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宗族偏好”到“理性表达”——家族参与村庄政治的路径选择

家族参与乡村政治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嬗变的过程,从传统社会的"宗族偏好"到现代社会的"理性表达",作为中国社会的一种重要的传统资源将长期与现代的乡村治理发生着互动关系,从而推动乡村的政治建设进程.     

从丧葬礼仪的变迁看民间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以山东省碑坡村丧葬礼仪的变化为个案分析

形成于传统社会的民间文化与传统乡村社会环境相适应.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教育水平和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有了很大的变化.民间传统文化所位育的乡村社会环境发生了改变.在乡村社会环境的变化中,一些民间文化传统也不断发生着改变,但民间文化在变迁中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体现了文化的传承性.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应正确对待民间传统文化.     

论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从礼治秩序向法治秩序转变的过渡时期,在混杂多元的社会秩序中确立法治秩序在乡村社会的权威地位,并使其发挥最佳效用,是乡村社会法治秩序建构的关键。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对建构国家法与民间法良性互动关系,实现诉讼解纷方式与非诉讼解纷方式的互补与融合.培育乡民的现代法律意识,处理乡民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从而成功实现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论转型期乡村空心化阵痛及其缓解途径

城市化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方面。在中国传统社会,乡村是社会重心,城市并不发达,但在近代转型过程中,资源不断从乡村流向城市:城市呈现繁荣,成为社会中心;乡村日益衰败,表现为空心化。当前乡村空心化就是这一历史转型的症状,而治理失范又使更多资源溢出乡村,加剧空心化。因此,缓解当前乡村空心化在于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的社会转型及乡村治理的规范化。如此,治理乡村社会空心化的具体措施才能发挥作用。     

科举制度的废止与乡村士绅的消逝

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整合传统社会生活并维系社会内部平衡的功能,它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均起到了枢纽与调节的作用.科举制度的废止,使得中国的乡村士绅阶层逐步消逝,并对乡村社会秩序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它导致了乡村文化的断裂、乡村权力结构发生变动、乡村在经济上对城市的依附性增强,这一系列影响使中国农村与城市差距不断拉大.     

乡村社区公共品供给模式变迁:历史断裂与接合——基于乡村秩序演进的理论视角

乡村秩序与乡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密切相关.在乡村秩序形态的演进中形成了不同的村社公共品供给模式,在传统乡村社会,内生秩序占主导的乡村社会形态形成了村社自足的公共品供给模式.而新中国建立后至税费改革前,外生秩序占主导的乡村社会形态形成了国家统合的公共品供给模式.时至当下后税费时代,乡村社会外生、内生秩序出现了双向并弱的态势,造成了公共品供给的困境.由此,必须重塑乡村社会秩序,并通过国家与村社的有效接合.     

多维理论视角下的我国乡村治理

本文从多理论维度对乡村治理进行考察表明,加强村民自治建设是适应时代要求和保障农民直接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必然选择;通过国家正式制度和乡土制度的博弈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行提供一个乡村制度框架保障;通过改造和升华传统乡村社会资本、大力培育现代乡村社会资本,为我国乡村治理的发展提供扎实的现代社会基础;通过多中心治理体制促使同时满足乡村公共利益和农民个人利益最大化要求善治体系的形成.     

改革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

中国乡村社会结构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逐渐进入重大转型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工的出现、乡镇企业的发展以及农村城镇建设等新事物、新现象的出现,为乡村社会从封闭到开放、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到异质多样性社会的过渡和转变带来了动力和契机,乡村社会结构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英租威海卫时期土地交易习惯的历史考察

在英租时期,威海卫地区的乡村社会呈现出特殊的形态.乡村社会中土地流转比较频繁,土地权属关系表现多样化,社会秩序更加复杂多变.选取土地交易和土地诉讼为研究对象,利用民间契约文书、官方诉讼档案、社会调查及碑刻文献等第一手资料,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角度,考察了先买、除留、转租和升科这四种中国传统习惯.     

近代乡村新学教育发展缓慢的政府原因

20世纪初,清政府进行教育改革,在全国上下大力推行新学教育.然而,这种靠政府强力推行的新教育在乡村社会发展中却举步维艰,与传统的私垫教育相比处于弱势.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各届政府普遍漠视乡村教育是一个重要原因.从文化竞争的角度解析这些原因,对正确认识乡村社会的教育文化有重要意义.     

当代山西河津庙会初探

庙会是乡村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了解乡村社会的现实状况、认识乡村社会变迁的重要视点。从庙会的分布、内容、功能等方面对当代山西河津庙会进行考察,从祭祀神灵、参与主体、庙会内容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当代庙会对传统的延续与演变。当代庙会在具有庙会的传统功能以外,由于时代的发展,被赋予了新的功能。     

人民调解制度与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之契合

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的各方面都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在此基础上生成的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了新的特点,既有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时陷入了传统自治能力衰弱、现代法治方式无力和传统道德治理式微的困境,鉴于此,中国在新时期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从社会矛盾纠纷解决角度来看,人民调解制度的特质契合了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三维要求,成为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关键点。目前,人民调解制度遭遇了社会转型期的发展瓶颈,其在解决社会矛盾纠纷时的天然优势变得不再明显,需要从唤回"出走"的乡村精英和乡贤、促使"村规民约"的现代嬗变、树立人民调解协议的内在权威和政府购买人民调解服务等方面重塑该制度。     

