义的权力因素,又有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制度因素,还有建构主义的认同因素。权力、制度、认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它们共同影响着东亚安全合作的进程和结果。     

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与中国-东盟合作

区域公共产品短缺制约东亚地区发展,发展援助和区域安全领域应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重点。区域公共产品供应机制建立过程中涉及域外霸权与地区成员、地区成员之间两种博弈类型,域外霸权的介入影响地区成员之间的互动。基于东亚成员的现实需求和互动经验,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中国-东盟合作是促进东盟乃至东亚地区发展的最佳路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是"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早期收获项目,其成功经验对于深化中国-东盟合作具有重要启示。     

东盟与东亚:微妙的“东亚地区主义”

亚洲金融与经济危机以来 ,表面上东盟没有在自身建设与扩大对外关系方面有所后退 ,但却一直徘徊在十字路口 ,实际进展有限 ,甚至一直面临着深刻的长期危机。东盟一些力量困则思变 ,正在探索重建东南亚地区一体化的新目标、新制度、新规则。在这个过程中 ,作为东盟变革的关键组成部分 ,东盟不仅在试图平衡内部所谓新老东盟成员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 ,而且推动以东亚为框架的东南亚与东北亚合作 (即东盟加中日韩 )机制。通过与中日韩的联系 ,东盟显然是为了从外部获得新的刺激经济复苏的动力 ,重新增加东盟的吸引力。东北亚三国接受了东盟作为东亚地区化的发起与组织者 ,也尽可能地利用东盟的现有机制 ,形成了形式上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框架。在这种东南亚与东北亚“相互利用”的情况下 ,谈论“东亚地区主义”的言论空前增加 ,似乎“东亚”终于在成型 ,但实际上“东亚地区主义”仍然是可望不可及的概念 ,在可预见的未来 ,东亚地区仍不可能组成任何意义或者形式的“集团”。中国不要在东亚地区合作问题上抱不切实际的幻想 ,而必须深刻体认与把握地区合作的微妙性 ,在“东亚”发挥好自己的核心作用。     

东亚区域合作与中日民间交流

进入21世纪,欧盟和北美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获得实质性突破和进展。而东亚地区无论从区域合作组织发展的深度还是广度看都尚处于初级阶段,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为东亚地区两个大国的中国和日本之间缺乏象欧盟的“法、德”那样的紧密合作。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在于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在当前中日关系陷入困境之时,中日民间交流无疑成为推动中日关系发展进而推动东亚区域合作的重要力量。     

论日本对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新发展及其趋势

论日本对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新发展及其趋势中国国际包装技术贸易公司郭蕾日本对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是其全球经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次大战后，日本曾长期推行“脱亚人欧”的对外经济战略，把欧美作为其全球经济战略的核心，东亚地区并不占主要地位。但进入９０年代...     

东北亚合作制度化的起点

制度的创建需要共有观念作先导,欧洲一体化能获得目前的成就无疑深深地得益于欧洲观念、欧洲区域意识的存在。反观东北亚地区却存在着本地区区域意识的严重缺失。这种缺失与多种因素有关。这种地区认同的缺失不利于东北亚共同价值观、内聚力和相互信赖的形成,也不利于东北亚区域合作向前推进。要推动东北亚合作的发展,必须从重新构建各国的身份认同着手,培养东北亚的区域意识,区域意识的形成对地区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区域意识的形成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东北亚区域意识的形成也需要一个长期的演进过程,无论如何这个过程已经开始。     

集体安全化与东亚地区网络安全合作

网络安全正成为影响人类和平发展的重要议题。在过去十年里,东亚地区尽管是互联网发展速度最为瞩目的地区之一,但面临的网络安全风险也日趋高涨。本文以安全化理论为视角,分析了东亚地区网络安全的基本态势,以及东亚各国网络安全化模式的差异性,并就如何推进网络安全国际合作提出了不同的主张。笔者认为,东亚国家在网络安全威胁的意象建构上存在差异,且这种差异降低了推进集体安全化的成效,有可能阻碍东亚网络安全合作的进展。     

