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驭夷"思想论略——兼论洋务运动的性质

曾国藩是以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发迹的.他为了镇压农民起义运动,维护清皇朝的封建统治,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提出"师夷智"以自强,筹办起洋务.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他还提出了所谓的"驭夷之法",形成了他的"驭夷"思想.这个"驭夷"思想不仅为当时的清朝统治者所接受,而且为他的门生李鸿章所继承,成为以后清政府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曾国藩1811年(嘉庆十六年)出生于湖南湘乡农村的一个小地主家庭.二十三岁(道光十三年,1833年)中举,二十八岁考取进士,进入翰林院,当了京官.这时已是     

从一道奏折看曾国藩的育人之道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生于1811年，卒于1872年。曾国藩六岁读书，二十八岁中进士。初授翰林院检讨，直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升礼部右侍郎、署理兵部左侍郎。成丰帝即位后，他又先后兼任过兵、工、刑、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人物，其生前毁誉参半，既有“中兴第一名臣”的美称，又有“卖国贼”的恶名。     

郭嵩焘与刘锡鸿

按寻常的逻辑与想象,郭嵩焘与刘锡鸿,属官场里两个不同层次的人物,他们不可能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恩怨与是非。 郭嵩焘出自湖南湘阴巨富家室,道光年间通籍的政坛才子,与沈桂芬、沈葆桢、李鸿章为同年(道光二十七年)进士;他是曾国藩和刘蓉的换帖兄弟,又是曾国藩和左宗棠的儿女亲家。他属湘系集团中的智囊人物,说服曾国藩夺情出山办团练,倡议捐输筹军饷,劝说江忠源创建水师。真可谓少年得志,名满天下。而刘锡鸿呢?乃广东省番禺县一渔贩之     

“谁识扁舟五湖外,尚有朝士梅子真”——王麓屏其人及其与曾国藩的交往

王麓屏,名家勋,字国光,麓屏其号也,湖南新化人。道光十五年乙未(1835),王与曾国藩一起参加会试,得以初识。王于是次会试中式为进士,授吏部主事,后晋奉政大夫。曾国藩则于道光十八年戊戌(1838)中式为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历升至内阁学士。两人可谓同乡、同门、同官,在京城期间两人交往增多。道光二十七年,王氏因小事受议处,慨然辞职。曾氏认为满人冢宰不当以小事劾之。道光二十八年当王氏离京时,曾氏率领湘籍京官和同年、友好数十人亲往潞河送行,作诗二首赠别。诗中云"谁识扁舟五湖外,尚有朝士梅子真",以汉代梅子真的故事来赞许并抚慰王麓屏。     

苏颂与北宋科学

苏颂,(公元1020年-1101年),字子容,北宋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人.他与王安石同登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进士.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官至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苏颂为人正直,为官五十余年,遵守法规,不为奸污.宋神宗时领导一个科技班子,总结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首创世界上第一座天文授时仪器"水运仪象台",编著驰名后世的《本草图经》、《新仪象     

金天会间进士辨疑(二)

(三)王绘,字质夫,元好问说他是"天会二年进士"(《中州集》辛集第八《王太常绘》),但所撰《大圣院记》,自称为皇统九年进士,这已由薛先生指出(参见前引薛瑞兆《金代科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页).应从其本人之说.     

鲍超与霆军

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中,对有关清方人员和事件的研究还是薄弱环节。本文对湘军的重要将领鲍超和他率领的霆军试作初步探讨,不揣浅陋,奉请同志们指正。一鲍超其人湘军的高级将领有两大特点:一、大多数是湖南人;二、大多数是书生出身。湘军创始人、主帅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湘军的三位统帅:江忠源是举人,湖南新宁人;胡林翼是进士,湖南益阳人;左宗棠是举人,湖南湘阴人。湘军的四个最高层领导人不仅都是湖南人,而且都是书生出身。在十三名统领中,罗泽南、曾国荃等八人是书生出身,鲍超、塔齐布、多隆阿等五人是行伍出身;罗泽南等十人是湖南人,只有三人不是湖南人:鲍超是四川人,塔齐布出身于满族镶黄旗,多隆阿出身于满族正白旗。在湘军主     

