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梵志白话诗中的“被”字句与“将”字句

一、关于初唐诗人王梵志及其白话诗 王梵志在唐宋时代,多为人知晓。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有从唐大历年间到北宋初年的手抄写本,共保存下王梵志白话诗三百多首,足见他的影响远及边陲。宋以后王梵志的名字有如明星陨落,渐渐地竟不为世人所知了,直到1900年发现了敦煌石室藏书,王梵志才重新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     

敦煌石室奴婢马匹价目残纸的初步研究

四川图书馆藏敦煌石室奴婢马匹价目殘纸一叶,是研究唐代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和阶级状况的重要历史资料。此纸原为某画家解放前至敦煌临画时所搜集,长期保存在私人手中,未经刊布,知道的人不多。今略加介绍,并附上个人初步研究的一些意见,以供参考。     

重庆市图书馆馆藏敦煌写本残卷《大通方广经》考辨

重庆市图书馆所藏一轴古代写本残卷,实乃《大通方广经》卷中的一部份,原出自敦煌石室,后辗转至此馆.该经内容既能纠补《大正藏》之阙失,而其所附题识更汇集了民国张海若、徐鸿宝、严天骏、李权四人墨宝及钤印,颇为宝贵,具有很高的历史、版本和艺术价值.     

从敦煌《毛诗》古写本看高邮王氏训诂方法的科学性

敦煌是我国伟大的文化宝库。敦煌石室保存了大量六朝唐宋的古写本,总数估计在六万卷以上,其中百分之九十五是三藏佛经,此外还有许多传统的儒家和道家典籍,经、史、子、集各类古逸书以及大量文书资料。《毛诗》是儒学著名经典之一,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历代传钞讽诵不已。但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毛诗》较早的本子是北宋钞本,此外还有九世纪初的开成石经本,再早就不得而知了。但敦煌石室为我们保存了六朝,初唐     

北京大学图书馆历史沿革

北京大学图书馆是我国历史久、藏书多、规模大的图书馆之一。北京大学创建于一八九八年,原称京师大学堂,于一九○二年设置藏书楼(?)一九一二年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藏书楼随之改称图书部,一九三一年才正式改称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到现在已有整整八十年的发展历史。北京大学图书馆现有藏书三百四十万册,其中有外文图书九十多万册。最早的藏书是从清代各省官书局调拨的局刻书,并以康有为强学会藏书和巴陵方功惠碧琳琅馆藏书为基础。以后又陆续收进了以收藏版本和敦煌卷子闻名于世的木犀轩李盛铎藏书,以及以收藏戏曲小     

《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校议(一)--兼议《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

研究了郑炳林先生的《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和王仲荦先生的《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的录文、校注,细按所涉诸地理文书原卷真迹之图片,采用对校或理校,加以考订辩驳,整理成文,主要成果共19条。     

沙皇俄国对敦煌及新疆文书的劫夺

敦煌石室文书自一九○○年发现,迄今已经八十周年了。半个世纪以前,中国的爱国学者曾经以悲愤的心情说道:“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回顾十九世纪末叶以来,吐鲁番、库车和敦煌等地文书的相继发现,一再轰动了国际东方学界。然而,在灾难深重的清季中国,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年代,这些文书却遭到了外国殖民主义者的大规模劫掠。就中,沙皇俄国扮演了一个十分贪婪而又阴险的角色。一八七九年匈牙利人洛克齐的敦煌之行,一般被认为是外国人觊觎敦煌文物的发     

汉简中所见韩朋故事的新资料

本文对 1 979年在甘肃敦煌西北马圈湾出土的一枚汉简作了考释 ,证明汉代已存在关于韩朋夫妇的故事。这不但究明了《搜神记》中关于韩夫妇的记载和清末在敦煌石室发现的《韩朋赋》的渊源所自 ,而且对研究汉代通俗文艺的发达情况具有重要意义。     

档案与澳门历史文化研究

档案作为历史文化研究的最重要资料，对中国和世界学术界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在澳门这座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及其他国家和地区，保存着大量有关澳门历史文化的档案，估计在一百五十万件至二百万件之间，其数量是敦煌文书的数十倍。研究澳门历史文化的学者，假如能以研究敦煌的学者为榜样，在搜集、整理、公布和研究这些档案上作出更大的努力，并将其与其它文献及考古实物资料互相印证，在２１世纪，对澳门历史文化的研究就能够像敦煌研究一样成为一门重要的国际性学问。     

浅谈浅代学者王仁俊对敦煌学、西夏学的贡献

清代学者王仁俊对敦煌学的突出贡献是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敦煌文献资料集<敦煌石室真迹录>编纂工作,这也是敦煌文书搜集、整理、刊布工作之始.他对西夏学的贡献是完成了第一部西夏公文的汇辑之作<西夏文缀>,编写了第一部介绍西夏人著述情况的目录之作<西夏艺文志>,此举不仅为研究西夏学奠定了资料基础,同时也为后人继续进行类似的工作提供了参照和借鉴.     