中国与东亚共同体

本文主要探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和东亚共同体的 前景,以及中国应如何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建立及发展。文章首先分析了在探讨东亚地区主义时 通常所运用的三种思维范式——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楚构主义的思维范式。按照这样的一些 思维范式,文章着重分析了90年代后期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地区内外因素,以及东亚共同体的 建构所面临的挑战。文章探讨了中国应如何推进东亚共同体合作的发生和发展。最后提出了 东亚共同体的建构和合作的深化对中国和平崛起的一些启示。     

90年代日本构筑东亚经济战略的总体思路

９０年代日本构筑东亚经济战略的总体思路９０年代日本构筑东亚经济战略的现实背景是：（１）东亚地区在现阶段日本国家战略的转换过程中居于重要的地位。（２）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和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使日本在东亚地区面临着严峻的战略抉择。（３）日本构筑新的东...     

地区间主义视角下欧盟印太战略的功能目标及其限度

地区间主义是欧盟发展对外关系、开展多边外交的一种创新形式,欧盟印太战略是地区间主义在印太地区的新实践。在地区间主义的功能框架下考察欧盟印太战略,基本可以认为它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平衡印太地区大国关系、推进欧盟与印太地区间合作的制度建设、推动欧盟和印太地区国际关系合理化、提升欧盟的议程设置能力以及强化集体认同等作用。但是,由于欧盟内部结构和决策过程的限制、成员国的立场和利益分歧、欧盟与印太地区国家合作关系的不对称性以及欧盟与印太地区的制度化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欧盟在实现其印太战略目标上存在限度。未来,欧盟将从自身利益出发实施印太战略、谋求更大的自主权,同时作为盟友继续配合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行动。     

日本的FTA战略与东亚经济一体化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地区经济合作紧密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东亚地区的区域内经济合作关系的建立已成必然走势,并在一些国家或某些领域内取得了相当的发展.但是,同欧美和北美地区相比,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或共同体的建立基本上还处于胎动时期,无论是制度体系、框架结构还是运作机制等都远远落后于欧盟等经济一体化发达地区.在东亚地区,中国、日本和韩国这三个国家是建立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三大主导力量,尤其是中国和日本更是建立东亚经济一体化不可缺失的支柱力量.与欧洲地区的国家不同,在东亚地区的国家和地区中,不仅存在社会制度上的差异,而且,共同理念和区域意识也严重缺失,甚至地域定位和价值取向等也相互抵触.因此,建立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内在要素和外在因素严重缺失的情况下,建立起东亚一体化的共同体式的区域框架体系是极其困难的.在目前情况下,优先建立起区域内的制度诱导型经济合作关系,可谓是通向共同体式经济一体化的起跑线.     

中西部地区民营企业信用建设的因素分析与措施选择

市场经济体制、特殊的市场环境、面临的现实困难、诚信道德回归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决定了中西部地区民营企业发展需要信用。那么 ,中西部地区民营企业如何进行信用建设呢 ?这需要政府加强信用道德建设和信用法制建设 ,加强信用市场需求开发与信用中介服务管理和加强企业信用建设与政府信用、个人信用建设 ,民营企业培育信用意识、健全信用制度、强化信用管理、发挥信用功能和提升信用形象 ,以及社会发挥信用监督和信用认同的重要作用。     

论东盟一体化中效忠转移的困境——从认同政治的视角考察

在东盟一体化进程中,主导性认同归属的转换以及基于此的效忠转移,并非像新功能主义所设想的那样可以轻易实现。地区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内在矛盾和冲突,使新功能主义所预期的效忠转移陷入理论上的困境。东盟一体化既建构了地区认同,又建构了东盟各国内部的民族认同,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两种认同之间的矛盾。随着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东南亚地区结构会不断演进,民族国家的政治权威也会逐渐开始转移,使认同之间的冲突逐渐弱化,进而使效忠转移在东盟未来的一体化进程中最终成为可能。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举办首届青年东方学家学术研讨会

