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中的被放逐者——传统诉讼文化中的讼师地位考

我们无法摆脱传统诉讼文化对当下法治建设的影响。作为乡土社会中的法律职业者,讼师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处于官方与民间、法律和道德上被双重拒绝的困境,这恰与发轫于西方的现代法治理念和现实形成鲜明的对比。以制度化的方式提升法律职业者的地位,仍然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谈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配合与制约

法律职业是掌握专门的法律知识和技能,以服务社会大众为目标、享有良好社会地位的自主、自律的职业群体。法律的价值在于平衡社会中多样化的利益冲突。在一个法治国家中,法律人通过履行自己的职责实现着法律的运行,并且彰显着法治理念和法律精神。但是,要在法律实施中实现法律衡平的功能,单个的法律职业者难以承担,需要法官、检察院、律师和法学学者等法律职业者共同行为。     

谈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配合与制约

法律职业是掌握专门的法律知识和技能,以服务社会大众为目标、享有良好社会地位的自主、自律的职业群体.法律的价值在于平衡社会中多样化的利益冲突.在一个法治国家中,法律人通过履行自己的职责实现着法律的运行,并且彰显着法治理念和法律精神.但是,要在法律实施中实现法律衡平的功能,单个的法律职业者难以承担,需要法官、检察院、律师和法学学者等法律职业者共同行为.     

法律职业者培养方式之比较研究

在我国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如何培养和选拔我国的法律职业者.本文从比较的视角分析和探讨了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美法德日)法律职业者培养方式的异同,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改革和完善我国法律职业者培养方式的几点建议.     

法律硕士与法律职业的对接——兼及法律硕士培养模式的完善

法治社会要求法律职业者不仅具有一定的专门知识,还必须具备相当的社会知识和人生阅历,只有这样,法治的权威才可能树立起来.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的设置有着深刻的法理基础,也是对我国法学教育既有模式进行改革的内在需要.在完善法律硕士培养模式的基础上,还应考虑建立法律硕士与法律职业之间的联系.     

法律职业化与司法考试的关系分析

在法律职业化过程中,司法考试是一个重要的制度,法律职业化与司法考试的关系表现为:法律职业化内在需要司法考试作为选拔法律职业者的手段,法律职业化中法律职业者的独立性地位的取得需要通过司法考试来实现,司法考试为法律职业者向着同质化、精英化方向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并促使法律职业化相关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论法律人的养成

法律人 (lawyer)是对具有同质性的法律职业者的概称 ,其同质性体现在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等方面。法律人是法治社会必然出现也无法回避的精英现象。欲实现法治 ,所有的法律人必须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共同体 ,担当先锋重任。其培养不是简单的工匠式的训练 ,而应该是一套完备的制度体系 ,即法律教育、司法训练和职业纪律规范三位一体、协调统一。我国法律人养成的路径 :应理出一条清晰的思路 ,使法律人的培养制度化。     

法律信仰的精神内蕴及法律人的使命

只有当民众对法的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产生了双重认同,尤其是对于在文本与现实之间起桥梁作用的法律人有了内心的信任,守法才可能真正内化为主体心中稳定的精神内蕴,进而形成对法律的信仰。因此,法律信仰的精神内蕴以法学家的批判精神和法律职业者的法治精神为前提和内在动因,并最终以民众的守法精神为其完美展现的统一;而法律人的使命则是促进和保障良法的生成以实现法的价值合理性,培育并成为有能力和有力量向社会输送公平正义的良法律人,以实现法的工具合理性,最终促成法律信仰的树立以及法治的最终实现。     

论转型时期社会自治的法治保障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公民社会正在形成,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社会自治与国家治理保持互动,社会自治是法治国家的基础,法治是自治的保障。适应社会管理不断创新的要求,我们必须更新社会自治理念,明确社会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规范社会自治权,不断完善社会自治的规范体系,促进"小政府,大社会"的顺利转型,实现社会自治的法治化。     

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之“全民守法”——论法的精神与当代中国法治普及

近日来,一些社会现象反映了我国公民法治精神、法治理念的缺失,体现了法律工具主义的错误认知以及对法律之作用的错误定位。法律的灵魂在于每个人自觉地遵守,如果无人遵守,法律将形同虚设,法治社会的建设必须做到全民守法。全民守法是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地位和先进意义。针对全民守法推进中所遇到的问题,必须加强法治思维的培养和引导,另外依法治国要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试论毛泽东法制思想的探索路径

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对现代化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不容置疑.社会主义法制作为新中国社会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深受毛泽东的影响.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在法制建设方面进行了颇具传统文化印迹和个性化色彩的探索,形成了丰富、独特的理性认识和实践方式,是毛泽东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1世纪,在中国社会即将迈入全面实行法治的新时代,重新反思毛泽东在探索新中国法制建设中的成功与失误,对当代中国现代化的法制建设具有深刻的历史借鉴意义和巨大的现实意义.     

