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王安石在北宋神家时期以理财为中、主持变法。他在“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思想指导下，颁布了诸如免役法、青苗法等等‘’富国理财”之术，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为此，王安石的反对派首领司马光曾与王安石有过一段争论：司马光以为，‘’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算放，以尽民财，如此则百姓穷困，流离为盗，岂国家之利耶！”王安石则说：’‘此非善理购者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①又说：“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O王安石声然给人们一种激进的生产发股论者形象，与司马光的保守言论形成鲜…     

从二程对王安石的批判看理学的政治倾向

程颢、程颐在政治上反对王安石变法,并对王安石新学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进行了批判,暴露了理学唯心主义的阶级实质。 一 在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尤其在变法失败之后,反对派因反对新法,而涉及新学,竟将新法、新学捆在一起,进行批判。程氏兄弟尤其小程及其门人,则抓住王安石哲学唯物主义进行唯心主义的批判。 1.曲解王安石关于“理”与“物”本质关系的论点。     

王安石的义利观与儒家思想传统

一北宋王安石的改革,遭受到反对派的肆意攻击;被攻击的多种罪名中有一条说,王安石皇皇求利,不知礼义,违反儒家孔孟思想。例如范纯仁说:“王安石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①文彦博指责王安石皇皇求利,违反天义:“衣冠之家罔利于市,缙绅清议尚所不容,岂有堂堂大国,皇皇求利,而天意有不示警者乎?”②反对派之首的司马光则引孔子的话来攻击王安石:“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樊须请学稼,孔子犹鄙之,以为不知礼义,况讲商     

评王安石变法期间的“顽固派”

王安石变法期间,一大批著名人物如司马光、韩琦、欧阳修、苏轼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王安石的新政。如何评价这些反对派,历来存在争议,本文现拟就此问题试作评价。一王安石变法是在北宋日益因循守旧弊病百端的历史条件下,由宋神宗支持与领导,王     

一桩历史公案的思考——从《祭欧阳文忠公文》看王安石与欧阳修的关系

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翌年又任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时期,王安石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以整理财政为中心的全面改革,相继推行青苗、免役等新法,围绕着变法同反对派进行了尖锐斗争。反对派的代表人物是司马光、韩琦等元老重臣。欧阳修是站在反对派一边的。青苗法是在熙宁二年九月四日由制置三司条例司奏明并发布的。其目的在于便民利国。“今通一路之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裒多益寡,而抑民豪夺之意也。”因为     

灾异与政治：雍正帝的“灾异话语”建构与灾害应对

灾异与政治的互动是清代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这在雍正年间表现得尤为明显。雍正帝即位后,围绕灾异因何而生、如何应对建构起一套话语体系。一方面,它侧重政事修举、民风忠良对灾异的“预防”,当落实为一种应灾机制时,有助于皇帝分流、转移咎责,化解灾异谴告对帝王“天命”隐喻的威胁;另一方面,它也存在固有缺陷,一旦出现持续性的自然灾害,应灾实践往往会突破话语的束缚,并对机制不断进行调适,此时的弭灾之方更近似于一种动态化的“试错”机制。从“天人关系”的角度看,雍正帝宣扬的这套“灾异话语”,预设逻辑在于承认士庶官民亦能感格昊天;乾隆帝则强调君主在天人沟通中的垄断性,为保持前后表述的一致性,他在雍正朝实录纂修时对此类话语做了系统的删削与修改。     

诏狱缘何涉新法:北宋祖无择案刍议

熙丰年间的祖无择案轰动一时,时任知杭州事的祖无择被拘下狱讯问,由此牵连一大批官员。当时士大夫对这一案件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大多认为是祖无择与王安石、王子韶之间的私人恩怨所致,后来上升至变法派与反变法派之间的斗争。由于为祖无择辩护的多为变法反对派人物,祖无择也因此被划归了变法的反对派。实际上,祖无择本人并没有明确反对变法的主张,他在当时的政坛应该有着自己的独特立场。     

曾巩与王安石变法

十一世纪王安石变法期间,曾巩与王安石由盟友转为敌对,这个问题引起史学界的极大争论。曾巩是否反对王安石变法?曾巩为什么反对变法?最后,对曾巩的政治生涯,究竟应作如何评价?弄清这些问题是解决他们之间关系变化之原因的关键。 一 变法之初,曾巩与王安石之间,在政策、方针、方法等问题上,似乎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结果是各执已见,不欢而散。所以曾巩忿而作诗:“结交谓无嫌,忠告期有补。直道讵非难,尽言竞多迕。知者尚复然,悠悠谁可语?曾巩对王安石推行变法由劝阻而哀怨,由哀怨而绝望。     

王安石变法的历史地位

九百午前,王安石领导了一场全面的政治改革,使北宋社会受到一次大震动。对这次政治改革,以后遂成为长期争论的历史课题。时至今日,仍然是“仁者见其仁,智者见其智”,难得一个公认的定评。目前,在充分肯定王安石变法的意见之外,还有部分同志持否定态度,甚至认为它是“违背历史潮流和民心所向的做法”,“造成了‘天下汹汹’的混乱局面”,是对历史的反动。仅就变法引起的反响这一点而言,已经说明了王安石变法内容之丰富,作用之巨大,影响之深远,在历史上地位之重要。     

西汉经济政策的大辩论--从《盐铁论》看中国古代两种不同的经济思想

汉武帝为巩固皇权,解决财政危机实行了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一系列经济措施。昭帝时期,中央召开了盐铁会议,以桑弘羊为代表的维持派与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反对派展开了论辩。其两者实质是春秋战国以来“放任”与“干预”两种不同的经济管理模式争论的继续,并对中国古代经济政策留下了深远影响。     