教育负担与清末乡村教育冲突

教育冲突是清末乡村教育领域一种较为常见的现象.学界一般认为,教育经费增收造成的经济负担加重是乡村教育冲突产生的最重要原因.然而,从清末乡村教育负担的实际情况来看,新式教育给乡村社会造成的经济压力非常有限.教育经费之所以屡屡引发教育冲突事件,主要是由于清末乡村教育财政制度的不健全导致经费分摊中的实际不公平,地方绅士在经办教育经费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腐败现象,地方政府与官员在教育财政政策中缺位造成乡村教育与乡村社会之间缺乏必要的缓冲,以及这种新财政体制对传统农民的心理和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强烈冲击等几个原因.因此,新式教育要想真正扎根于乡村社会,不仅需要双方都做出适当调适,也必须发挥其社会改造作用,促进乡村社会的现代转型.     

试论我国乡村精英研究的范式转换

中国传统社会的＂皇权止于县政＂为乡村治理留下了相当的＂自治＂空间,乡村精英人物顺势担负起了这一职责。随社会历史的发展变革,国家权力逐渐深入下沉到乡村社会基层,加强了国家对乡村的控制和资源获取,因循这一现实,乡村精英人物也不断受历史的裹挟发生演变分化。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一百多年来,乡村精英研究的范式经历了如下转换：从乡村精英地位和功能的研究到乡村精英角色的分类研究再到乡村精英的结构及其变迁趋势研究等逻辑嬗变过程。     

社会资本:乡村协同治理过程中的变量

协同治理是乡村治理的新思路,它可以有效弥补农村单中心治理绩效低下的不足.乡村协同治理需要各主体间的信任与合作.社会资本可以为乡村协同治理提供信任与合作的网络,它与乡村协同治理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社会资本的正负效益都影响着乡村协同治理的绩效.因此,在乡村协同治理过程中要关注社会资本这个变量,转型传统社会资本、培育新型社会资本、鼓励农民参与.     

治理主体多元化的现实困境及乡土文化的治理功能

治理主体多元化是当今乡村社会治理的主要特征之一.传统治理主体在功能定位、职责权限、治理能力等方面存在诸多现实困境.宗族组织、民营组织以及乡村草根组织等社会力量、组织的兴起与参与,又因价值取向、文化水平、自身利益等催化了乡村治理失衡.乡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核心,以其显著的乡土性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为多元主体提供了主体认同;以其文化意识形态功用,内化民众的思想,促进乡村社会有序发展和自治调控;以其独特的秩序意义助推乡村社会矛盾整合、多元主体价值观趋同以及各阶层利益归一,维护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和健康发展.以乡土文化提升乡民的文化自信和公德意识,通过"文化+产业"模式推动经济、文化双赢,实现乡土社会的良性共治.     

乡约对新农村的整合意义

乡约是传统中国乡村社会自治组织,是传统乡村社会整合的主要力量之一。20世纪30年代,面对日益衰落的乡村,一些改良主义知识分子发动了乡村建设运动,力图在乡村社会重建乡约整合。通过分析传统乡村社会和现代乡村建设中的乡约整合机制,指出乡约整合是以“礼”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整合。探讨了这一文化整合对新农村建设的意义,以及如何创造性的改造传统乡约,使其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应有的整合作用。     

祖先崇拜:支撑乡村生活秩序的传统宗教内核

祖先崇拜是儒释道等中国传统宗教与乡村社会生活秩序互构的内核.以祖先崇拜为代表的传统宗教伦理一直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相对稳定因素,并成为乡村生活秩序的内生性基础力量.在现代乡村生活秩序中,祖先信仰主要体现为:宣扬“祖先”和“孝”的理念、以家庭家族为单位完成敬祖仪式、构筑乡村社会的权力场域.对祖先崇拜进行适当制度化建构是协调国家、社会和宗教关系的很好途径,也有利于建立以内生秩序为导向的低成本乡村自治.     

民间制度文化与乡村治理的改善——以黄山市为例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社会治理,应该从梳理农村民间传统文化根基开始,努力寻找现代文明与农村传统文化的契合点。立足于这一认识,从民间制度文化入手,探寻了古徽州的宗族制度、乡规民约、民间组织、礼法兼治等在乡村治理中的内涵价值,并从扩大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发挥民间社会潜能;以农民的积极认同作为乡村治理的价值基础,实现乡村治理制度的创新;礼法并用,提高对乡村的思想统治和组织控制等三个方面阐述了徽州民间制度文化的现实意义。     

民主改革与羌族地区乡村政治变迁

通过对羌族地区民主改革与乡村政治变化的系统梳理,文章认为,1950年代羌族地区的民主改革,是以政府主导实施的以国家强制力量推进的有计划的社会变迁.通过民主改革,国家权力通过各级正式权力结构渗透到羌族乡村社会,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发展到了村寨,形成了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乡村政权.党政权力取代了羌族传统社会的控制手段,从根本上改变了羌族社会乡村政治状况,最终将羌族地区纳入国家的一元化政治制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