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法律制度的构建

社会福利法律制度是对一个国家一定时期所有关于社会福利的法律和制度的总称。在传统社会福利制度下,我国社会福利法律制度存在一些缺陷:缺乏体系性、普遍性、组织性和监督性。我国在发展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过程中,要构建发展性、正当性、需要满足型社会福利法律制度,形成在《社会福利法》统领下单项法和专项法组合在一起的综合性法律体系。     

试论经济法责任

经济法的实质是保障个体权利的实现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协调。经济法责任作为经济权利、经济义务实现的保障机制,在整个经济法基础理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是经济法目的实现的最后一道屏障。经济法责任因其社会性、综合性与双重性而构成自己特殊的责任制度体系。这一体系包括调控主体的经济违法责任、经济侵权责任、经济补偿责任和受控主体的经济法责任。无诉讼即无权利,要实现经济法责任,突破传统的诉讼模式,建立经济诉讼模式是当务之急。     

论我国行政主体类型理论的重构

现代行政行为模式的变迁,致使某些社会主体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公共职能,在实践中表现为对传统行政主体类型的冲击.从我国行政主体类型的现状入手,分析其缺陷,从而提出重构我国行政主体类型必须以公共服务和行政分权理论为基础,构建多元的行政主体制度,从而实现行政主体制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与整个法律制度关系的理顺.     

现代和谐理念下的司法与纠纷解决

和谐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主题,传统和谐理念与现代和谐理念在纠纷观等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前者的社会基础已经瓦解,后者正在逐渐形成。我们应当在现代和谐理念之下,妥善处理司法公正和纠纷解决之间的紧张关系,大力实行多元化的纠纷解决实践,积极发展社会自治,实现纠纷的有效解决。     

论传统无讼法律思想对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影响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无讼,无讼就是不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纠纷和争端,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在法律上的反映。传统法律的无讼思想具有注重人际和谐、轻视法律诉讼、重视道德教化、注重犯罪预防、重视贤人政治、轻视个体权利的特点。传统无讼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对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和民众的法律意识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多元法律文化互动的多元透视

传统的比较法研究仅仅注重对不同法律文化的比较 ,而未能关注不同法律文化的互动问题。在当今世界 ,多元法律文化的互动是一个正在改变世界法律文化格局、影响各国法律发展走向的基本现象。从功能论的角度透视 ,多元法律文化的互动表现为功能上的比较和竞争。互动法则是优胜劣汰 ,即功能好者、强者得势 ,功能差者、弱者淘汰。从解释学的角度透视 ,多元法律文化的互动表现为不同法律文化意义系统的互相解释、互相渗透、互相融合。互动的结果不是一方取代另一方 ,而是双方都被对方所改变 ,渐次达到互相融合。从冲突论的角度透视 ,法律文化的冲突不过是不同社会群体、阶级或阶层之间的社会冲突的一方面。一种法律文化在冲突中处于何种地位 ,取决于法律文化的倡导者在整个社会的冲突中处于何种地位     

从传统文化视角解析大学生法律信仰缺失

法律不被信仰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我国当代大学生法律信仰缺失是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从传统文化视角解析大学生法律信仰缺失,主要缘于以道德手段为主的社会调控模式,削弱了大学生对于法律的信赖感,"刑"与"法"概念的混淆降低了大学生对法律的亲切感等。从根本上认清大学生法律信仰缺失的历史原因与文化背景,对于有针对性地培育大学生的法律信仰具有积极意义。     

传统尊卑观念的重新审视

传统尊卑观念,既是一个同政治制度紧密相连的关于人们社会地位的政治等级观念,也是一个同政治哲学和传统伦理道德紧密相连的价值观念。它的产生,既有社会政治根源也有哲学和伦理思想渊源,本质上是封建宗法制度（礼制）的产物。而其长期流行则是封建统治者依靠政令刑罚的强制手段实行＂礼治＂统治和儒家礼育长期教化双重作用的结果。传统尊卑观念,既包含君权至上的贵贱有等、尊卑有别的政治等级观念,也含有礼敬老人和在人格上尊重普通人的积极因素。历史上,它起到了禁锢人的思想、束缚人的行为、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直接导致了我国社会平等观念的缺失和法制观念的淡薄,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今天,它并未随着封建社会的终结而销声匿迹,仍然在深深影响着国人。重新审视传统尊卑观念,去芜存菁,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工智能背景下医疗法律责任的现实困境与完善路径

医疗人工智能利用深度学习和计算机算法等现代化技术,实现辅助诊疗、医学影像、药物发掘、健康诊疗等功能,是人工智能应用最具前景的领域之一。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具备自主思维和决策能力的智能机器人医生等人工智能将对现有的医疗法律责任制度带来颠覆性影响。在人工智能背景下,医疗人工智能是否具有独立法律主体地位、传统的医疗过错责任归责能否适用、因果关系如何认定等成为现代民事法律责任制度的严峻挑战,也成为实践中的必答之问。因此,在借鉴欧美人工智能领域的探索经验的基础上,在当前阶段通过修正和完善我国民事法律责任制度,提出针对不同的人工智能侵权情形适用差别化归责原则,并尝试建立人工智能强制保险或储备金制度,设置人工智能监管机构及行业标准,以实现既保障患者合法公平权益,又鼓励人工智能技术有效发展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