珍本古籍外流：藏书家后代导演的悲剧

中国藏书家的珍本古籍流散日本最多,原因是藏书家后代无能保管终将出卖海外。陆树藩与宋楼藏书、叶启倬与观古堂藏书、盛氏后裔与愚斋藏书、李氏后代与敦煌文献等,无论如何他们将祖辈的心血变成＂泊去品＂,让民族文化载体被捆绑东瀛,造成了国宝外流不可挽回的损失,实在难辞其咎。     

重版《敦煌变文集》试议

今年七月,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室发起和主持召开了“敦煌文学座谈会”.闻者莫不欣喜,以为自藏书发现以来,八十余年间,这样全国规模的专业会议,还是第一次.会议回顾了敦煌文学研究的历史,介绍了国外的动态,交流了心得和成果,并提出学术论文多篇.老专家,中青年工作者和出版界人士一起,专门讨论了如何协力推进今后学术研究的问题,一致意见是首先     

读项楚《王梵志诗校注》

长期失传的《王梵志诗集》在敦煌石室重新发现以后,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浓厚兴趣,1925年,我国学者刘复刊布《敦煌掇琐》,其中收录了王梵志诗三种,率先揭开了王梵志诗整理研究的序幕。此后,海内外学术界对王梵志诗进行了更为系统的研究,发表了数以百计的研究论文,并出版了《王梵志诗集》(法国学者戴密微著)、《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赵和平、邓文宽著)、《王梵志诗校辑)(张锡厚著)等一批颇见份量的研究著作,一时蔚为大观,举世瞩目。     

敦煌本高适佚诗《因书即事》析论

在敦煌石室遗书中发现了唐代著名诗人高适的佚诗《自武威赴临洮渴大夫不及因书即事寄河西陇右幕下诸公》一诗，本文对这首佚诗作了研究与剖析。论定本诗融铸于时代精神，表现了盛唐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爱国主义是贯穿本诗的一个重要内涵。并与《燕歌行》及岑参边塞诗进行比较、考察了本诗在艺术上有质朴自然等特点。     

孟晋超群：叶昌炽藏书研究成就与影响

叶昌炽为近代政坛上颇有影响的政客、史官,更是著名学者.在巨变的时代,他目睹国势衰颓,治学理路不自觉地走向“由旧趣新”的路数,在方志学、金石学、目录学、敦煌学等领域,都做出了卓越的成就.他撰写的《藏书纪事诗》一书,开创了近代藏书研究的先声.该书搜扬潜逸,为历史上众多私人藏书家立传.他别出心裁,一改传统的传记体书写模式,采用诗注结合的方式,创造出“纪事诗藏书家传”这一新颖文体,将诗歌创作与学术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叶昌炽藏书学研究影响深远,在引领近代以来藏书研究逐渐走向成熟的同时,还带动了“纪事诗藏书家传”的各种后续之作层出不穷,成为学术史上一枝奇葩.     

关于通俗小说起源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辩证

本文从敦煌俗文学中称“变”或“变文”等作品的主要形式特点入手,对过去研究中将敦煌石室所藏绝大多数俗文学一概称之为变文,又将所有的变文一律认定为和尚俗讲的底本,从而进一步断定和尚是通俗小说得以产生的功臣,通俗小说的主源盖在印度,随佛经传入中国的观点,一一进行纠驳,指出通俗小说虽是多元文化的产物,但其主源乃在本土,其胚胎孕育于早期的“杂戏”之中。     

唐代因明研究与敦煌因明写卷

唐代的因明研究在玄奘的传译和倡导下曾盛极一时,奘门大德依据玄奘口义写下了大量因明文疏,为汉传因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嗣后唐代的因明研究随着慈恩宗的衰落而式微,唐代诸疏亦散佚几尽.然封存于敦煌石室的文轨与净眼等所撰因明论疏的写卷则在洞中安然度过千年,直至20世纪初才被发现,后被斯坦因和伯希和收走,现藏于英国图书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本文对敦煌出土的七种因明写卷一一作了简介,并分析了敦煌因明写卷出土的意义.     

敦煌碑铭赞抄本概述

敦煌碑铭赞是研究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及西北地区政治、宗教、文化、民族关系、石窟考古和佛教艺术的珍贵文献资料、本文对敦煌碑铭赞文书的相互关系、碑文与莫高窟营建、邈真赞的有关问题及碑铭赞与敦煌的历史作一系列论述和探讨。     

石碉文化初探

史籍中关于石室的记载,最早可追溯到《山海经》所载西王母居住的石室及《世本》所载的“夏鲧作城郭”;而考察嘉戎民族的起源,确也可上溯到夏系。但是,现存石室、碉楼却集中在岷山及其西、南。所以,可以先从有关这一带的史料作一些考辨。 《蜀都赋》章樵注引《蜀王本纪》:“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     

《唐写本唐人选唐诗提要》质疑

《唐写本唐人选唐诗提要》一文,载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9月新1版初印本《唐人选唐诗(十种)》(原中华上编版)首卷“敦煌石室发现的唐人写本残卷”之前。该文系摘录《鸣沙石室佚书目录提要》(简称《提要》)。为了商榷问题,先引其有关原文于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