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概念分析

作为概念,“宽严相济”有一个从统治方略到刑事政策的转变过程,而当下所说的"宽严相济"指的是一项刑事政策,它有着特定的权力结构背景和理论知识语境。作为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发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特别是在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的关系、刑事政策运行方式、保持刑罚适正性等方面都实现了质的飞跃。     

试论我国环境刑事政策

我国正在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两型"社会的建设目标就是保护环境和资源.这就需要我们运用各种手段,采取各种措施,加大保护环境资源的力度.政策手段是一个主要的调控杠杆,环境刑事政策作为运用刑法手段控制环境违法行为和惩治环境犯罪的策略和方针,近年来在环境资源保护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环境刑事政策既是刑事政策,也是环境政策,既是立法政策,司法政策,也是执行政策,理论上对环境刑事政策进行研究,可以指导决策机关制定符合"两型"社会建设需要的方略,进而更好地运用刑事手段保护环境和资源.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刑事立法体认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于刑法中,但作为指导刑事立法的刑事基本政策,该政策在我国刑法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但是,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时代要求看,我国刑法对该政策贯彻还不完全到位,尚有诸多方面需进一步修改、完善.     

刑讯逼供问题深层原因探析

对刑讯逼供问题的解决，学界主要论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举证责任倒置、侦羁分离措施等有“立竿见影”之效的对策性制度，对此制度所赖以生存的土壤则少有论及，而对其深层原因的分析正是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笔者试图从人性论、人权论、价值论三个方面来剖析刑讯逼供在中国存在的深层原因并提出解决办法。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刑事立法的导向

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切入点,以犯罪圈和刑罚结构为解剖对象,对现行刑事立法进行反思。主张在犯罪圈的划定上将酒后驾驶行为、危害环境行为入罪化;将纯道德的无被害人的犯罪行为、安乐死行为、客观上不能犯的行为和预备行为去罪化。主张在刑罚结构上缩小死刑的适用范围、适当提高有期徒刑的上限。     

试论“刑讯逼供”

在刑事诉讼领域，转变司法观念，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是。刑讯逼供这种古老又野蛮的诉讼手段仍在法治的时代背景下屡见不绝，这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这就使得从理论上探讨和完善刑讯逼供的应对策略在当前的中国显得更为迫切。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三重定位解读

尽管目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被定位于刑事司法政策,但该政策在理论上应当是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刑事执行政策三位一体的基本刑事政策.作为刑事立法政策的宽严相济,应该不仅包括刑事实体法方面的政策,而且还要包括刑事程序法方面的政策;为刑事司法政策的宽严相济,是指在侦查、起诉和审判的过程中,侦查机关、起诉机关和审判机关在适用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时应当遵循的政策;为刑事执行政策的宽严相济,则主要表现在监禁和死刑的执行两个方面,在现代刑事执行制度中,必然是监禁与非监禁化、行刑人道化、行刑社会化的有机结合.     

刑事政策的司法应用

根据基本法理的严格意义,刑事政策很难作为刑事司法中的直接标准由司法者加以应用.这是由司法机关的地位决定的.但是,法律的相对确定性,为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的直接应用留下空间——刑法的解释.我国的司法解释体制将司法解释者与司法者和办案者进行了区分,即解释者不直接办案,直接办案者不能作出有约束力的司法解释.然而,办案者仍然存在解释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应用刑事政策.不过,不能因为要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罪刑相适应原则,而牺牲罪刑法定原则与法治原则.在法律范围内直接应用刑事政策,虽有空间但余地不大.刑事政策主要靠立法实现.     

论中国刑事政策的文化导向

文化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一个国家的刑事政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而影响对犯罪的预防与控制。由于基督教的深刻影响,基督教之爱与宽恕思想变为深刻的法律意识,西方很快就走上了刑罚文明的道路,刑罚趋轻成为其刑事政策的精髓。关于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具体刑事政策,其最本质、共同性的东西是重刑主义,这表面上由专制权力决定,但从深层原因分析,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先进文化之＂和谐＂、＂人权＂、＂爱与宽恕＂对中国当下刑事政策具有积极的影响,以先进文化为依托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质上是一种远离重刑主义的刑事政策。     

论我国刑事政策的法治化

刑事政策在预防犯罪、控制犯罪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刑事政策具有灵活性、动态性和抽象性等特点,在执行的过程中易造成执行标准的不统一,甚至出现法外定罪量刑的情况。本文认为,刑事政策应通过刑事立法、司法和行刑三个方面的活动得以体现,实现刑事政策的法治化。     

