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价

多年来,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朱熹这位理学的集大成者,是南宋政坛上保守派的代表。有人以朱熹“激烈地攻击王安石变法”,作为他是保守派的重要根据之一。事实上,从朱熹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价来看,朱熹却是一位关心现实、有志治国、力主改革的代表人物。北宋中期,王安石之所以变法,是想改变宋王朝冗官、冗兵、冗费的贫弱状况。生长在南宋的朱熹,与王安石一样,同样深刻地目睹了当时社会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腐朽状况,认为“今天下大势,如人之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肢,盖无一毛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历史教训

北宋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在中国历史是影响深远的“熙宁变法”在宋神宗赵顼的发动和王安石的主持下,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了。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无畏精神,同反对变法的保守派进行坚决斗争,使新法前后推行了十六年之久。但是,由于变法只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并没有触及导致社会危机加深的社会经济结构,对造成宋代“积贫”,“积弱”局面主要根源的专制皇权过分膨胀的问题更没有任何触动。因此,新法虽然推行多年。     

王安石戳穿司马光冒充公论的假面具

神宗时的王安石变法是北宋时期政治改革的高潮,革新与保守的斗争也特别激烈.当时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司马光疯狂地阻挠王安石的变法,指斥王安石推行新法有四大罪状:新法名目繁多是为“生事”;不把财政工作交给三司,而另立三司条例司理财,是为“侵官”;广置使者,行新法于四方,是为“征利”;拒绝接受保守派意见,是为“拒谏”.王安石严正地给予回击:“议法度而修之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兴利除弊,不     

略论王安石的法律思想

王安石变法是与王安石的法律思想和变法实践紧密结合,以“大明法度”,变法图强为指导思想的崇尚法治、以法治国的改革运动。“大明法度”、变法图强的法律思想贯穿改革运动的始终。重视法律的作用,自上而下运用法律手段全面调整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制定法令法规对财政...     

“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二三事

<正>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的新政是历史上一次有名的改革.这次改革是在范仲淹主持下进行的,对后来神宗时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史学界对庆历新政,已有不少论述,但还有一些问题可作进一步的探讨.本文试从王安石熙宁新法与庆历新政的某些比较中看范仲淹的改革.庆历改革虽然失败,但新政的主持者范仲淹,无论当代或后世对他的称誉很高,与人们对熙宁变法的王安石毁誉参半不相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传诵了九百多年的名言.金元遗山认为范仲淹“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则又孔子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评价可谓最高.     

简析王安石的法律思想

王安石是一位曾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称誉的“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他曾为挽救北宋王朝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局面,进行了一次著名的熙宁改革,史称“王安石变法”。“守天下之法者莫如吏”,是王安石在变法中提出来的重要的法律思想。他说,“夫聚天下之众者莫如财”,维持国家的政治统治,最重要的是要有财。“理财”,是王安石改革的核心思想。他希望通过“理财”,挽救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     

从二程对王安石的批判看理学的政治倾向

程颢、程颐在政治上反对王安石变法,并对王安石新学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进行了批判,暴露了理学唯心主义的阶级实质。 一 在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尤其在变法失败之后,反对派因反对新法,而涉及新学,竟将新法、新学捆在一起,进行批判。程氏兄弟尤其小程及其门人,则抓住王安石哲学唯物主义进行唯心主义的批判。 1.曲解王安石关于“理”与“物”本质关系的论点。     

进一步的“哥白尼回转”——从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说起

从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对学术范式转型的意义看 ,余英时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把朱熹定位在“后王安石时代” ,充分体现了他对朱熹历史世界的精深洞察。同时 ,也说明学术界以往将王安石排斥在思想文化史(特别是理学史 )的叙述脉络之外是一大缺憾。实际上 ,不仅是在“得君行道”方面 ,而且在“得人才”、“一道德同风俗”等方面 ,王安石都为后来的理学家特别是朱熹提供了思想资源 ,并通过改革科举等制度变革在客观上为理学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条件     

王安石是经济改革家吗

王安石是北宋熙宁变法的主持者,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但他是不是一位经济改革家或财政改革家呢?不是。因为按照现今人们对改革家称号的理解,被称为改革家者,不仅仅是改变了现行制度,而且还须使这种改变具有顺时立政、革除陈腐推动历史前进的性质。王安石变法不具有这样的性质。为了说明问题,以下从三个方面对王安石理财新法进行分析和评价。     

论王安石“抑兼并” 思想

如果说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缺乏系统性,未能形成完整的经济学体系,而“抑兼并”思想却与中国封建史伴随始终,有着一定的规律性,值得深入研究。 宋代王安石的“抑兼并”思想,无论作为他“全部经济思想的核心”,还是作为“王安石变法的基本经济理论”,历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而且大多学者给予了基本的肯定或高度     

司马光与王安石变法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历来被论定为“守旧派”、“顽固派”和“天命论者”。这一定论是不客观、不科学的。具体分析司马光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就不难看出,司马光既不是政治上的守旧派,更不是思想上的顽固派。一司马光与王安石生年相近,经历相仿。司马光二十岁中进士,历任地方及中央官职。王安石二十一岁中进士,历任知县及知州等地方官。1068年,王安石任翰林学士,     