洛学、新学、蜀学异同论

本文认为 ,二程洛学与王安石新学和苏轼蜀学 ,并非都是完全对立的 ,而是有异有同。三家经过相互驳难 ,相互吸收 ,相互促进 ,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学派风格。二程洛学与王安石新学在维护统治集团的政治利益上 ,都希望变法改革 ,来挽救由于北宋王朝积贫积弱而引发的社会危机局面。只是在具体方法上出现了分歧 ,王安石变法的总目标是富国强兵 ,总方针是“理财”、“通变” ;二程则认为应该通过行仁政、重礼义、重教化的办法调整社会关系 ,缓和社会矛盾。王安石主张“兴利” ,二程主张“尚德” ,二者产生矛盾。二程加入反对变法的行列。但在态度上是比较温和的。他们在学术上 ,都为儒学的哲学化、儒经的义理化做出了贡献。在宋明新儒学的发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二程洛学与苏轼蜀学之争是保守派内部的派系之争 ,他们都反对新法。他们的争论主要是表现在学术上的性情之辩 ,苏轼主张性情统一论 ,二程则主张性善情恶论。洛学、新学、蜀学经过长期的争论 ,最终是洛学派中的程朱理学取得了官方哲学的地位。     

新世纪初俄罗斯共产主义运动的嬗变及其内部争论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出现了多个共产主义政党并存的局面,形成了所谓“共产主义多党制”。进入21世纪以来,俄国最大的共产主义政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内部争论加剧,多次发生分裂,党员人数减少,群众支持率下降,存在被边缘化的危险。近年来俄共进行了战略调整,从“建设性反对派”转向“不妥协反对派”,工作重点从议会斗争转向议会外斗争。俄罗斯共产党人仍然是当今俄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左翼力量,既遭到严峻挑战,也存在发展机遇,在前进道路上面临艰难抉择。     

论“大礼仪”并非权力之争

嘉靖初期“大礼议”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学界大都认为其实质是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或者官僚集团）与嘉靖皇帝之间的权力斗争，笔者不敢苟同，窃以为“大礼议”是以皇帝为首的议礼派与以内阁为首的反对派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与争论，不能把“大礼议”上升到内阁（或者官僚集团）与皇帝权力之争的层面来看待。     

反理学--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

北宋是理学勃兴的时期。由于理学继承并发扬了传统的为官方所承认、为老百姓所接受的儒学 ,理学思想实际上是当时哲学的主导思想 ,是人们的精神主宰。而王安石所提倡的“新学” ,以及他所施行的“变法” ,是与理学的宗旨和精神背道而驰的 ,是对理学的反叛 ;在这么一种哲学环境、精神环境下 ,王安石的新学和变法 ,从他提出的那一天开始 ,就注定了要失败的。     

汉代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演变

汉代“天人”问题集中体现在灾异思想之中,两汉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不断演变：西汉前期,“天人”中“人”的内容为君主,中后期,“人”的内容先扩增“臣”,后加入“民”,至东汉,“人”的内容———君、臣、民三者所占比重出现变化,“臣”与“民”所占比重加大。汉代天人思想本服务于神化君主,故前期“人”的内容为君主。然随着灾异频发,君主无法承担上天过多降谴,臣子也须分担灾异之咎。随后,“民”加入“人”的内容,对汉代政治思想产生重大影响,这意味着不仅“天”决定君主是否命世者,“民”也成为决定君主是否得到承认的重要因素。     

20世纪王安石学术思想研究的一部集大成之作--李祥俊博士《王安石学术思想研究》述评

“王安石是中国 11世纪的改革家”,这是列宁的一个著名论断。受此影响, 20世纪一百年来的王安石研究主要侧重于王安石的变法思想及其政治实践。这样,“荆公新学”的学术内涵及其意义就未能得到充分彰显。李祥俊博士《王安石学术思想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 11月出版 )可以说是第一部全面、系统地探讨和展示王安石学术思想的专著。 一、《王安石学术思想研究》的基本内容 　　该书以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传承、流变为线索,以传统经学、儒学、子学、佛学和道教的学术派别之划分为框架,分析王安石对各派思想的评价及其对各派思想…     

简析王安石的法律思想

王安石是一位曾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称誉的“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他曾为挽救北宋王朝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局面,进行了一次著名的熙宁改革,史称“王安石变法”。“守天下之法者莫如吏”,是王安石在变法中提出来的重要的法律思想。他说,“夫聚天下之众者莫如财”,维持国家的政治统治,最重要的是要有财。“理财”,是王安石改革的核心思想。他希望通过“理财”,挽救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     

关于王安石变法的几个问题——驳“四人帮”及其喉舌散布的一些谬论

(一)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这是被“四人帮”搞得十分混乱的一个问题。江青和姚文元都说什么“王安石变法主要目的是为了对付异族的侵略”。他们授意其喉舌炮制的反动文章,也鼓噪什么王安石变法是为了“抗战自卫”,是为改变“北宋大地主顽固派对     

王安石与司马光民族关系思想比较研究

王安石与司马光在民族关系思想上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兼制夷狄”与“华夷两安”、“先治其内后立功于外”与“欲胜夷狄,先强中国”以及德力观与礼信论三个方面。其思想分歧产生的主要原因和他们的政治理念、个人经历息息相关。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民族关系思想是对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略析百济时代的灾异及其应对

百济灾异涵盖天文、地质、气象、水文等多种类型，灾异呈现出地域广泛性、类型多样性、持续性和群发性等特点，灾异对百济的政治和社会生活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百济统治者对灾异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上的应对措施。百济的灾异观除了深受中国的“天人感应说”“阴阳五行论”影响之外，还受到来自北方系统的原始信仰或百济固有的土著信仰的影响，呈现出一套独具百济特色的完整系统的灾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