试论刑讯逼供存在的原因及对策

主观主义是刑讯逼供产生的思想根源 ;人权观念淡漠是存在刑讯逼供的根本原因 ;法律制度不健全为刑讯逼供提供了客观环境 ;司法人员缺少应有的职业道德 ,业务素质低下是刑讯逼供发生的直接原因。我国要彻底铲除刑讯逼供 ,必须尽快采取以下应对策略 :完善立法 ,建立制度保障 ;彻底铲除主观主义和封建诉讼意识 ,树立现代诉讼观念 ;提高司法人员的道德水平和业务素质 ,优化司法队伍。     

我国刑讯逼供的成因及对策

刑讯逼供是一种暴力取证的方法,被我国政府明文禁止,但刑讯逼供现象仍屡屡发生.文章首先从历史、制度、司法技术等角度分析了我国刑讯逼供现象产生的原因,认为只有改变司法人员的思维模式,加强监督,赋予嫌疑人沉默权,确立非法证据除外原则,实行悬案搁置制度等措施,才能消除刑讯逼供现象.     

论孙中山废除刑讯逼供制度的现代价值

刑讯逼供是我国古老的司法传统,在科技落后的情况下,这种审讯手段对于侦破案件有一定的帮助。虽然历代都有人对于刑讯逼供的残酷性提出批评,只有孙中山是第一个以国家最高领导人身份命令废除刑讯逼供制度的,这对于进一步发展民主与法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但由于孙中山过早地辞去了领导职务。没有将废除刑讯逼供制度用立法的方式固定下来,没有提出取代刑讯逼供的相关的行之有效的手段,也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对官员及民众进行思想教育工作,使得废除刑讯逼供制度的工作出现反复。彻底废除刑讯逼供制度,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刑讯根源之功能与文化探析

刑讯逼供是现代社会司法中存留的酷刑之典型表现,它是对人类固有尊严的践踏,是对法治的公然挑战。刑讯逼供之所以在现代司法中根深蒂固,除相关制度不完善的原因外,负载显示权力运作之社会功能是其现实的背景性原因,无“个体”与“自我”认同的传统法文化精神的浸润乃其内在的根源。     

刑讯逼供的历史流变及其原因

由于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以及法律制度某些方面的缺失,刑讯逼供现象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相当普遍,已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事业造成了极大损害,这就使得从理论上探讨、完善刑讯逼供的应对策略在当前的中国显得更为迫切。梳理中国历史中的刑讯逼供形态及其流变,在此基础上探寻中国古代专制文化造成的有碍司法公正的观念的成因,有助于加深对纠正刑讯逼供"顽疾"的认识。     

论“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思想及其实现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已经成为当今我国刑法学发展的大趋势,它实际上是对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刑事政策发展演变过程的概括总结。我国刑事立法整体上已经体现了这一思想,但是,在具体的刑法适用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因此,就借鉴和发展“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思想而言,当务之急是总结和分析现代刑事政策学的研究成果,将其融会贯通到我们的刑法适用中来。     

一种新的刑法解释学观点——以刑事政策为中心的分析

刑法解释远非一种单纯探寻刑法文本含义的学究式思维游戏,而且刑法解释的依据不应当是刑法文本.刑法解释本身是一种利益衡量的活动.在这个利益衡量游戏中,无论是刑法有权解释还是刑法适用解释,刑事政策通过各种组织化的力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公安机关遏制刑讯逼供路径之回顾与前瞻

通过系统梳理1979年以来公安部发布的有关遏制刑讯逼供的规范性文件,既可以回顾公安机关遏制刑讯逼供的路径,又可以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从而为公安机关更有效地遏制刑讯逼供探寻新的路径。在遏制刑讯逼供问题上,我国公安机关最高主管部门作出了积极而持续的努力,但是其仍然有广阔的作为空间,未来公安机关遏制刑讯逼供的切实成效,仍有赖于其作为力度之大小。     

唐律与日尔曼法刑讯制度比较研究

日尔曼法中的刑讯制度与唐德中的刑讯制度既有相似之点，亦有不同之处，两者在刑讯由谁决定与实施、刑讯实施过程的监督及刑讯实施者责任的规定方面均存较大差异。唐律刑讯制度的官方特色过于强烈，导致唐律对于刑讯过错责任的追究难以落实，这是唐代司法实践中酷刑无法禁止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古代刑讯制度至今仍难以彻底废除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