朱九江的书学及其传承

朱次琦(1807—1881)字浩虔,一字子襄,号稚圭,广东南海九江乡人,世称“九江先生”.早岁就读广州越华、羊城两书院.道光十七年(1837)中举人,二十七年成进士.咸丰二年(1852)奉诏出使蒙古.同年秋,知襄陵县事,在任上兴利除弊,深受百姓爱戴.次年春去官归里,讲学于礼山草堂凡二十余年.粤督阮元屡聘主讲学海堂,均辞不就.光绪七年(1881)获授五品卿衔,旋卒,终年七十五岁.一生治学,主明理达用,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硕德高行,博极群书,其品诣学术,在涑水(司马光)、东莱(吕祖谦)之间,与国朝亭林(顾炎武)、船山(王夫之)为近,而德器过之”.①著有《国朝名臣言行录》等,门人辑有《朱九江先生集》,学海堂刊有《是汝师斋遗诗》一卷.     

周亮工寓闽诗文及笔记

周亮工(1612-1672)字元亮,号栎园,河南祥符(今开封市)人.明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曾任山东潍县令和浙江道试御史.明亡降清.顺治四年至十一年(1647-1654)周亮工在福建先后任按察使和布政使.1654年秋擢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调离福建,赴京任职.顺治十二年(1655)七月浙闽总督佟岱以"贪酷"诸款弹劾周亮工;周被革职,自京"赴闽质审",在闽"质审"前后达四年,后被解押返京,继续受隔离审查,于顺治十八年(1661)终以案情不实,无罪释放,调任他职.     

“狂人”高二适的“君子之学”

20世纪书法史上,高二适在章草方面的造诣和研究至为深刻。他不仅著有《新定急就章及考证》,还开创了狂草新体,自命为"草圣"而被贴上了"狂人"的标签。考察高二适的书学观念,可发现其理念及方法与理学家曾国藩极为相似。高二适对章草的研究和传习,严谨而率性;在对书家的评论和审美趣味的追求上,他抑怀素而褒杨凝式,推崇的是"中和"的观念,可以说,高二适的书学之道并不是"狂",而是"君子之学"。     

试论曾国藩理学思想中的朴素唯物主义倾向

<正> 曾国藩的理学思想本诸程朱理学,因此,以往论者认为,曾国藩理学思想的理论基础完全是主观和客观唯心主义的.这几乎已成定论.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大有可商榷之处.曾国藩的理学思想确实本诸程朱,但却非此一源.如张载、王夫之的理论就对他的理学思想有很大影响.特别是他在同治四年(1865年)刊刻王夫之的《船山遗书》前后,由于他接受了张载、王夫之哲学思想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并加以消化、吸收和阐发,从而使他的理学思想具有了一定的朴素唯物主义倾向.这一倾向,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金天会二年进士辑补

薛瑞兆教授在《金代科举》(见该书第三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所列天会二年进士中,刘、杨晖、张国正可作进一步考证。高似为天眷二年进士。毛询、毛评或许是北宋进士。马大中的进士身份可疑。马柔德应为天会四年进士。王尚智、韩渤、曹溥为金初进士,不一定是天会     

曾国藩的人才教育观述评

晚清之前,湖南学人"弁冕史册者"廖若星辰.但是以曾国藩(1811～1872年)进入统治中心为转机,湖湘士人尤其是曾国藩的弟子门生日益彰显在社会近代化的历史舞台上.出现这种现象,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湖湘学以曾国藩的成功为契机,借助曾国藩的人才教育培育出了一个较之传统士人群体更能适应社会近代化需求的具有匡世扶艰的精神和经世致用的务实态度的事功群体.     

明代福建史学家柯维骐和《宋史新编》

柯维骐(公元1497-1574年),字奇纯,明代史学家,出生于福建莆田的一个仕宦之家.高祖柯潜,字盂时,号竹岩,翰林学士,邃于文学,著作有《竹岩诗文集》.父亲柯英,学有渊源,官至徽州知府.柯维骐"少承竹岩公家学之传",是一个"思远而志弘,识高而才敏"的少年.他于明世宗嘉靖二年中进士.那时,明朝的政治已经十分腐败,朝廷宦官弄权,地方农民军蜂起,北边有鞑靼的威胁,沿海有倭寇的骚扰.在这种情况下,柯维骐不想出来做官,他虽被授予南京户部主事之职,但未赴任,称病归乡隐居.其时,朝中张孚敬用事,创立了新的职官制度,规定京朝官病假满三年者,一概罢免,所以三年后,柯维     