正2013年12月18日,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举办了题为"东亚:现代性的挑战"的首届青年东方学家学术研讨会。超过30位来自科研机构和教育机构的青年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其中包括来自海参崴、雅库茨克、图拉、哈尔科夫和北京的青年东方学家。会议听取并讨论了27篇论文,这些论文探讨了东亚国家发展的现实问题和地区合作问题。会议分为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四个组。政治组讨论了俄中合作、东亚地区地缘政治架构的变化问题,以及中国和日本外交政策的各个方面。会议特别指出,俄中关系在政治领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的同时,经贸、人文和军事技术等领域     

非正式合作机制建设与中国南亚外交的新取向

双边外交一直是中国南亚外交的主要方式。新冠疫情暴发和美国从阿富汗全面撤军为中国引入非正式合作制度工具和谋求从双边到多边的地区外交升级提供了机遇,以新时代南亚地区合作框架建设为重点、政治信任为前提、“一带一路”倡议与非传统安全合作互嵌、和平解决争端和发展安全为主导规范、地区公共产品新平台为补充的非正式合作制度网络初步建立。这标志着中国南亚外交正出现两大新取向：一是增添安全新内涵,统筹安全与发展之间关系,发挥毗邻大国的独特作用;二是补充地区新层次,建立地区合作新框架,培育多边共识和引导地区认同。疫情、大国博弈与阿富汗变局是导致中国南亚外交升级的主要外部动力,而适应“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议程变化和传统秩序观的价值回归则是内生动力来源。中国南亚外交的多边实践为中国在后疫情时代应对更加复杂的国际和地区环境奠定了良好开局。     

东亚区域合作与日本的政策选择

与欧美相比,东亚区域合作起步虽不算晚但进展缓慢,呈现出功能性合作优先于制度性合作的特点.日本作为该地区主要国家,对东亚地区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东亚区域合作发挥了重要影响.日本区域合作政策的制定与调整,不仅受美国因素、同时也受中国因素的制约.同样,日本的政策选择也直接关系到东亚区域合作进程并影响中国的区域合作政策调整乃至中日关系的进展.     

中日韩贸易自由化可行性探析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飞速发展的今天，地域集团化又以新的发展势头正在加速改变着经济全球化格局，形成新的国际贸易格局，从国际贸易制度，体制和机制等方面调整传统的国际贸易秩序和运作模式。东亚地区作为地域集团化相对落后的地区，正在受到地域集团化的冲击和挤压，因此，东亚经济一体化已成了摆在东亚各国面前必须认真思考的战略课题。但是，同西方国家相比，由于东亚地区尚不具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条件，在这种形势下，优先定位国别间的贸易自由化将是东亚各国重要的战略抉择。中国、日本和韩国作为东亚地区三个有影响力的国家，无论是经济发展、文化联系还是地缘政治，都存在长期稳定进行经济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由于政治、经济方面的明显差异，以及共同理念上的错位偏离，短期内，中日韩不可能实现制度性的经济合作和贸易自由化。但可以肯定地说，中日韩最终完成制度性经济合作和贸易自由化，将为东亚经济的统合或经济一体化构成坚实的基础保障。     

区域货币集团的兴起及其地缘政治影响

区域货币集团已经成为一种显著的地缘政治经济现象。区域货币集团的形成和发展,既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货币之间相互竞争的结果,同时也受地缘政治经济驱动的影响。区域货币集团对地缘政治的影响路径有三个方面:一是与货币竞争和货币发行机构有关;二是与地区货币金融稳定有关;三是与地区政治认同有关。就现有的区域货币集团而言,在国际层面,美元的扩张增强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在地区层面,欧元区、中非和西非法郎区以及东加勒比地区和东亚地区,地区货币合作不仅促进了地缘融合,同时也加强了地区系统内部的稳定。不论是国际层面还是地区层面,区域货币集团的形成,都在重新塑造着全球地缘政治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