论王安石的政治品质与政治作风

本文是一个大胆尝试。作者用新标准对王安石这个重要历史人物进行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评价。文章提出,“德量”是评价帝王及执政大臣的重要一条标准,因为他们政治品德的优劣不仅是客观存在,而且是关系着事业成败、生民命运和国家兴亡的大问题。用德量标准衡量王安石,文章认为,他在执政后,特别是在变法中的表现是:足己自圣,狂妄自大;刚愎拒谏,喜同恶异;重用阿谀之“小人”,打击陷害异议者;统制思想,压制舆论,实行学术专制和特务统治,手段残暴而行经卑劣。其恶劣的政治品质和作风,使小人当道,士大夫离去,新法推行中弊端百出,很快便导致了新法的悲剧结局。同时由于他援引小人,排斥异己,开阿谀逢迎、苟且偷安之风气,启新旧党争之祸端,使国家元气大丧,人材摧残殆尽,从而招致外侮,为金人入侵埋下了种籽,终致北宋灭亡。其教训是非常惨痛的。     

王安石生前毁誉交替现象的政治文化分析

王安石在熙宁变法前后,受到士大夫截然不同的评价和对待,反映了政治文化对政治评价和政治感情的强制作用。变法前,王安石与士大夫之间在政治文化方面主要表现相同性和一致性,因而受到高度赞扬;变法中,双方之间在政治文化上的巨大差异显现出来,从而引起冲突和争斗,并受到猛烈攻击和指责;下台后,王安石的行为表明,他在政治文化上又回到了传统与主流,并重新获得士大夫的肯定。     

论宋代功利思潮的演进

宋代功利思潮伴随着北宋“通经达用”的学风而兴起,一度通过王安石的变法改革付诸实践,然而,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使宋代的功利思想没能在政治、经济领域产生更大的影响,荆公新学也逐渐走向衰落。南宋时期的浙东事功学派继而举起了功利思想的大旗,以陈亮、叶适等人为代表的事功学者倡言功利,公开批评空谈道德性命的义理之学,尤其是陈亮与朱熹的“王霸义利之辩”将宋代功利思潮的发展推向了高峰。之后,随着理学上升为官学和事功学派的衰落,宋代功利思潮逐渐式微。     

制度、产权与历史变革--论王安石变法的经济本质

北宋王安石变法一直是备受争议的历史事件,但以往对变法的分析多集中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层面上的探讨,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对新法的内容及在实施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从而揭示这次变法的经济本质.     

王安石实学教育思想述评

王安石在北宋王朝中期,提出了变法主张,而与其政治、经济变法相配合,在教育领域里,也提出了实学的教育思想。 一、王安石人才观的实质在于获得“为天下国家之用”的实才 王安石重视人才,他说:“夫材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王文公文集》、下同)。然而,“一路数千里之间,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缓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职事者甚少,而不才敬简贪鄙之人,至不可胜数。”所以他认为,人才问题是执政者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的人才理论。     

南宋学者如何看待王安石变法?

本文针对周梦江先生在《陈傅良先生文集》序言中认为“南宋学者都将北宋之亡归咎于王安石变法”的观点 ,提出不同的看法。本文认为 ,陆九渊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有高度的评价 ,说陈亮把北宋之亡归咎于王安石变法也无不可。而叶适并没有把北宋之亡归咎于王安石变法 ,相反认为变法的失败是北宋之亡的原因之一 ;他对王安石变法基本上是肯定的 ,虽有批评 ,也是一个改革思想家对另一个改革思想家的批评     

苏轼在黄州

苏轼(一○三六——一一○一)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人。他是北宋比较关心民间疾苦,富有爱国精神的著名文学家。他同王安石都主张革新,但在改革什么,如何改革的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他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一些元老重臣因反对新法纷纷离开朝廷,王安石不得不重用一些“新进勇锐之人”,其中也混进了一些野心家、投机派。自熙宁四年(一○七一)起,苏轼离开朝廷,出任杭州通判,密州(山东诸城)知州、徐州知州。元丰二年(一○七九),苏轼改知湖州(今浙江吴兴),他在《湖州谢表》中说,神宗“知其(自指)     

论变法中的司马光

司马光"一生无不可对人言者",从不做口是心非之事。司马光不是"保守派"、"守旧派"。他的改革主张曾开北宋中期变法之先河,他强烈要求变革赵宋立朝以来的"三冗"、"两积"、"滥赏奢用"积弊。在变法的切入点与如何改的问题上与王安石政见有异。对新法颁行后出现的弊害,力行罢废,操之过急,犯了与王安石同样的毛病,有得有失,应具体分析。不应以王安石划线,对其妄加诬罪。     

曾巩与王安石变法

十一世纪王安石变法期间,曾巩与王安石由盟友转为敌对,这个问题引起史学界的极大争论。曾巩是否反对王安石变法?曾巩为什么反对变法?最后,对曾巩的政治生涯,究竟应作如何评价?弄清这些问题是解决他们之间关系变化之原因的关键。 一 变法之初,曾巩与王安石之间,在政策、方针、方法等问题上,似乎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结果是各执已见,不欢而散。所以曾巩忿而作诗:“结交谓无嫌,忠告期有补。直道讵非难,尽言竞多迕。知者尚复然,悠悠谁可语?曾巩对王安石推行变法由劝阻而哀怨,由哀怨而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