金天会十一至十五年进士辑补

天会十一年至天会十五年间,尚有需补充的金进士. 一、天会十一年进士:薛瑞兆教授考订出天会十一年进士4人(<金代科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耿嗣昌、郝俊彦、杨用道、王建中.我以为,郝俊彦的进士身份应较可靠,亦可对有关的史实进行补充.耿嗣昌曾中状元,但将他作为天会十一年状元,似无确据.杨用道、王建中或许是天会间进士,但不一定是天会十一年进士.     

一位中古时代知识分子的“入世”与“遁世”(上)——陶弘景评传

二十四史中,有不少《隐士传》、《高士传》、《方伎传》等,记载了无数个隐居山林的高尚之士.这些人,多数是因仕途无缘才踏上隐居之路的.陶渊明的"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虽然极有名气,但陶渊明确实仕运不佳,已到了走投无路之境.陶弘景则是一位很特殊的隐士,他仕途颇为顺利,却性爱丘壑,于三十七岁时突然把朝服挂于城门,隐居到句容山林华阳洞中去.他为自己取号"隐居",一切书信往来,落款均为"华阳     

进士登科录探源——兼与傅璇琮先生就"金花帖"问题商榷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重要原始文献《进士登科录》,有一个产生、发展、完善和消亡的过程。明清时期的《进士登科录》源于唐代前期的《进士登科记》。唐大中十年(856)宣宗敕令"仍仰所司逐年编次"为始,标志着此后真正意义上《进士登科录》的产生。宋、元之后历代都重视《进士登科录》的编刊。关于登科录起始有两种常见错误说法:其一,自咸平元年(998)孙仅榜始。其二,自崇宁二年(1103)霍端友榜始。此外,"金花帖子"即榜帖,并非如傅璇琮先生所言"类似后世的‘题名录’"。     

杜牧诗文编年补遗(摘编)

开成三年戊午(公元838年)杜收三十六岁。在宣州崔郸幕。编年诗补:《宣州开元寺赠惟上真人》(《全唐诗》卷五二六)、《偶游石盎僧舍》(卷一)。杜牧宦居宣州共两次,第一次是在大和四年九月至大和七年春,约二年半时间。第二次是在开成二年秋至开成三年秋,为一年时间。从这两次在宣州的情况来看,心情是不一样的。第一次是他进士及第、制策登科后,随沈传师先到江西南昌后来宣州。沈传师为人恬让和平,幕中同僚人才济济,又     

曾国藩与吴廷栋关系考略

曾国藩与吴廷栋共历嘉道咸同四朝,同为晚清理学的中坚、桐城后学的砥柱。道光年间,他们同师唐鉴,求道问学,相交为友;咸丰时期,声气互通,镇压义军;同治时期,同居高位,规切友朋,成为"同治中兴"的贤辅名臣。他们由医而识,由学而知,在复杂混乱的晚清政治生态中,相互攀援,最终缔结为不二的利益共同体,带来了"理学中兴",改变了晚清儒学原有的格局与谱系。考察曾国藩与吴廷栋的三十二年交往史,有助于观照晚清学术与政治彼此纠葛的诸多面相。     

《刘希夷时代考辨》质疑——与陈文华同志商榷

《光明日报》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五日第三版,发表了陈文华同志《刘希夷时代考辨》一文(以下简称《考辨》)。该文根据《国秀集》目录上“广文进士刘希夷”一语和刘希夷的两首诗,就断定刘希夷“是盛唐时人,而不是初唐时人”。并进而推测“刘希夷及第之年可能是肃宗上元二年(761),而不是宋之间及第之高宗上元二年(675)郑益榜”。近来翻阅一些有关刘希夷的资料,发现此况距事实较远,愿提出与陈文华同志商榷。 现存《国秀集》口录上确有“广文进士刘希夷”一语。《考辨》一文指出:“广文进士,即广文馆进士。据《唐会要》卷六十六云:‘广文馆,天宝九载七月十三日置,领国子监进士业者。……’……希夷既称广文进士,则其及第之年必在天宝九载(750)后。”这似乎是没有问题的。但仔细查阅《国秀集》